"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他是老北京的“活地图”，他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他是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大卫森勋章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历史地理学，有他在，许多历史古迹被保存了下来，如果没有他，北京的许多历史地理沿革也许还比较模糊地存在老北京人的脑海里，随岁月慢慢消失。 　　他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2013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 　　，人们又一次感叹：民国风范，又勾去了一抹色彩，大师情怀，谁来传承？这片神州大地，需要每一位中国人共同守望。 　　名人印象 　　[活地图·老北京] 　　侯仁之讲北京 　　侯仁之人送美“活北京”。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以现代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地理原因，揭示出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A 北京高寿？他知道答案 　　倘若问你一个问题：“北京城有多大年纪？”你肯定回答不出来。但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责无旁贷，他必须回答。侯仁之经过多年艰辛的探索，终于在1990年，报出北京城的诞辰。他说：“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应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第二年，他又提出了“北京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紫禁城。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开辟。天安门广场整修一新，东西长安街成为通衢。西侧建起人民大会堂，东侧建起革命历史博物馆，标志中国进入民主时代。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中心。奥林匹克中心由中轴线向北延伸，象征北京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B 保护莲花池，护卫北京的源头 　　1993年有人提议将即将修建的北京西客站建在莲花池原址上，侯仁之强烈反对。他的意见最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莲花池原址被保留了下来。 　　演讲实录 　　公元938年，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改称燕京。莲花池解决了一个城市的成长所必须解决的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源地。有人会问北京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原因在于我国华北地区降水的特点，冬天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灾，渡口常常受到威胁。因此就利用了莲花池的水。所以莲花池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 　　（选自侯仁之演讲《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面孔评说 　　[关键词：平易近人]作为历史地理学科的大师级的专家，候老在私下里非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任何人的请教都是知无不言、毫无保留。他对北京城深厚的感情，对于历史的责任心让人非常感动。 　　——北京文物局长舒小峰 　　[关键词：大功臣]侯老算得上是北京城市建设的大功臣，德胜门的留存、天坛内古建的腾退、长安街南段城墙的复建……很多工程都是侯老牵头专家呼吁的。 　　——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 　　[关键词：治学风度]二十年前曾经听候先生讲过燕园。西服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悬挂后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北大学生 　　治学·北京缘 　　名人自述 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_侯仁之 　　求学——辗转的梦想 　　[速用片段]他20岁上高中，读研换过老师，读博被战事耽误，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兴趣产生梦想，梦想推动行动，“到民间去”激励着他一直前行，从不回头。（立意角度：心甘情愿、不老的梦想） 　　弃医学史：一句话改变一个人 　　1931年初秋，侯仁之20岁。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想让他将来成为医生，为了这个愿望，他将侯仁之送到通县潞河中学高中就读，然后再报考大学。当时，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是到了年底，政府不许抗日了。他感到愤懑，只好去书店看最喜欢的《中学生》杂志打发时间。里面有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侯仁之记住了那几句话，更记住了写这几句话的人——顾颉刚。高三时，校长陈昌佑也建议他报考顾颉刚所在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胞弟也鼓励他：“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侯仁之豁然开朗，果断弃医学史。 　　名校不如名师 　　求学期间，侯仁之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比起在故纸堆中研究历史，他更喜欢野外考察。读研时，“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对他影响颇深，只有通过现场调查，才能发现文献记载的误差。“七七事变”爆发，顾颉刚南下，他转投洪业门下。这位恩师看出他对历史地理的浓厚兴趣，建议他到不太出名的利物浦大学，跟随名师学习。由于欧战爆发，留学搁浅。战争结束后，他重拾学业，从师利物浦大学的达比教授。达比认为：要了解当前的地理环境，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而今天的地理现象，就属于明天的历史地理。利用达比的理论，侯仁之把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专题研究很顺利地系统化起来，并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即是《北京的历史地理》。从而奠定了他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 　　治学——一门学科的奠基 　　[速用片段] 大师风范总离不开热忱的敬业心态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50年来，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研究建立起了完整的城市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立意角度：大师、学而知之） 　　现在的地理，明天的历史 　　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侯仁之先后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刍议》等文，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仁之坚持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系，他认为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把这一学问从历史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就是为了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吸收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奠定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以前历史系中的沿革地理学只讲沿革，不讲地理，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保护地理环境，让后人看见历史 　　历史地理学科正式出现在大学课程中，而侯仁之也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他被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先生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1951年他发表的《“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复原了海淀地区的起源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广泛论证了首都西北郊新定文化区的地理的基础上，指出一定要保护清代修建的皇家园林的水道系统和风景通道，这样才能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并保留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后人了解北京的历史、热爱中国的文化提供一处活体资源。这篇论文直到现在还被建设部门引用和参考。 　　环境·保护派 　　名人自述 我最高兴去沙漠！作为科学工作者，发现是最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个发现直接与国家的建设相关的时候。—侯仁之 　　[先锋]人类影响环境变迁沙漠的前世倾诉着人类的破坏 　　1958年秋，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为了查明这些墓地的来源，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深入乌兰布和沙漠等地。 　　1964年夏，侯仁之在沙漠里看到了公元5世纪初勃兴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的统治者建造的国都统万城。这时，侯仁之先生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统万城初建的时候，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他把现场考察的资料同文献相互印证，指出这里在统万城建立的时候“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 　　侯仁之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指出，人类不合理的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先进的学术观点。 　　[速用片段]作为研究者，除了严谨的态度以外，也需要开阔灵活的思维，否则就会与发现捧肩而过。一双发现的眼睛，一颗智慧的心，才能助你窥探人类文明的奥秘，从而为人类的未来找到新的路途。（立意角度：人类文明、—双慧眼） 　　[力争]文物是历史的载体 　　呼吁：保护卢沟桥 　　20世纪80年代，侯仁之得知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卢沟桥桥体损毁严重。面对这座“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一篇《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在文章中，他说：“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 　　[速用片段]侯老不是埋首古书文献的历史地理学家，他还体现了职业的担当：用自己的知识去保护中华文明，去保护历史，反观现在的学者，论文只为职称为做，两眼旁观窗外事，实在应该感到汗颜。（立意角度：保护、爱国心、城市的记忆） 　　[申遗]传播“世遗公约”的存在带两块砖访美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把这两块砖带到美国之后，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速用片段]如果没有侯仁之，也许张家界、敦煌、周庄等世界级自然文化遗产的认定还要等待漫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对历史地理、对中华文明的赤忱之爱，侯仁之一定不会第一时间就想到让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就是作为历史地理学的责任感：时刻胸怀天下。（立意角度：爱国、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