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
大纲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1.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和社会结构
2.生态社会与城镇化治理
3.工业化集中于城市群不适应生态文明新战略
二、国内外经验教训
三、基本问题分析
1.城乡一体化主要困境
2.改革以来三次圈地运动
3.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4.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问题
5.从政府善意到政府善举
6.新型城镇化
正文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这是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的一个内容。从十七大开始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以来，到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五大文明一起抓，作为五项重大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我们在21世纪贯彻生态文明战略的最大障碍不是如何理解，而主要是在这百年工业化期间已经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以及符合利益集团诉求的激进发展主义思想和行为，这些是不可能自发改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也就是说从十六大以来，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中央反复强调城乡统筹，强调五项统筹，强调统筹协调。利益结构固化是当前深化改革最大障碍。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国家战略会发生重大转变，而我国在确立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政策的过程中具体又是怎样调整的呢？这就是本讲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世纪之交，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提出区域平衡的发展战略。原来小平同志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差别化的发展
战略，当年有效刺激过经济，但它造成的最大的代价就是中国出现了三大差别，主要是区域差别，就东部发展速度很快，资本流向东部，随着资本流向东部，带动其他要素也流向东部，特别是人力要素，于是中西部就迅速地塌陷衰败。所以第一项重大调整就是从1999年开始，以国债投资，也就是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向很难产生短期收益的西部、东北和中部大规模投资。这叫做区域的不平衡，通过国家投资的方式，实现再平衡。接着就是对城乡的再平衡，第三个大的不平衡就是所谓收入差别。
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内需、外需和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30多年来长期维持高增长，其实它是三驾马车每一个十年差不多换了一个驾辕的。80年代拉动中国增长的主要是内需，到90年代换了外需，到新世纪换成了投资。因为投资拉动增长，特别是投资面对的是三大平衡，就是所谓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所以这个投资拉动增长的战略直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再从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情况看，第一个就是区域差别再平衡。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投资，却使得中国在十年之后，当我们遭遇到第二次外向型的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转化成2009年全球大危机的时候，西部成了红灯区。第二个战略，我们叫做城乡再平衡。中央从2011年起全面接受三农问题，2002年十六大开始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2003年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实际上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和以往相比，现在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在基本建设和公共开支上，三农开支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最大的开支了。第三个大的战略应该是贫富差别再平衡。当然这就包括无论是直接收入还是间接收入，都要通过深入改革来加以调整。其中，对于城乡差别再平衡，我们应该把它归结为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让农民能够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同时，通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收入，活化农村的资源性资产等，包括新型城镇化，巩固城乡再平衡战略的成果。自1998年以来，中国遭遇到连续两次外部输入型的经济危机，这同时又是一个调整自己发展战略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应该说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2007年，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后，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到2020年建设成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同期，2006年一号文件、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都是把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并列的，新型城镇化提法当
然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叫人的城镇化。这个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涵是什么呢？它和中小企业相结合，才能有效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承载中小企业的载体是城镇，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新型城镇化和发展中小企业这本身是一体两翼，是城乡一体化这个一体，所以真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恐怕就得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承载几千万家中小企业这种方式来实现。
1.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和社会结构
战略转变过程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我们把它叫做金字塔型的双稳态经济结构。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也是基于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新变化。我们实体资产大，金融资产小，这跟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金融资本大，实体资产小，它是个倒置的金字塔，它的经济难以稳定。中国因为没有完全实现货币化和资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中国现在是正向的金字塔结构，它的底座是实体资产，实体资产还能增大，中间一部分是金融资产，上边一部分叫做债务资产，我们把这三块放在一起会发现，比值关系当然是相对合理的。尽管中国有很大的债务，但应该说债务资产相对于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都是比例比较小的。所以这么看，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信心，如果没有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现在这个稳态结构尚可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什么叫做颠覆性错误？我们现在相当一部分下层社会中的下层，就是下下层，更认同原来的革命话语，中上层更认同的是西方意识形态。这就在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之间发生了很多尖锐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通过网络的所谓自媒体表达，下层社会不能认同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对自我经验的表达，中产阶级自我经验的表达当然是企业家们是中国社会的栋梁，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下层社会认同的是劳动者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两种不同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一旦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目前在网络体系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舆论混乱，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尚不善于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来建设自己的话语。所以中国发生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中产阶级从下层社会中崛起，社会舆论的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舆论混乱又难免带有原来西方在二战之后冷战的遗留。所以现在中国犯不得颠覆性错误，大家不要被网络上所发生的混战所左右。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应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稳态的一个结构。
2.生态社会与城镇化治理
生态文明的唯一特点是多样性，那我们把多样性作为今天经济社会的结构多样性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就说当推进城乡一体化、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时候，必须加上一个重要内容，怎样实现良制，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怎么才能够改善政府治理形成良制，那就得承认结构多样性，以结构多样性这个基础条件来形成多种的市民组织，然后发展市民参与式的治理创新。也就是说，要通过市民有组织的参与治理来形成制度创新。
这主要针对的就是占人口60%的下层阶级和占人口30%左右的中层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多样性，要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渐逐渐培养起人民。人们能够构建自主性的话语体系，有了自主性的话语体系作为基础，我们才能有自主性的制度创新，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化建设过程。所以生态文明的提出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到2012年十八大，这个五年期间，人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乱象，看到了很多颠覆性错误的苗头，那现在我们开始强调改善治理，要求政府购买服务，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市民参与式的治理创新。首先是以承认结构多样性为条件，我们才能够改善治理，在这方面，很多地方都有相当多的经验可循，比如说最近，杭州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他们所强调的概念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治理如何能够发动中产阶级市民。因为杭州是一个中产阶级人口占50%以上的城市，有它的特殊条件，。中产阶级如何形成他们的社会组织，如何形成可以集合表达的利益诉求，如何和政府的治理有机结合，杭州市已经提前意识到了，所以他们现在在强调中产阶级崛起，那下层社会相对来讲也有利益诉求。中产阶级的表达，下层社会的表达，跟政府的治理改善有机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讲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信用社会，必须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时候，我们得知道，之所以现在市场秩序混乱，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信用社会，而信用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是可维护的契约，那什么契约才可维护呢？经过集合谈判的契约才可维护，如果这个契约的形成是明显的具有一方强势一方弱势，然后强势剥夺弱势，那弱势群体早晚会反。尽管很多政府部门都高度认同亲资本的政策，但它未必是有效的，因为这种契约关系不可维护。所以现在之所以社会信用混乱，市场秩序混乱，究其本原，除了最坏资本主义评价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市场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谈判的契约，而是一方强势一方弱势，强行达成的所谓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不可维护的。
3.工业化集中于城市群不适应生态文明新战略
中国人追求工业文明，追求了一百多年，从1870年前后，当中国开始进入所谓洋务运动的时候，那是一次官方推进的地方工业化，是地方实力派推进的工业化。从那时候算起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人追求工业化、追求工业文明用了一百多年时间。工业化要求的是城市化，它不要求城镇化。城镇化符合生态文明阶段的要求，城市化符合工业文明阶段的要求。很多干部现在仍然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为什么呢？是因为把大的产业集群建起来，它只能放在城市带上，建立了基本建设，形成了一小时城市圈，在一小时城市圈建立便于工业集群形成产业内部最短半径的物流系统，才能有最为明显的所谓集中效应、规模效应。
这合乎逻辑，但却忽略了一点，就是这种工业化加城市化，或者叫做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是反生态的。越是这样做，会发现污染问题、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把产业集群坐落在城市带上，这样的所谓工业文明时代，最能体现规模效益，最能追求效率。只要追求工业化阶段的产业资本集中，那客观需求的是标准化、规模化，以及这种标准化、规模化所派生的一系列制度。工业文明本身就有这种内生的需求，就是追求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资源、排斥环境、排斥劳动、排斥社会。所以，工业文明时代所追求的城市化，本身是反生态的、反环境的。今天，认真回首90年代，我们尽管度过了危机，但是得看到，危机的代价在延缓爆发。如今这个重大战略转型，即转向生态文明，很大程度上是要反思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化要求的城市化，今天所讲的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就有着重大战略意义了。
二、国内外经验教训
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大多数都有生态足迹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欧美国家。在生态足迹合理、人类发展指数又较高的国家中，只有古巴。很多人往往把古巴和朝鲜并列，其实朝鲜是城市化超过70%的国家，它也难以应对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带来的危机。
工业化阶段所形成的大城市大部分都不适宜人居，因为它都有严重的致病条件，也就是可吸入颗粒物。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社会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当它已经使得弱势群体无望的时候，往往就会走向极端形式，那就是游击战争、武装反抗，或者其他暴力形式。现在之所以这些国家采取不了所谓的平衡战略，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条件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欧洲的城镇化我们可以当
做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借鉴方式。比如说荷兰，现在是全民自行车运动。意大利的景观农业，坚决反对任何人调整农业结构，保证一年四季的景观，依靠景观农业带动休闲旅游农业。德国强调他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是撤村并镇，而他们确实保留自己的传统小镇。
因此，我们说新型的一体化是市民下乡与农业进城。市民下乡有新的需求，我们把它叫做四洗三慢，四洗指的是乡村文化洗心，山林空气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机食物洗胃，这叫做四洗。三慢指的是慢程、慢食、慢生活。农业进城应该是在一体化条件下发展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其实大家不用太多去琢磨，白宫的草坪，北京有些小区里面开辟的市民菜园，学校里面开辟的学生菜园，这些都是新气象。
不是把农业赶出城市才有文化，让农业进城才有文化，比如新加坡、日本的京都。韩国的首都首尔，它的中央CBD，前面要种上一行麦子，种上一行油菜，才觉得是有文化的。如果到了欧洲，欧洲人最高的接待是让你住乡村，早上牛叫声能把你叫醒，然后一推开窗户，那是木头的窗户，窗下就是牛在吃草。所以今天我们用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化思维来改造人类生活方式这个阶段，应该告一段落了。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的个性化需求，它在整个消费的改变上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各地的领导干部应该多一点文化的内涵，想想面对的消费者是一个不断庞大起来的追求个性化的中产阶级，农业应该怎么去为这部分群体服务。城市的这些产业应该改变，农村的产业也得改变。过去工业化时代所要求的农业产业化、大规模在大多数像欧洲、像日韩这样的国家已经退出了。
市民参与式的都市三产化的农业具有生态文明的多功能性，具有什么呢？就是生态环保、休闲体验、文化教育和历史传承。市民参与式的农业，社会要让农业回归社会，农业不能拖欠于社会，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现在，社会各界五万多人来参观，几乎每周都至少有两三次社会组织来这举办各种活动，这变成了一个不是一般的休闲体验，而变成了一种文化。农业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特点在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它还有很大的传播功能。
三、基本问题分析
1.城乡一体化主要困境
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困境，在于城市资本只能利用二元结构向三农转嫁成本。国家战略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是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
现在这个利益结构就和政府部门的改革直接相关。发展中国家普遍都会遭遇到三农困境，发展主义导向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三农困境这是普遍性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基本体制矛盾，它很难用殖民化与全球化条件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来描述。第二个特殊性在于分散小农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过大，因此越是自由的契约所造成的就是越不可维护性和对抗性冲突，这些都是作为造成外部性问题对全社会的转嫁。
三治问题我们叫做县治、乡治和村治。不论何种主义的现代化上层建筑都因成本过高、无人支付而造成治理问题，今天的治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成本过高。中国自从清末帝制解体之后，任何政治家和学者大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上层建筑尽管被人们推崇，但根本不适用于小农村社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才产生县乡村三级治理的矛盾。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未必愿意接受。其实，现代化如果和生态文明结合，首先是要承认多种社会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多样性的社会才是生态文明，当把这个东西做为文化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承认各种各样不同的低成本治理的有效性了。
2.改革以来三次圈地运动
整个工业化的这几十年，因为我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没有资本，所以我们必须是利用外资，所以第一次外资是苏联资本，苏联资本进入中国以后，带来了两次危机。第二次利用外资是1970年以后我们利用西方资本，也带来了两次危机。第三次，到了80年代以后，用所谓合资合作的形式引进外资。而到90年代以后，加入全球化，基本上属于全面引进外资了。这四次外资每次各造成两次危机，90年代以后的这次，其实主要是全球化条件下输入性的通缩和输入性的通胀。这个过程，因为工业化从原始积累到产业扩张，都制造了巨大的工业化时期的制度成本，那农村其实早期是向城市提供原始积累、提供剩余，但产业资本扩张的时候承接的是产业资本扩张的代价，所以才出现二元结构。农民不仅分享不了现代化的好处，反而承载了现代化巨大的制度成本。所以，二元结构的问题相对而言是一个让农村两头都必须付出，既提交剩余又承载代价，因此就出现了三农的衰败。所以客观讲，二元结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个客观过程，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好和坏。现在工业严重过剩，已经到了该调整的时候，那国家也已经提出了调整战略，只是原有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他们不能自觉去调整自己的利益结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扩张阶段有过三次圈地运动，这是继续向农村转嫁代价的方式。每一次GDP的高增长都带来一次土地大规模被圈占，那三次圈地运动各有各的特点。到城市产业的资本，主要靠从三农提取剩余并且向三农转嫁代价来维持它的原始积累和形成的产业扩张，那这三次圈地运动就是一个明证。
3.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化解问题其实很早，早在1985年当农村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乡镇企业发展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后来总结到，农村改革是三大创造，农民除了创造了家庭承包，还创造了乡镇企业，还有城镇化。80年代导致城乡差别迅速缩小是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同时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到15年之后的1996年前后，县以下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价值已经占了全部工业增加值的5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两种不同的产业就发生了很多矛盾。那时候当然政策主要是城市导向的，就导致乡镇企业出现了很大的发展瓶颈，原有的负债就暴露了，大批转制或者破产了。所以从那以后，原来已经打破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又凸显了，再度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迫使大量的农民劳动力流出农村，过去本来在村镇条件下就已经实现工业化，占有了工业化的收益，分享了现代化的好处，结果又变成了大量流出到城市和沿海打工，变成了纯粹出卖低价劳动力。同时，农村土地被大量征占，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次回潮，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原有的突破基本上又偃旗息鼓了。
4.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问题
原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管建设的，但主要是管城市建设，到80年代大包干以后，国家财政对农村的开支就大幅度下降，从原来占百分之十几，下降到只剩下3%左右。1984年，当时建立的叫做财政甩包袱形成的是分级承包，允许乡镇自收自支。到1994年，就是所谓财政分级承包制度实行十年之后，提出分税制，导致中央财政占比增加，县级以下财政只能保吃饭，县以下政府部门对三农的服务就大幅度减少了。同期，1994年以后教育医疗都产业化了，农民必须支付，这些所谓公共开支就变成支付产业性质的收益。教育和医疗都属于单方垄断，于是农民负担越来越大，农民支付不起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当时就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后来，胡锦涛总书记把它改成叫做农民现在有三难，上学难，告状难，就医难。总之，公共开支其实变成了农民的负
担。1994年分税制以后，这种情况导致农村中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这些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于乡镇基层的财税能力不足，上级补贴又很少，于是乎，一方面农民负担增加，一方面乡镇的功能下降。
2006年彻底免税后，中央和省两级为主承担了县以下农村基层和公共开支的责任，农民负担才相对减轻了，但由于上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乡镇服务功能的大幅度下降和村级组织的瘫痪，所以在完全免赋之后，政府就更没有积极性到农村去管他们应该管的事了，于是农村就变成了治理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农村中出现经营结盟，乡村公共资源就私立化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竞选村主任、村书记，就是因为可以把公共资源私立化，为个人服务。因此，群体性事件增加乃是治理从弱化变成略化的必然现象。
20世纪的问题到21世纪是有所改善的，改善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大规模七万多亿的投资。投到农村以后，农村的基本公共品算是由公共财政负担了，比如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基本免费了，看病新农合能报销了，低保户基本上做到应保尽保了，所以农村现在教育、医疗和低保这三项基本落实了。同时，国家每年还要大量向农业做补贴。再进一步看，就是我们农村基本的公共开支和基本建设开支已经被财政的支出所覆盖了，这些都属于典型的改善。这是上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开始提出的从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解决的就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过去三农问题，特别是乡村治理问题的严峻性。
5.从政府善意到政府善举
国家财政大量增加了投资，连同其他方面的投资现在三农总投资已经超过七万亿了，并且每年仍然是一万多亿的投资，所以现在三农的投入是国家财政最大的一笔开支，所有领导都对现在三农问题表现出了极高的政府善意，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政策都是相对合理的，但是要想把政府善意变成政府善举，仍需强调创新。今天，中央在搞群众路线教育，表明基层不稳的症结仍然在于政府主导内涵的悖论。因为我们在工业化时期已经形成了部门与资本结盟的附权模式，它的下移等于加强了精英俘获机制，再结合上现在所谓的劣绅当道、地痞横行，这样的乡村治安略化，甚至是治理组织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三宗力量的组织，我们叫做宗族、宗派、宗教，本身具有非正规性了。因此，也就很难再真正贯彻中央加强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路线。所以，要真想创新就得发动农民和市民形成非
对抗组织，使之真正成为新兴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这样才能具备新战略和有关政策落实的基本条件。
这十几年来做了很多试验，试图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弱化冲突。我们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大量的冲突，按现在的情况看，平均每天得有三十多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显得社会的不安定程度非常严重，很多政策是加剧社会冲突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弱化社会冲突呢？首先需要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只有形成组织才能对接政府善举。怎么把政府善意变成善举，就是善意怎么变成善行，恐怕还得到农村去深入发展农民的组织。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特别强调了，农村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性的合作社。过去因为部门利益在农村很难自觉调整，所以当时2007年给农民合作社立法提出的叫“专业合作社”。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了两个字，以后发展的是“综合性合作社”。世界范围内总结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在专业生产领域中去发展合作95%是失败的，但我们立法要发展合作，恰恰是要搞专业的，那其实注定失败。因为农民合作社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组建的合作社只有日韩模式相对成功，而日韩模式就是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只有让农民去从事那些能够产生比较高利润的，比如说像金融保险、购销、餐饮、房地产、旅游饭店等等这些三产领域中的经营，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农民才愿意加入合作社。所以日韩的综合性合作社都是在三产领域中占有份额并且是免税的，政府通过免税，通过各种各样的资助，把这些收入提高，然后让这些收入能够返还农民。这个过程其实在中国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希望这种农村的综合性合作社得到很好发展机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市民加入和市民下乡的条件，同时也有了农民经营旅游饭店、经营城里的超市餐饮、经营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的条件。这样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才真有可能实现。
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农业在资源环境保护中的重大的作用，认同只要在农村中推进立体循环农业，那就起到了有机环保的作用。当然，这个最好是我们带动市民和农民的融合，用资源环境的保护来嫁接市民和农民相融合、相结合的桥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涵，就是以资源环境保护为一个方向来引导农民向立体循环农业转化，同时引导市民利用这种循环农业的产品。这样一套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市民、农民之间融合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环
保的农村经济。我们提出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城乡融农民与市民的良性互动，这应该成为当前新兴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6.新型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也好，生态文明也好，如果想建立制度，一个基础性的安排是文化建设，怎么能够帮助形成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建设，这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所以，我们在农村中也开展了很多文化建设，帮助农民形成一种有利于有机农业发展、有利于资源环境的文化认识。这些工作一旦和前文所说的市民农民之间在资源环境的导向之下形成融合结合起来，那么对城乡一体化会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同样应该是生态文明多样性与市民农民相融合，生态文明多样性是一个引导性的发展战略。我们把这个发展战略建立在市民农民相融合的基础上，那城乡一体化就活了，它会和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说到用文化建设来引领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是，希望政府各级官员有文化、懂文化，也热爱文化建设。过于粗放的增长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可持续建设阶段正在方兴未艾。希望大家在群众路线教育中做自我批评的时候，真正把自我批评的工作放在检讨过去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上，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央生态文明发展的战略，才能真正去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才能实现新兴城镇化的要求。
最后，希望大家在重视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一种思考，就是我们不能把故乡摧毁了，把乡土文化摧毁了，将来我们的后代都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那岂不是我们没有尽责吗？我们需要发动城里人到农村中去发现乡土文化之美，让大家更热爱脚下这块热土的所形成的文化感，这样城乡一体化就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