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下）
文/周汝昌
【上接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上）、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
七、鹭品鱼秋
曹寅为纪念他的亡父，求名画家绘过好几幅《楝亭图》，一时名流题咏殆遍，分装为四五巨轴。就中琼章宝翰，应接不暇，而阎若璩最赏杜濬的四首五律。其诗不见收于《变雅堂集》，遂觉这一段笔迹比纳兰容若的小楷题记还要名贵难得得多。
有位老史学家曾因谈论《变雅堂集》的版本、文章而兼及作者杜濬的为人，说过一段话：“濬、伏处江介（南京），穷饿自甘；观与王东皋（潜）、孙豹人（枝蔚）书，君子嘉其有守。独惜不免奔走声气，遍交一时名士：若周亮工、施闰章，犹可言也；熊赐履，时方向用，亦以文字泛爱及之。虽日同里之契，气味相投，然因人而热，岂草衣卉服之所宜乎？盖好名之累，——与岩穴幽栖之士，颇异其趣矣！”这批评，自是春秋责备贤者的善意。
若提到清初的明代遗民，假如不原心略迹，单是检查他们和朝士是否严格断绝往来并因而论其人品，那么真是少有“完人”。傅山在众位“征君”之中是最称佼佼者的，他在康熙十八年被人死拖活拽地抬到京师，坚卧古寺，以死为拒，才得不入新朝，放归故里，可是次年就还要画一幅“荷竹”寄给身为翰林、将迁祭酒的王渔洋。要说王渔洋不能和“文端公”熊赐履并论，那另一位“文端公”张英总能吧？可是钱饮光却要和张英鱼雁往还、情好甚密——饮光非他，就是那位早被南京阮大铖置名党籍，先佐嘉善钱揉起义、次赴东闽唐王聿键、后从南粤桂王由榔，以实际行动抗清、屡折不回的田间先生。顾宁人，坚决不受笼络，而北上徘徊，并不曾和他的外甥徐乾学真正断绝关系。谈迁，一介不取，而至不惜为人幕友，以“褐贱”入燕；他时常置身于吴伟业、曹溶等人的广座之间，不足为奇，还要“日伺贵人们，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黄宗羲，人人尽知，“明夷待访”，却也派遣儿子代应史馆之聘……这样的例子举不尽。若不问其真际如何，但核形迹，那可议的则岂止杜濬一人而已哉。
尽管如此，但像上述这种人，纵然出处不同，他们的关系、渊源，本是千丝万缕，藕断犹连；他们的伤心怀抱，也是表为万殊，总归一本：彼此交往过从，毕竟不算新奇；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然和满洲内务府郎中、苏宁织造曹寅交往过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交往过从。——尤其新奇的，是他们竟使曹寅在交往过从之际，逐渐感到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而从衷诚中唱出“影虽惭鹭品，心已觉鱼秋”、“我岂入流客，临风惭影形”的声音来了。
曹寅从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和明遗民们接触的呢？那还得由康熙说起。康熙八岁即位，十六岁就“庙谟独运”，智擒鳌拜，亲收帝权；十九岁，决议撤藩，真是“圣断”非常；二十二岁时，败吴三桂，降耿精忠、尚之信；次年，尚可喜卒；又次年，吴三桂死：数载之间，三藩略尽，仅有孑遗——就在这同时，干戈待定，礼乐已兴，这位年方二十三四的皇帝下决心以修明史开博学鸿儒科为名，急不可待，要一网打尽普天下的“胜国逸老”了。——三年以后，诸藩悉平，已死的吴平西、降后的耿靖南，惨遭拆骨磔身之酷，而同时朱方旦以刻“秘书”被杀，文字之狱亦由此端倪；一句话，凡是前朝剩留下来的“危险人物”、“麻烦家伙”，不管你“武士”还是“文士”，都一面牢笼、一面镇吓地要他们贴伏用命，事情就是如此。
博学鸿儒科一开，诏命极紧，地方官手忙脚乱，遗老们被逼迫得鸡飞狗跳、苦不堪言，一百四十馀人终于毕集神京。曹寅却大得其所，欢喜若狂。这位天资极高、深思好学、多才多艺的曹公子，那时才刚二十一二岁，已经是一个像样子的诗人，颇使这群先学长者惊动；他一下子会到这么多的胜流，他的快乐就在于“文章光焰思前辈”、“脱帽论文快十年”这件事上，因此结识了很多位谊兼师友的酒侣诗朋。
最奇奇不过，这些朋友不算，其间竟还有他的长辈情亲——就是上回提到、称赞曹寅“如临风玉树，谈若粲花，甫曼倩待诏之年，腹螂嬛二酉之秘。贝多金碧，象数艺术，无所不窥；弧骑剑槊，弹棋擘阮，悉造精诣”，而曹寅视为“全身”“楚狂”的那位蕲州顾景星先生（他被征至京，坚决辞疾而归）。他们之间的“舅甥契谊”，已无疑问。这是因为不但曹寅亲口称顾老为“舅氏”，就是顾老作诗作文给曹寅，所用的典故，如“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如“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等话，也正都是舅甥的故事。这事就奇了！我至今闹不清，大明蕲州顾氏和大清满洲曹氏，是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而结成姻亲的？据他们舅甥两位自述，二人分明是从康熙十七八（戊午、己未）年间开科征士时才晤面初交的，前此不曾相识；而曹寅在二十二年之后重睹舅氏遗像，说：“颧颊宛然，謦欬如在，……中间人事不足述，感叹存殁，悠悠忽忽，何以遂至二十二年之久！……然自今以往，得睹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之前也！”语气含吐异乎常谈，——也更使我感觉糊涂。诚盼海内博雅，告以原委，借明此段满汉朝野势不相并的两种家族间联姻的掌故，所关或亦匪浅也。
及至曹楝亭来做苏州织造，他更结识了大批的文学之士，这时期他征题求咏的行动也最活跃。桐城方面，是他的“目标”之一；像题过《楝亭图》的方仲舒（方苞的先人）、潘江（戴名世的老师），已都是令人注目的人物，而钱饮光也在内，更可惊讶。
题题诗册画卷——若仅仅是这种应酬来往，并不说明多大问题，怎奈他们的关系实不止此。他们诗文唱和甚多。曹楝亭答和方仲舒的诗，有“岁月柳生时，江湖鱼脱纶”的句子，——方老先生还送“鲊鸡”给楝亭吃哩！至于钱田间，就更有趣，他到苏州，亲自“趋候”楝亭；他是楝亭向桐城人士征诗的代理人，说：“敞邑人士，久慕风谊，勇于请教”，并惋惜“诗多页少”，册子太“短”；他连他的儿子、孙子、曾孙，一门四世，都题了诗，目的是“以志通家之谊”；他意味深长地说：“弟老矣！与先生后会何期？此辈（指子、孙、曾孙等）少壮，趋风有日，车笠相逢，陈述旧好，兹诗其张本也。”这事可妙极了！
田间又向楝亭慨叹：“杜苍略遂作古人，……平生故交，零落殆尽，可为涕泗！”这杜苍略，就是杜溶的难弟杜岕。他弟兄并称“黄岗二杜”，又在“湖广四强”中两人就占得其二，明遗民中身价气节极高，侨居在南京最僻远的地方，极难接近。可他们和曹楝亭从很早就成了知交。
那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晋曹寅为内务府郎中，即须进京当差；这时曹家在南京已经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赋北征。登舟之日，杜苍略特意江干送别，并珍重以诗为赠。这首诗——五古为体，《思贤》名篇，长达三百四十言，情词切至，真是非同小可！那诗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今天，“举目判关河，携手百端集”了，感怀无限。后言：“宿离（读若俪）恒不贷，忧患亦难述；伊余既缔交，宁禁弹清瑟？摆脱优游谈，欲宽行者恤。”意谓既属深交，无事肤泛，欲吐肝膈，以慰行人。他教导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贪富贵，以老氏“外身”、箕子“恭”“寿”（九畴中恭为“五事”之先，寿为“五福”之首）、周易“柔顺”之道为处世南针，可以春水野航、悠游自泛，最好是努力从事著述，赏奇文，析疑义；最后，举吴季札和曹子建二贤为例，要他深思远鉴。
这事真透着“玄”！说这是教他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当然不算错，但就曹楝亭来说，谈到他所“处”的那“世”、所“为”的那“人”，岂是寻常一般可比？杜老先生的“清瑟”，弹来弹去，不客气，分明是弹到曹楝亭的政治态度上来了。
要说单是杜苍略，他万万不会这般孟浪，当然是在前时曹楝亭曾和他深谈过心事的。楝亭留别杜老，至有“愿为筇竹杖”之言，可见倾倒之致。楝亭此时已二十八岁，非复少年，阅世既深，忧危渐积，又值孤露新恫，茕然四顾，不禁要有问途指迷之请。大概杜老这种的示教，结合了他自身的内因，对他深有影响，自今以往，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是遵循了这种教诲的。
楝亭既与苍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屡形梦寐；苍略得知之下，感怀赋诗，写出“异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形疏千里外，梦寄一灯深……”的句子，太息“茅屋”、“华筵”，等伦非匹，人生梦梦，觉路难寻。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次年，七十三岁的老人，特濡大笔，又写下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
那序上来就单刀直入：“与荔轩（曹寅）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这先老实地表明曹寅于“同学者”乃是“异类”。接云：“既而读陈思（曹植）《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这说明这位“异类”的思想实与“异类”不同。然后说荔轩以诗为性命，辗转反侧，无时不“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精微烂金石”，与曹植何异？然而曹植当日，有刘桢、王粲、丁廙为唱酬，有白马王彪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轩二千里外，独求知于我，“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此予所以欲笺释要眇，为之旁皇抚卷而不能已也”！最后说，读荔轩之诗，当知人论世，盖其诗中有物，有“奇怀道韵”，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为要紧；“使徒赏其诗渊渊尔、锵锵尔，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这简直“玄”透了！
我尝想：曹楝亭既非“皇子”，又非不见亲信，更谈不到“克让远防”和“终致携隙”（陈寿论曹子建语），而杜苍略一直把这二曹牵在一起，拟于不伦，这究竟是怎么个道理？难道只因为他们“同姓”吗？那就太玩笑了，绝非如此。那么“陈思之心”，“君子之心”，到底又是个什么“心”呢？后来读楝亭过东阿绝句：“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即鱼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楝亭诗钞》卷八）其自注云：“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不禁有触。又读复社张溥之论子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于是恍然，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看这事更“玄”不是？
这也许是“求之过深”罢。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他们之间的对话，本也难讲，不过目送飞鸿，会心不远，大嚼则味尽矣。但是要看看楝亭的“对牛弹琴”诗，清湘大滁子竟亲笔大书于自己的画幅上（此画今藏故宫博物院）；要看看楝亭给姚后陶的诗：“雄心作达深杯见，老眼题愁素纸空。”给洪防思的诗：“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给赵秋谷的诗：“海鸥自狎原无主，芦燕辞秋更不还。”给马伯和的诗：“义熙老尽江门柳。”过恒河的诗：“恐是秦时避世人。”他自已，常是在交游中体味到“感兹风雨交，得遂鱼鸟性”，常是“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常是感叹“哀鸣尔何为？纵步不能移”（咏病鹤）。他“服官愁过日，识字悔终天”，“卧护江湖晚，馀生任举最”，自觉是“回翔几触抨弓怒”、“雨虐风欺到白头”，因而切感“身世悲深麦亦秋”。——我们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这是个复杂的题目，这里“话”不清。重要的是，楝亭的这种思想，实予雪芹以深切的影响，他“胸中”的“魁垒郁勃”，正紧紧地关联着雪芹的“胸中磈礌”。
八、悬香和掉云
乾隆二十六年的冬天，敦敏访雪芹于其村居而不值，那时正是野浦寒云，夕阳欲落，山村阒寂，诗人未归，敦敏空对着柴门，在疏薄的晚烟暮霭中，怅然而立，不禁百感茫茫，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以志其荒寒寂寞之意。城郊中诗人们正是在这样地生活和活动着的时候，那朝廷上却也有另一种诗人在作另外的一种活动，因此并曾引起了一桩“诗案”。
“暮年晚遇，人亦谨愿无他”的长洲沈德潜，不肯老老实实地“在家食俸”，忽然异想天开，这年冬天，特地进京，把他选刻的《国朝诗别裁》拿给乾隆看，并且求为题辞，以邀光宠。沈德潜满以为自己在皇帝面前很得脸，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气。乾隆对他的“选政”大加吹求批评，连江苏地方大吏尹继善、陈宏谋都吃了挂累：为什么不好生看管着沈德潜“安静居乡”，“不至多事”！结果，沈德潜获得了“身既老愦”的考语，那部《别裁》，因“断不可为学诗者训”，也遭到了“命内廷翰林逐一检删、为之别白正定”的待遇。
沈老先生，不用说，是兴尽而返，就连我们此刻，也是为之败兴非常的，因为这部诗选，现在所能得见的，就只是经过如彼处理后的版本了，——不过也有了好处：我们却有机会看到，不但钱牧斋第一个恭遭“检删”，跟在他后面的许多诗家都荣膺“正定”，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的特种痕迹。
从这桩“诗案”回溯到七十年以前，也曾有过一桩“剧案”，那就是洪昉思的《长生殿》传奇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赵秋谷、查初白，皆因此被累放废。这些诗人的遭遇，又引起了同时多位诗人的感怀吟咏，如《莲坡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书所记，赵秋谷的“牢落周郎发兴新”，查初白的“摇手休呼旧姓名”，朱竹坨的“薏苡明珠谤偶然”诸篇，尤盛脍炙。只是有一首佳作，独独不见称引，向以为憾事（也是怪事）；今录于此，聊当表白：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我尝说，若是掩去了作者姓名和题目，说它是题品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诗篇，倒能令人相信，因为实在有些对景；可是这首诗本是雪芹令祖曹楝亭为洪、赵二人而作，见于《楝亭诗钞》卷四。沈德潜在他的《别裁》里，一共只收了楝亭两首诗，而这首就居其一，不能不说是有心和具眼。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首诗上：翻开现在的《别裁》本卷二十，赫然在目，其诗竟如下作：
惆怅江湖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忧患成。
礼法世难拘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我对《楝亭诗钞》的版本毫无研究——因为这部集子太难得，我只蒙朋友借给我一种拼配全集本，已是万分感幸，要想集合初刻、后刻各种不同本子作对勘，实在不能，只好盼望收藏专家来帮忙了；此刻所能说的则是：不管是由于内廷翰林诸公，还是由于沈老先生，乃至是由于楝亭诗集的改刊者，总之，这首诗之经过“正定”，是昭然若揭的了。“江关”之变而为“江湖”，显然是为了避免北朝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的麻烦；“恐惧”之变而为“忧患”，这理由就更不待讲；至于“世难拘”，反又比“谁尝轻”硬软不同——看来，这首诗的两种版本，分明是经过了不同“人次”的打磨，分别把某些“圭角”切磋得圆了一些，而由于小心未到，又各自保留了未曾磨净的一些“碍手”之处。
这样较为具体而“形象”地拈举这些，有用处吗？完全有的。我们读清朝人的集子，不能不“知有此事”，稍明其间的若干奥妙；而且，只有知了明了这些之后，才真正能体会，敦诚一再称道雪芹的“爱君诗笔有奇气”、“知君诗胆昔如铁”，并非闲文淡话，在那种时代，要想作诗而能“奇”，是必须有些“胆”才行的，骨子里是必须有点“铁”才行的。——雪芹的诗，他那种所谓“奇”，并不仅仅是“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那种意境之奇啊！
提起这句诗，不免令人想到，敦诚曾屡次说雪芹诗格是“直追昌谷”。我时常就想：敦诚的这一譬喻，是真正确切的吗？又怎样来证明它的是之与否呢？
曹氏祖孙，和李贺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他家在北京的最早一所坐落贡院附近的府园里，有一处“掌大”的“悬香阁”（阁内可能是供着一尊魁星像，傍阁有桂树），这“悬香”一名，就是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第三句“画栏桂树悬秋香”而来；雪芹写小说到第三十七回，给探春安排了一幅笺札，札尾说：“若蒙××而来，娣则扫花以待。”空着的那两个字，使《红楼梦》版本校勘家很伤脑筋，因为各本中有的作“绰云”，有的作“掉雪”，有的作“踏雪”，有的又作“造雪”……结果，有些专家只好定为“棹雪”，这大概是以为探春所用乃雪夜扁舟访戴的故事吧？可是狄批早就说过：“今本改作‘踏雪而来’，却忘其为尝鲜荔、开秋棠时也！”（其实下句原有“扫花以待”，本身就说明其矛盾不可通了。）殊不知这也是由李贺而来的典故：其《忆昌谷山居》诗结句云：“不知船上月，谁掉（一作棹）满溪云。”雪芹正用此也。“掉云”，或将“云”妄改为“雪”，或将“掉”误写为“绰”；至于“踏”、“造”，更全出臆改。可见校勘红楼，只凭版本和猜想不行，还很需要点“杂学”呢。
楝亭集中也有确实是效昌谷体的作品，翻开《诗钞》卷一，第三题《梦春曲》，就是佳例。然而，所有这些，依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雪芹诗风到底是不是“直追昌谷”的。四十年前，有人评论雪芹的诗，说过几句话：“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诗现在只剩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了。但单看这两句，也就可以想见曹雪芹的诗大概是很聪明的，很深刻的。敦诚弟兄比他做李贺，大概很有点相像。”这种论诗方法，倒有点“聪明”，只是不够“深刻”。而且，“单看这两句”，分明是宋人的家数和意格，这和李贺哪里“大概很有点相像”？若说，昌谷集中本没有多少七言律绝一类的体裁，不能作准为比，那么，《红楼梦》中诗词诸体具备，而那些古风歌行又何尝有半点李贺气味？若又说，那些诗，本是雪芹为小说人物而设的，出于摹拟声口，不足为凭，——我就要举前辈的诗替我辩论了：“心画心声岂失真：遗山高论失安仁；史编要是他人笔，宁比当家语意亲？”雪芹纵使聪明灵巧煞，要想完全掩藏他的原来的诗格，怕也不易，何况小说中的诗也并不全部是代人立言的。敦诚的比况，毕竟是“他人笔”啊。
雪芹诗草早已扫数亡佚了。必欲撮摩虚空、硬行揣测，较是量非，无乃“痴人说梦”。但依情理来推，雪芹在诗词曲的造就上，恐怕不能不受楝亭的影响，犹少陵之于杜审言。看看这一方面的一些线索，也不失为无法中之一法。
还是那句话：雪芹诗稿既亡，只好从他的惟一遗著小说中去寻些蛛丝马迹。惜春，贾氏四姑娘的芳讳，楝亭已曾用过了，在《续琵琶》中那本是蔡文姬的侍女之名；范石湖“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两句，为妙玉特赏的，却也在《续琵琶》中出现了，那是在《祭墓》一折由丑角李旺口中特特举出的；警幻仙姑飨宝玉以佳曲，第一句先唱了“开辟鸿濛……”，那是从楝亭“茫茫鸿濛开，排荡万古愁”两句而来；“无材可去补苍天”、遗在青埂峰下的石头，大概和楝亭的“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的想象和用意不无关系；绛珠和神瑛，则疑取自楝亭的“承恩赐出绛宫珠，日映瑛盘看欲无”；黛玉葬花，人们习惯引唐六如为来历，我看不能忘记楝亭早有“百年孤冢葬桃花”之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固然和楝亭的“轻含荳蔻三分露，微漏莲花一线香”有渊源，其实就连“梦中咏白秋海棠”的题目也是见于楝亭集的；稻香村“好云香护采芹人”的对联，分明和楝亭的“夜香深护读书人”大有瓜葛；像“姽婳”一词，始见宋玉赋中，向极冷僻，而楝亭则已用于“姽婳如刺绣”句内；馀者，如楝亭“潇湘第一岂凡情”、“湘草湘云自有家”等句，断章取义，都隐隐约约对雪芹似曾起过一定的启发或联想的作用……
这些迹象，至少可以证明：雪芹对他祖父的遗诗非常熟悉，下过寝馈学习的工夫；连作小说时因为点缀细节之用都流露出了不少痕迹，那么，他的真正的诗格反倒会不受其深刻影响吗？
所以我觉得，从楝亭诗中大约可以窥见雪芹诗的若干风格意度——虽然我们自不能径认楝亭诗为雪芹诗。
楝亭诗又是怎样的路数呢？他在集子里曾有自道：“吾宗诗渊源，大率归清腴。”魏武帝曹公，似不能用“清腴”包纳，他大概是从曹子建往下数的意思吧？——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话。然而，这是概括，而非分析。四库存目提要倒有过分析，说楝亭诗是“出入于白居易、苏轼之间”。这种“分析”，又像康长素一见魏碑《张黑女》，就说东坡书法全由此出，好似内行，无如太陋，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凑巧了。毛际可为《楝亭诗钞》作序，不就明言“无论逐逐于历下竞陵，不屑闯其藩篱，即以眉山剑南争位置者，自先生视之，不啻如避秦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焉”吗？
毛际可的话，或犹不免大言欺人之嫌；说得最有条理、最中肯綮的，要算姜宸英的跋了，他一点不模棱地指出：“五言今古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故密咏恬吟，旨趋愈出。七言两体，胚胎诸家，而时阑入于宋调；取其雄快，芟其繁芜。境界截然，不失我法。”这才真是分风劈流、甘苦有得之言，比四库馆臣之见高明多了。
不过，姜宸英的偏见也在“阑入于”三个字上现露了。论顺康诗坛，必须懂得“宋调”的意义和力量；“阑入”是不大能用得的。在那时，除了吴梅村等少数人，宋调可说是“基调”，连王渔洋也不能不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实渔洋诗貌似唐音，实质则亦宋调；故国之痛亦极深，而以“神韵”掩人耳目。此点俟识者定之）；骂宋诗骂得最尽情的是朱竹坨，可是他作的诗却也正是宋体呢！
这是和时代有关系的。宋调，对清初诸家来说，已不仅仅是门户流派之分的那一层意义。以批点八股文章的独特的方式来寄托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的吕晚村，和黄梨洲、吴孟举，大张旗鼓地选钞宋诗，更起了极大的作用。如果认为这种提倡只是一种流派之见，而忽略了其间的另有政治目的，诚不免买椟还珠之憾。大约吕晚村看到“百首以上则易厌”的那种肤廓的唐音（明人死学唐音的恶果），流弊已久，想要寻求足以胜任反映当前社会现实、抒写爱国思想内容的途径，在彼时自然就只有归到“十首以下为难入”的宋诗上去。这诚然是时代为之。楝亭和那些“宋调”大家无不深有交谊。——因此，如果说明楝亭诗“阑入”了“宋调”，就不应当使用惊讶的语气，更不应该以遗憾的口吻而出之。
“雄心作达深杯见，老眼题愁素纸空”，这种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的宋调，正是楝亭的擅场，深沉老到，叹为独绝。朱竹坨评他的诗：“无一字无镕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窥古人上穴下交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说得极中要害，是内行话。——我以为，若把这种评语来移赠雪芹，大概也相当恰切；雪芹两句遗诗，已备见镕铸矜奇之致，敦诚不也正说雪芹诗是“直追昌谷破篱樊”吗？从楝亭而窥测雪芹，或不致全属捕风捉影，想求侧面的参考线索，恐怕要在这里着眼。
当然，雪芹的经历和处境和楝亭又大不相似了，雪芹的“胸中磈礓”，自不能全同于楝亭的“胸中”“魁垒”；他另有他自己的“奇气”和“诗胆”了。吴敬梓身后，犹有《文木山房集》遗于世人，雪芹连这也没有。其故何哉？若说雪芹穷，自己刊刻不起，那么吴敬梓的集子难道不也是有赖于方嶟的“遽捐囊中金”才能“付之剞劂”的吗？试想，雪芹既亦有至友敦诚时时为之资助，敦诚又如此赏爱其诗，又如此嗟叹其身后“牛鬼遗文”无人收拾，分明有零落之忧——那么，他会忍于坐视其遗文散佚而徒作无益之悲辞吗？其中定然有故，我们于此等处正不可不用心以求之。
曹雪芹，作诗者诗胆可以如铁；敦诚，收拾遗文者却不一定有如铁之胆——我们也不能怪他，还是那句话，各人处境不同，所以，雪芹的富有奇气的诗，敦诚只引了两句，其馀的，设法为之传刻吗？会不会惹起大麻烦？大概他就不能不犹豫顾虑了。一句话，敦诚实在不敢传！
雪芹的诗就是这样湮灭了！——其实，八十回以后写巨变的小说稿（连末尾“情榜”都写完了），也正是由于同样原因而使脂砚斋不能往外传写了。——若是残损零散，为什么不是残至八十一回半或九十二回少尾巴？那缘故自是“可思”之至。
九、太祖舜巡
乾隆，对于康熙来讲，说不上够个“肖似”的子孙，却事事要“效法祖宗”，苦学他爷爷。长处学不来时，就会学来短处，把康熙学走了样。康熙在位六十年，所以他也六十年，这倒罢了；最奇的是康熙南巡六次，他也一定来个六次。康熙为什么要南巡？要说纯为玩乐游逛，怕就有点只知其一。他是为了治理水利，巡视河工，再则可以亲自访察东南半壁的吏治民情，着眼实是在于国计民生的大端。乾隆则不然。他的南巡，历史背景已与康熙时候不同，还要来上六次，没有别的，游玩“上升”为主要目的。看看乾隆南巡的铺张场面，穷奢极侈，斗富争奇，使他爷爷不禁“黯然失色”，这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消息。他从老早就打主意的，歆羡姑苏风景人物，要往这“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去游赏一番。揽虎丘之夜月，聆采莲之艳歌。不料偏偏遇上了煞风景的大学士讷亲，奉命往浙江“查道”回来，竟然复奏说：“虎丘……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仄逼，粪船坌集，午后辄臭不可耐！”这下子，败了万岁爷的兴。这讷大人，虽然唐突西子，硬对“香菱”、“黛玉”的故乡失敬，却居然把乾隆的南巡推迟了十多年。
从明朝的那些皇帝比过来，从清代的这些皇帝比过去，令人实在不能不对康熙发生好感，这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若借用一下大鼓书的旧词儿，就是有道明君。到他那年代，河山舆地需要统一巩固，农工生业需要恢复发展，历史要前进，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他八岁登极，辅政的鳌拜贪霸专横，包藏祸心。司马昭之心虽然是路人皆知，可谁也莫奈他何。正黄旗的鳌拜，因为欲望无穷，在“圈地”问题上与正白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旗夺权的现象，包含着前进与倒退的实质。结果，康熙用“童子侍卫”（满语“哈哈珠子”）计擒巨凶，——这时康熙才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在这件大事上也与有其功。康熙到二十岁刚过，就独排众议，毅然决然，扫平了三藩割据。在外患上，他击退了在东北方面越界侵略无恶不作的罗刹；在内部中，他粉碎了在西北方面破坏统一勾结外敌的准噶尔牧主头子的叛乱。……不必多举，只说这几件大事，在我们赤县神州的青史简册上，难道不应该记下康熙的（尽管是一位封建皇帝的）功绩？
可惜他老运不佳，两桩事使他意外伤心，终生抱恨：一是诸藩不肖，争位谋储；一是屡驾巡舆，劳民害国。——且莫小看了这两桩事。若说它们是大清国整个兴衰的枢纽，不免还有语病；若说它们是内府正白旗曹家荣枯的关键，却是了无疑义。
这就无怪曹雪芹和他的朋俦亲旧们在乾隆屡次南巡的岁月里，不禁时时想到康熙的屡次南巡，“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说到南巡这种“盛典”，它到底有多大“动响儿”？我们这些“草野”“细民”在今天恐怕想也无法想象，在这点上，我们连曾人大观园的刘姥姥也望尘莫及——因为她究竟“身临其境”，见识过一些偌大场面，我们却又“寡陋”万倍了。不过，也有小“过节儿”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如今单表一件：皇帝南巡之时，别的随从执事，且不要讲，只是预备御膳用的牛奶一项，就要一队专船——并不是要装载这么多“罐头”、“炼乳”，却是要把百十只活的奶牛，随御厨运往，一同“南巡”胜地。这百十只奶牛一路上的“生活”，如何照料，多少标准饲品，多少伺候人佚，多少必要设备……就可想而知。我们哪里谈得到有“造化”综览全部盛典，其实只要能有缘分看一看这队御奶牛的势派，也足以归来夸耀乡里了。
夫如是，我们就也算得是尝脔知鼎，窥斑见豹，而不应该再为前人的某些说法所误——例如多少年前就有人主张曹雪芹写“省亲”乃是假此以写南巡云云（后来又有主张此乃借写曹寅长女平郡王妃“归宁”云云）。要说“省亲”那场面，在小说里固然算是很热闹的笔墨，而对刘姥姥和我们这些“草野”人等说来，也委实已经很了不起；不过要和南巡相比，那岂止小巫大巫而已，简直是千里万里；亦且一切略无相似之点，诚风马牛不相及也。只能说这些主张者于清代“朝章典制”一点也不清楚罢了。
当时中外人士记叙南巡的，也颇不乏其人。大清国的臣子们自不待言；连外国传教士也记下过他们的见闻大概：“在他（康熙帝）到南京的前夕，……他那时是骑在马上，他的侍卫在后面跟着，还有两千到三千骑兵；城里来迎接的，有拿军旗的，有拿绸制的旌旗的，也有天盖和万民伞，以及其他无数的装饰品。路上每二十步有一彩牌坊，布满了各种绸花，飘荡着各种丝带，凡是他要经过的地方，花团锦簇，富丽异常。路上的民众，也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如果只看这，那南巡岂不正是“千载希逢”的旷典和盛事？岂不是“锦绣乾坤”“与民同乐”？
然而，另外也有一种记载，写出“巡幸”所至的那种实际内幕之一斑。试读一段：“山西抚噶礼，迎驾至庆都，并率百姓百馀人来邀请圣驾。百姓皆夜间露立；问之，云：‘票押，不敢不来！’轿顶及钩琐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妓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渠向予辈云：‘行宫已费十八万（两）；今一切供馈还得十五万！’”这不过小小西巡而已。南巡如何？就不必再问了。至于所至之处，是否皆如“春台”之“熙熙”，那也可以另找证据。如今也引一段看：
孝感（熊赐履）才出，上（康熙）便卒然上观星台，众人奔挤上山，乱石嵯岈，予与京江（张玉书）相攀步上，通身流汗；上又传呼急切非常，既登，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上怒犹未平，急传一钦天监；彼人（钦天监）在寓饮酒已醉，又传得急，放马归来，到山上，跌下来死了。——上犹责怒其迟，就有人说：“跌下马来了。”上云：“着烧酒灌。”哈哈驹子（即前回曾提到的那种“哈哈珠子”）附皇上耳云：“已死了。”
看看这种见证，约略可明：伺候南巡，并不是一件很好顽儿的把戏。
不过，康熙总还算是个好的，据说他听说那人死了，就“即时气平，言语都低了”云云。比皇上“刚强”几倍的，却是皇太子。
皇太子胤礽，聪明才干，极为康熙喜爱；皇帝凡有巡游，总要带着这位殿下，也为叫他历练一切，也为显他的本事。于是皇太子的派头就格外不同些。大家惧怕、奉承皇帝到十分，惧怕、奉承皇太子就到二十分三十分。当时一位道学家大臣私下里微词拟议说：“建储大事，须是讲究慎重为是。一立后，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起居服物一同帝制了，别的那可更“不堪设想”，他甚至有权随便赏官爵给人。这位年富力强的候补兼实任的“少君”，那份气焰，驾越“天威”，足使大小臣工们谈虎色变。
行宫的供张，虽然圣训煌煌，力崇节俭，可是如果过于“草创”了，那就交待不了层层的随驾人员，尤其交待不了皇太子。江宁知府沧州陈鹏年，就因为先是不同意总督阿山借南巡供费增加赋敛，后是他所负责的行宫比不上别处的，就惹恼了不少人，都要杀他；康熙犹在为陈鹏年的性命踌蹰，皇太子却不点头，非取他脑袋不可。在这节骨眼儿上，康熙似乎就有点主不了儿子的事了。
当此“陈青天”命悬一丝的时刻，谁敢道个不字。说来令人难信：却有一位素与鹏年不和的曹寅，胆大包身，不顾一切，出来请免陈鹏年一死。在他后面的内兄李煦深恐惹恼了皇帝、皇太子，偷偷地拉他的衣服示意，不要捋须批鳞，甘蹈不测。这曹寅真是好样儿的！他回过头来怒问李煦，说：“你这是干什么？”请之益力。陈鹏年的一条命，竟因曹寅这种忘身的崇高精神而得救。无怪乎当曹寅出来时，江苏巡抚宋荦迎着他说：“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我们由这一件事，就看出了曹寅的风力人品，看出了南巡的真实情况，也看出了皇太子的威福势权。曹寅那时以江宁织造、两淮巡盐的身份，“赫赫扬扬”，“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他“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去“买这个虚热闹去”，这罪过他是犯了的。单是在扬州一处，“繁华无尽”，“锦绣瞒天”，“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记其数”，就有诗人讽刺过：“玉皇闹里凝双眼，真说家馀跨鹤钱！”（小民们，实则是“役到淘沙”“卖尽婵娟”的。）曹寅每日要献御筵，进古玩，这里固然也有他的自愿，却也有他的“上官差遣，概不由己”的苦恼在。
“正式”供张以外，还不要忘了“一切供馈”的那个馈字。陪圣驾出京到江南来的，一层一层人，除了来开眼、享受之外，还有一项“外快”，就是都是要来发一笔不算太小的财的。平时内府一个笔帖式，派到南方去办事，地方大吏一馈就是六千两；一位户部侍郎被差去祭禹陵，便将浙江盐商诈骗“多金”。（其数定然可观！）这种行为是当时的“规矩”。当织造的，虽不比他人，却也另有烦难之处：除了皇帝不算，皇家的各位亲王贝勒，都把织造当作“江南私人银号”和“取货站”，不时向他索要银钱、东西、爱物，甚至要“人”——苏扬美女。这也成了“规矩”，相沿已久，以致沿到乾隆年代，皇帝恐怕所关不细，至于诫示亲王人等，不许恣意随时向织造处勒索钱财、采办物品。织造们此应彼付，都要酢酬，疲于奔命，哪一处打点稍不如意，马上就会有祸事临头，不知在什么“碴儿”上给按上几句话，不难家破人亡。
康熙的“皇子”们又特别多——他的四十位后妃嫔侍，共生了三十五位皇太子，序齿者二十四位——又都野心不小，奢欲很大，都要支使“家里人”织造，要东要西，办这办那。苏州织造李煦，后来“罪”发时，被鞫问出来的口供，有些残馀记录尚在：李煦自供用银八百两买女子五名送与阿其那（胤禩）。再看同案的赫寿，其家人王存供称阿其那派阎姓太监向赫寿取银二次：一次两千两，一次一千两——然而及至雍正揭露“朕从前即知阿其那自赫寿取银二万两，建造胤禵花园”之后，不但供称二万是实，二万之外又供出六千两。——此亦不过多少例子中的一个，九牛之一毛耳。
曹寅等人，每年官俸不过区区之数，而一亏空就亏出几十万两之多其故安在？那就是为“四次接驾”的“虚热闹”所累，再加上历年各式各样的“供馈”，使他们不能不摘东借西、妆神弄鬼，正有点像贾琏、凤姐夫妇所说的：“这起外祟，何日是了！”“我略慢了些，他就不自在起来，得罪人之处不少！”
在那世界里，小民们又该到什么地步呢？就便也引起那位道学大臣的话来对证：“朝廷一免江南银米，即二百万；自古无如此之多者。只是天地间却不见有宽裕润泽之气，是何缘故？”“国家免钱粮，动数百万，而民不感恩，民不受惠。想是官不好：上有法蠲，他有法敛；州县敛之以贡府道，府道敛之以贡两司，两司敛之以贡督抚，督抚又有交际及办差诸事：宛转归上，民穷日甚！今日泽州（陈廷敬）言其苦，几至泪下！此是国家元气。大臣愁饿死，殊非美事……”一派的微词可掬（虽然他们还只是站在一般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讲话的）。他还指出：“又民于平居无灾害时，休养生息，如人保养，不到病来。至有灾祲始谋赈救，却是有了病去医治。一般医得好也才得平常。毕竟教他平常壮实方好。”所以南巡时，竟发生过总督大人派官往库提银一万两，中途被盗劫去一桶的煞风景的事情。而康熙却“宽厚以豫大，丰享以驭国用”，自以为“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实际远不止此），亦不为过”，以致“库帑亏绌，日不暇给”，而江南则“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巨；大吏惧挂吏议，责令赔补，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视南中为畏途”。这后果的严重，到康熙五十年代，就现了原形，至令大学士张鹏翩专差察审此一公案。
张鹏翩不敢实话实说，一力支吾，倒是康熙自家心里明白，一口道破；张鹏翩颂圣之下，康熙接云：“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于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因为他十分清楚，他自己才是这一案的主使人。据说，江南由此遂得“昭苏”云。曹寅、李煦，也正是在皇帝的曲意保全之下，这才得以把“戏”唱到康熙年代的最末期。
可是，祸机就也孕育其间。他们的保全者，被诸皇子气死整死之后，马上局面大变。雍正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用阴谋手段篡取了大权，不认他老子和弟兄们的账。于是他们所作的孽，就全部着落到奴仆们的头上。
所以我说：“且莫小看了这两桩事。若说它们是大清国整个兴衰的枢纽，不免还有语病；若说它们是内府正白旗曹家荣枯的关键，却是了无疑义。”而曹雪芹等人的“心中多少忆昔感今”，那实际内容又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只有“凤姐儿”之流，才会只从“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即所谓“赶不上繁华”论）一点来着眼吧？（1962年1月—9月《光明日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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