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咏茶诗中的旷达情怀
苏轼咏茶诗中的旷达情怀
宋代文人相比较前代文人，尤其是唐代文人，在心态上已经走向平和从容。他们对待周围人事或自身遭遇，不是要把自己的心情、感受、体验一股脑地说出来，使激烈的情绪得以释放，而是用更加冷静理性的思索，从经历中得出人生的经验。在欣喜时不得意忘形，在失意时也不颓废自弃，总是能够客观地面对人生和命运，心平气和地接受上天的安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宋代文人显得成熟、理性、平和、包容。即便是要将内心所感所想表达出来，也多会采取一种曲折委婉的方式，体现出“温柔敦厚”的传统观念。苏轼《汲江煎茶》中写到：“活水还须活火煮，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作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的春天，诗中所写是作者一次独自烹茶品味的过程。从取水到煎茶，作者都带着一种欣欣然的淡淡愉悦，为了喝到纯正的茶，他一定要用江中流动的水来煎茶，月光中来江边取水，用大瓢舀水，好象把水中的明月也贮藏到瓢里了，提回来倒在水瓮里，再用小水杓将水舀入煎茶的陶瓶里。当瓶中水煮沸时，雪白的茶乳在水面翻滚，将茶倒入茶碗，飕飕作响，象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他在《试院煎茶》诗里说“飕飕欲作松风声”，也是用“松风”来形容茶声。这虽然带点夸张，却十分形象、逼真地说明，当时周围的环境非常静谧安宁，即使细微的声音也变得响亮。最后写喝茶，说要搜“枯肠”只限三碗恐怕不易做到。这是化用唐代诗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的句子，“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人们常用“枯肠”来比喻写诗文思路不灵。卢仝诗说喝三碗可以治“枯肠”，但作者怀疑三碗未必能治“枯肠”，使文思流畅。其实在这里作者不一定真的是要治“枯肠”，只是借此来表明自己饮茶的量。于是，作者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荒城里传来报更长短不齐的鼓声。苏轼写这首诗时，还被贬在儋州，此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作为一位心怀高远志向、一生为国为民的有志之士，苏轼可以说是宋代文人中最坎坷的，几经沉浮，但他依然能够保持平和沉稳的心态，泰然处之，不仅没有被挫折击倒，反而借助自己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化解了一次次的不平和抑郁，在失意中体验生活的乐趣。这首诗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虽然在年老时还被贬到岭南、海南这样的荒蛮之地，但苏轼并没有就此沉沦，他能在月夜独自一人取水煎茶，整个煎茶饮茶的过程，在他的笔下依然鲜活生动，就说明他还对生活持有乐观的态度。他将自己融入到宁静的春夜中，心无杂念地品味香茗，静静地听着长短更声，从茶味中感受人生的滋味。整首诗都在营造着一种孤寂的氛围，此时的苏轼，已然和周围的环境合二为一，成为一幅浑然天成的画面。“坐听荒城长短更”一句，更是饱含着苏轼“随物赋
形”的人生观、命运观。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宋代文人注重如何将自己与茶的情调融为一体，并从中感受茶，更强调气氛的营造，在特定的气氛中获得精神的宁寂。这正体现了茶道“天人合一”的观念，个体完全消融在与茶的神韵的沟通中，达到遗忘自我、与物同化的精神境界。
《和蒋夔寄茶》中写到：“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知君穷旅不自释，因诗寄谢聊相镌。”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任上。1071年，苏轼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请求外任，神宗皇帝命他通判杭州。宋代的江南，已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区域，杭州更是东南第一大都会，那里山明水秀，富庶繁华。而当时的密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写这首诗时，苏轼离开杭州不到一年时间，诗中用大量的描写，表现两地之间巨大的落差，尤其在饮食上，密州不仅物产较少，又碰上蝗灾，食物奇缺。对于号称美食家的苏轼来说，必须像当地人一样吃粟米，饮酸酱。艰苦的环境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不会再用精致的茶具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趣，所以友人破费万钱寄来的香茶竟如同明珠暗投。但是，苏轼并不会为这种反差而困扰，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我生百事常随缘”，随缘即是一种平常之心，所以他可以做到“四方水陆无不便”，无论什么样的遭遇他都能接受、能直面。应该说这和他与佛教、禅宗的较早浸染也有很大的联系。苏轼对《楞严》、《华严》、《坛经》都有过研究，他曾经为《楞伽经》写序、推动《楞伽经》的流传，而且常与东林常聪禅师论法，他周围的朋友中也有很多都是僧人。早年的一首名作《渑池怀旧和子由》，就已经反映出他对人生的感悟，人生变幻无常而短暂，不应对一时的得失计较太多。加之多年仕途经历和对禅宗的不断领悟，使他产生“人生所遇无不可”、“死生祸福久不择”的达观态度。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这句话就借用茶比喻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质，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秉性。应该说，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和恰当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四年之后发生的乌台诗案，尽管危及生命，但并没有将苏轼击垮。在短暂的低沉后，他更加亲近佛教，在宗教中反思自己的人生，思考生命的真谛。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后，他以更加通透的体悟重新站立起来。黄州期间，苏轼的咏茶之作依然丰富，其中的长篇《寄周安孺茶》从茶的历史讲起，赞美茶是“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天性高洁，“有如刚耿性，不受纤芥触。又若廉夫心，难将微秽渎”，饮茶能使人神清气爽，“清风击两腋，
去欲凌鸿鹄”，更能使人超越凡俗，不为外物所累，也不强求，“美恶两俱忘，谁能强追逐”，与其在短暂的有生之年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烦心着恼，还不如在品茶中得到飘飘欲仙的美妙享受，“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这种观念即是一种忧乐、物我两忘，视荣辱如浮云，无所谓得失的随缘任运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