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酉阳杂俎]中的僧人形象

　　摘 要：僧人形象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十分丰富，而尤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为著。在这里，僧人不再是纯粹的佛教高僧，也不像我们所熟知的诗僧那样高雅，而是沦落为政客、神仙术士、侠盗乃至世俗鄙陋之徒。僧人形象的复杂化多元化是佛教文化与唐代世俗文化屡屡碰撞磨合的结果，反映出唐代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交涉的概况。

　　关键词：《酉阳杂俎》；僧人；形象

　　作者简介：王雪艳（1988-），女，陕西富平人， 西北大学文学院 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a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2-0-02

　　唐代是一个多元文化鼎立繁盛的时代，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僧人活跃在各个领域，杰出者更是不胜枚举。然而，我们对唐代僧人的了解大多局限于高僧和诗僧两类。其实，唐代僧人的形象远不止于此，这一点唐代笔记小说可以补充，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堪称其中典范。

　　段成式处在中印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氛围中，《旧唐书》中记载他“尤深于佛书”。[1]（卷一百一十七，p4369）《酉阳杂俎》中有大量关于佛教的记载，其中《寺塔记》专门记载长安两街的佛寺和寺中壁画，《贝编》专讲述有关释氏诸事；《金刚鸩异》专讲述《金刚经》应验故事。除此之外，还塑造了丰富的僧人形象，研究这些僧人形象对于我们了解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及唐代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交涉有重要意义。

　　《酉阳杂俎》中的僧人虽也有高僧，但与传统意义上的高僧有很大区别。僧人本是佛教文化的忠实代表，应是佛教义理的忠实维护者与践行者。简言之，佛教在唐代可分大乘和小乘两派，身为僧人，若修大乘，便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若修小乘，便该抛却俗念，明心见性。然《酉阳杂俎》中的僧人却与此相去甚远。他们或沦为政客，或化为神仙术士，或追侠慕盗，全然不见僧人仪貌。他们是唐代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碰撞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佛教僧人的现状，从他们身上亦可追寻佛教文化与当时几种流行文化的交涉痕迹。《酉阳杂俎》中塑造的僧人形象，大致可分三类：

　　1、政客型僧人-：佛教文化与唐代政治文化之交涉

　　政治是任何时代都绕不开的主流文化之一，尤其一种外来文化若想要在这个时代立足发展，就不可避免的要与它的政治文化接触甚至碰撞、融合，纵是倡导清心寡欲的佛教也难例外。在《酉阳杂俎》中有不少僧人虽然是佛教徒身份，但其游走于王公贵族、州官大臣之间，甚至对朝廷政治有所影响，已然脱离了佛教徒的品位与追求，俨然一政客形象。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记载：“上尝梦日乌飞，蝙蝠数十逐而坠地。惊觉，召万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时。’翌日而崩。”[2]p559佛教本欲远离世俗，抛却红尘，而这万回僧却偏偏喜做帝王眼前红人。此外，僧一行则堪称《酉阳杂俎》最成功的政客僧人形象。他“博览无不知，尤善于数，钩深藏往，当时学者莫能测。”[2]p563在《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中他为报王姥之恩，竟然能用布囊封住北斗七星，从而迫使玄宗大赦天下。以一己之力能干涉甚至左右帝王决策，非政客而何？而到卷五，一行则更因其博学强记，友献《大衍历》而被州官贵族呼为“圣人”。像这样的政客僧人形象在其他唐代笔记小说中亦屡见不鲜。如，僧万回预言政治事变的事迹在郑綮的《开天传信记》中亦有记载。而赵璘所撰的《因话录》卷六中也记载了慈恩寺僧预言王蒙当为边塞御史之事。

　　这一类僧人是佛教文化与唐代政治文化交涉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佛家弟子，却委身于政治官场。他们或通过为帝王贵胄解梦消灾，或通过为达官显族预言祸福，受到这些人的青睐与信任，从而借助于这些人特殊的政治地位，跻身政坛。这一类僧人在社会中往往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客是历朝历代甚至各行各业都屡见不鲜的，然而以一僧人身份而跻身政客之列不得不令人关注。这恰恰反映出在唐代多元文化长足并立的时代氛围中，佛教文化积极争取生存空间与地位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2、神仙术士型僧人：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之交涉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碰撞就从未停止过。唐朝道教地位空前提升，处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佛教对道教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更胜于前代，乃至出现了具有道教风骨的僧人。他们身上鲜有释家僧尼的佛门风范，却跟道家的神仙术士难分你我。这类僧人又可分为两种：仙僧和术士。

　　佛教讲求因果轮回，天理循环，万事有因有果，并不十分推崇神秘玄幻。而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却有这样一类僧人：他们往往身怀不可测术力，来去缥缈不可追寻。《酉阳杂俎》卷二中记载的因史论造访时未及隐而无奈带之至灵隐寺寻桃树的僧人。关于二人渡水有一段记载颇为玄奇：“经五里汗，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2]p575而之后此僧又无痕而逝，不可追寻。岂不一道家神仙邪！再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载：“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以后，每寐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2]p732这僧人若在道教恐怕要是天宫乐神转世轮回了。这类仙僧堪称佛教与道教高层次精神交汇的产物。

　　江湖术士型僧人则是佛教与道教的交流中又一种产物。他们并不以谨慎修行普渡众生为己任，而往往身怀绝妙法术，醉心降妖除魔。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五中记载的梵僧难陀便识破了筇杖幻化而成的三个尼姑，并为主人除之。《酉阳杂俎》卷一中的僧智通则更是能与妖怪通言语，取其信任最后焚之。而续集卷二中的青龙寺僧契宗和上都僧瞻，则念咒施法除妖魅，救人于疾祸。正如《酉阳杂俎》所记：“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多著效。”这也是这种僧人的共有特点。这类僧人往往没有上面“仙僧”那样玄妙的道行和不凡的志行，而更接近于道教在世俗凡间体系中的术士。

　　无论是仙僧或术士型僧人都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道教文化不断交涉碰撞融合的产物。他们虽为佛僧，而身上有着极其浓重的道教色彩，有的甚至已然看不到多少佛教色彩。唐代道教地位的空前提升使得佛教生存地位一定时期内相对式微。在这种形势下佛教文化加强对道教文化的吸收融合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需要。 　　3、侠盗型僧人：佛教文化与唐代侠文化之交涉

　　自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班固《汉书·游侠传》以来，尚侠之风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社会中都久热不衰。唐代尚侠之风不亚于任何一个朝代，且与各种本土文化、异域文化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正如汪聚应先生所说：“唐代侠和侠的独特性正是中原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3]p46唐代侠文化的昌盛使得佛教文化亦不可避免的受到它的影响。

　　侠在唐代是一个相当复杂概念。“唐代侠风是魏晋六朝侠风的继续和发展。不同的是，唐代社会相对平稳，经济发展，政治开明，文化环境开放，思想气度恢弘，影响所及，侠的色彩便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杂色……侠、盗、官混杂，身份相互转换，这也是唐代的一种侠风流向。”[4]佛教文化与侠文化交涉的产物便是侠盗型僧人。

　　侠之炽盛引得僧人也不禁效法侠之行径，唐代笔记小说中侠僧和形象并不少见。如《朝野签载》中便记载了北齐稠禅师以神力仗义行侠，保护弱者抗拒北齐宣帝武力镇压事。而最脍炙人口的当属《酉阳杂俎》中的《僧侠》。《酉阳杂俎》前集卷九中记载韦生移家汝州途中逢一僧，谈论投机，不料此僧实为盗。然韦生技艺过人，竟令此僧敬服而拜，甚至惺惺相惜。僧留宿款待，之后“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2]p265宛然一个动人的武侠情节！而在此篇中，该僧也直言不讳：“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2]p624不仅娶妻生子，还结交义弟，言行作风，已判然有别于传统僧人，更像江湖侠客。而韦生在听此言后，并无任何惊讶之状，而是很快与之把酒言欢。这说明这种僧人在当时并不足为奇。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中载：“宁王尝猎于雩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做仕，叔伯庄居昨夜遇火光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诉，冶态横生。”[2]p642如果说前面韦生所遇之僧还有几分侠气，那此二僧，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盗贼，俨然与韦生所遇之僧格调有别。这说明在侠文化的影响下佛教僧徒之品亦良莠不齐。

　　佛教对唐代侠文化的吸收不仅有利于佛教的现世发展，也对后世历代佛教徒行事作风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宋代佛僧。佛僧侠化也是佛教文化与唐代侠文化在现实生存碰撞中适应发展的需要。

　　综上，从政客、神仙术士、侠盗三种类型僧人形象可以折射出唐代佛教文化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中与世俗文化交涉的大致概况。就唐代而言，与佛教文化交涉较为密切，且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政治文化、道教文化和侠文化。

　　参考文献：

　　[1].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M].第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罗立群.论唐代侠风与两种类型武侠小说[J].南开学报，2012年第一期：第99至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