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刘日新

真理的追求 1996年10期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新思潮”涌入我国，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转而把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又一次兴起高潮。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教授指出的，当前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由盲目排斥转而成为盲目崇拜，其主要危险有二：一是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不良影响，二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向的误导；如不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时间跨度很大、内容相当庞杂的学问；它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映资本主义的发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经济学、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垄断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几个阶段。它含有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知识，其中某些成分可资我们参考和借鉴；但西方经济学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坚持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着想和辩护，包括许多流派，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有时又是互相矛盾甚至对立的。因此，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必然会给我们的经济工作造成失误和损失，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下面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些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全会明确指出，改革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引自全会公报）。经济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国家管得过多过死，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需要改革。当时实行权力下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各方面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改革的对象问题。这时西方经济学传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来华，也大讲经济改革。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要改革所有制，改革经济制度。英文Economic System既可译成经济制度，也可译成经济体制。西方学者一般用的是前一含义。我们讲经济体制时，一般是指经济管理体制，前者是后者的简称。1985年来华访问的原籍波兰的英国学者布鲁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议时，怕讲改革经济制度过于敏感，只含混地提出“所有制多样化”。他断定国营经济不是最好和最理想的形式，提出“国有经济也要多样化”。到了1988年，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已有所“普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领了一定阵地，所以西方学者讲话时就无所顾忌了。美国著名货币学派学者弗里德曼在《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唯一的出路是实行“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到了90年代，产权制度成了经济改革讨论的焦点。当我国某些经济学学者还羞羞答答不敢正面承认产权是财产所有权的简称，即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时，“休克疗法”的设计师萨克斯应邀来华时，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目前的改革抓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要占50%以上。”在我们的报刊上走俏一时的所谓“科斯定理”，说什么只有产权明晰化才能提高效率。我们的政策关于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是明确国有企业的财产属国家所有，实行中央（部门）和地方（省、市）两级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关系。而科斯的所谓产权明晰化，说到底就是要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近几年私有化在我国的叫嚷甚嚣尘上，就是西方经济学者的言论鼓动起来的。在这里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西方经济学者妄图扭转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使我们走到邪路上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且明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所有制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同上第91页）党的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并且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性决定，不能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只有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实行私有化这个根本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在一些具体政策主张上，他们却是各不相同的。在改革初期，我们认识到我们原有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缺点，是过分重视国家的计划管理，忽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此，提出要改革这种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由于在改革的前期实行这一方针，使经济生活增添了活力。在90年代进一步改革的时期，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并且宣布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计划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80年代西方经济学两个对立的流派同时传入我国，崇尚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力宣传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认为它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调节经济的合理运行。这些学者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是行政措施，必然导致官僚主义，造成损失浪费。他们指责实行计划经济为主，是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但同时传入我国的凯恩斯主义，则主张国家干预，认为自发的市场调节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两种观点如此尖锐对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各有根据。而从大洋彼岸传来的美国以萨缪尔森（尽管他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个问题上则认为“看不见的手”有局限性，会产生“市场失灵”；同样，政府干预如果不当，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这一学派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主张实行“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对我们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干扰最大的，要数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其对社会主义的仇视态度，攻击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认为只有私有化、自由化，才能通向未来的美满世界。它不顾前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也不顾新中国三十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旧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取得的成绩，污蔑经济计划化是“乌托邦”，断言通过计划合理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一门学问不顾事实到了如此程度，能说是“真正的经济学”吗？陈岱孙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内滋长起来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学派的崇拜。”这是确实的。国内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崇拜者也不遗余力地批判计划经济，似乎那是万恶之源。官僚主义和损失浪费，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贪污腐化的根源，也是计划经济；甚至90年代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等等。1992年他们公开提出要撤销国家计委，取消计划。中央领导经过慎重考虑，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的也设有权力很大的国家计划机关，因之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新自由主义反对计划，只要市场，宣扬“市场万能论”。他们把我国的改革定性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或“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甚至渗透到了我们的计划部门，那里的学者著书立说，把我国跨世纪的改革描绘为：“80年代，我国体制处在从计划单轨向计划、市场双轨并行的转换中，90年代将完成从计划、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换的过程。”显然，这种说法是妄图改变党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正确态度。

　　新自由主义者还利用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话，加以曲解，为他们的市场化改革主张服务。什么是市场？其实，如果不故弄玄虚的话，所谓市场就是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毛主席就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实行等价交换；而不要违反它，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在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问题上犯过错误，长时间冻结价格，使价格背离价值，致使价值规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改革是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让它对生产和流通发挥调节作用。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那并不是资本主义从来就有计划。按照资本主义的本性，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呈无政府状态。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生产倒退几十年。而在这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从此，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也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本领，是它的优越性的体现。我们绝不能上新自由主义的当，只要市场，不要计划，把我们的老本钱丢掉。

　　关于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一些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不顾我国的国情，完全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直接管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管得过多过死是不应当的，为此历史上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这在80年代更是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赋予了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下，今后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等仍应由国家独资经营）。他们照搬西方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对私有制企业进行管理的观点，硬套在我们的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他们利用政企分开（这项政策的本意是政企职责分开）的口号，提出政财分开、政经分开等主张。他们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他的《经济表》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反对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样，对政府管理经济极尽抨击之能事，主张一切听任企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他们当中的“开明派”，提出所谓“二次调节论”，即由市场进行第一次调节，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也就是说，市场自发地做得到的，政府就不要去管；市场做不到的，政府再去管。其实这正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尽管娓娓动听，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有的地方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竭力贬低政府的作用，他们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归纳为：“我开业，你批准；我赚钱，你收税……”这是很不恰当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拟定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并组织重点建设，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等等，怎么能把它的职能概括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一样呢？更有甚者，当前国有企业仍没有搞好搞活，有人对原因和措施不作具体分析，似是而非地归咎于所谓政府以抓管理压改革，说什么政府正在由改革的动力变成改革的阻力。显然，这种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有的学者完全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猖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甚至在报刊上公开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德国等同起来，把斯大林同希特勒并列为独裁统治者。当然，这已经不只是经济管理问题，而是国家性质的政治问题了。在对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处理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迄今仍然纠缠不清，根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西方经济学是不能再丝毫不顾我国的国情而盲目崇拜了。

作者介绍：刘日新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