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模式反思
2014-05-26 宣晓伟 中国智库
文/宣晓伟
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原有一元化金字塔型治理结构的松动和日益碎片化，在各个制度领域重新开启了社会的分化和整合，推动着分工深化的开展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转变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从社会分工理论的视角来看，它其实就是顺应社会分化演进趋势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基于个人权利的赋予，它事实上确立了人们追求个人财富和保护财产权利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源自经济领域从社会其他领域中的日益分离。在传统体制下，政企不分，政府直接支配生产资源而承担起企业的功能；同时企业为职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又承担着政府的功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这种政府和企业功能泛化状况的改变，使得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日渐分化成功能和界限明确的不同子系统。
改革开放时期一元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使得社会各参与主体（包括地方、企业和个人等）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认，从而调动了各利益主体的发展积极性，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也被有效地激发起来。与此同时，原有一元化治理体系仍然保持着整体架构，它还起到维护和引导社会运行、不断整合社会的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加之打开国门引进资金技术，借鉴东亚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措施，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威力便被充分发挥了出来，由此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
然而，日益碎片化的一元化国家治理体系，在爆发社会活力、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首先是价值信仰的缺失和社会失范状况的日益严重。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有相应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伴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退潮，中国社会目前在总体上处于价值信仰的真空期，这本质上是中国文明传统遭受西方文明传统冲击后，还难以真正应对、吸收和融合西方文明的结果。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状况下，社会主流价值信仰的缺失给新的社会共识和信任关系的形成造成严重障碍，必然带来社会的失范和混乱。
其次是个人关系重新成为支配社会资源和权力分配的主要力量，功能泛化和腐败状况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原有意识形态退潮后，几千年传统支撑下基于血缘和拟血缘的私人关系又顺理成章地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运行舞台的中央，在社会中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中发挥着过多过大的影响力。与过去不同的是，传统社会的私人关系附有儒家文化赋予的伦理责任，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私人关系的运用更多是基于赤裸裸的利益计算。
与此同时，各个社会领域功能泛化的情景仍很普遍，政治权力很难得到有效约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情况仍然严重，法治的建立进程缓慢，难以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变化，有效促进了社会分工，带来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奇迹。但在社会分化方面，个人观念和权利仍未得到真正确立和保障，功能分化的各社会子领域也难以形成。在社会整合方面，一元化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社会主流价值信仰的缺失、社会失范、个人关系过多地占据支配地位、腐败加剧等等。可以说，在原有治理体制松动和碎片化后，当前各种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构和调整都远未到位。从社会分工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文章《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载《国研专家展望中国改革下一步》，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4月版。
图片来源：mumi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