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从历史到现实

政治·哲学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２５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５Ｎｏ．７２０１１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从历史到现实

田　静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４３００３１）

摘要：历史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经历了一体、分化、融合的过程，网络媒体的兴起，复活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理想话语，而当下的现实是私人领域在网络空间的公共化导致私人问题在媒介空间的凸显和公共领域功能的式微。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是处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夹缝之中的大众媒介的一种路径选择；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也是大众传媒去政治化实践下，以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外衣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实践。

关键词：私人领域；网络空间；公共化；日常生活审美；消费文化中图分类号：Ｃ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４２５（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７７－０４

　　不少学者对网络媒体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他们认为，网络媒体使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具有实现的可能，可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然而，网络媒体在中国十多年的发展并未如大家所愿出现一个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反，随着商业化、娱乐化浪潮的席卷，网络空间更多呈现的是众声喧哗的虚假繁荣。各种存在于私密空间里讨论的话题不仅大量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而且似有无限繁殖的趋势。由“艳照门”事件引发的各种所谓“门”事件层出不穷，“芙蓉姐姐”一类的媚俗现象目不暇接，大小明星的八卦丑闻铺天盖地，这些伪“媒介事件”经由网络媒体的快速传播，加上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占据了大量的公共空间，而公众是非难辨的意气式发泄使相应的理性讨论难以为继。就网络空间当前的纷乱而言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理想的公共领域，但是，私人领域的日益公共化，公共理性的日益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网络媒体兼有公共媒体与自媒体的双重属性使私人领域的问题更容易进入公共领域，加上国家和市场对网络空间的积极介入，使私人领域迅速成为商业逻辑的牺牲品，公共领域也因此而丧失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讨论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无可避免要回答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问题，只有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历史沿革才能有效探讨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

［１］

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哈贝马斯认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历史考查

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意见形成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存在于国家政治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哈贝马斯进而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

［２］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

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是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个人与国家权力博弈的中间地带，在这里经过公众的自由讨论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以对国家权力施加压力。理想的公共领域是公共舆论的平台，这个平台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作者简介：田静（１９７８—），女，山东人，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英美文学。

向市民社会开放的，是市民社会民主参与国家事务的一个契机，因此，公共领域的突出特点就表现为它的公共性。“而私人领域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

［２］

。从哈贝马斯的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加以调节”

人领域由此退回到市民社会的范围之内，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

［１］

由此可见，公共领域从一个共同关心的对象。”

私人领域分离出来，社会成为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的领域，公私界限才逐渐清晰。

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公共领域在欧洲定义可以看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似乎有着清晰的分界，公共领域是公共意见的领域，私人领域则限于市民社会的领域。然而，实际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没有如此严格的限定。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公共领域的概念是１８世纪才形成的，它肇始于人们对意见和公共意见的区分。也就说，人们日常的闲言碎语可以作为意见，但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公共意见，只有来自于公众的理性讨论才能产生公共意见。而公共领域的体制化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公共性主要附着于封建王权，到了１８世纪晚期，“君主权利出现了相应的两极分化过程，它的明显征候就是公共财政从封建君主的私人家产中分化出来。官僚政治和军队（以及司法行政的部分），也从君主法庭的私人领域独立出来，公共权力机关成为自主的。最后，在封建等级方面，从统治集团分化而来的因素发展成公共权力机关和议会（部分地成为司法机关）；从职业身份集团分化而来的因素———他们已经在城市行会和土地产业的分化中得到确认———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领域，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将作为一个真正的私人自主权的领域面对

国家。”［１］

由此可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历史

上并不是一开始就相对立的，在近现代以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没有严格的界限，汉娜·阿伦特也认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统治与被统治、政府与权力之类的概念，以及实施这些活动的井井有条的秩序，都被认为是前政治的，属于私人领域而

非公共领域。”［３］公共领域的产生恰恰来自于私人

领域的分裂，特别是封建王权的分化，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不断进入公共领域，“随着社会的兴起，也就是说，随着‘家务’或经济活动进入公共领域，家政管理以及一切前此与私人性家庭领域相关的活动变成了一桩‘集体的’事情。在近代世界，这两个领域就如同川流不息的生命大河里的

滚滚波涛不断地涌向对方”［３］。从私人领域分离

出来的事务和职能逐渐形成了公共权力领域，私

历史上只存在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批判型公众向消费型公众的转变，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转型，私人领域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助于国家，国家权力介入公共领域，“伴随着报刊和宣传的扩散，公共的界限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公共群体不仅失去了它的社会排它性，此外它还失去了由资产阶级社会体制和相应较高的教育所创造的协调性。过去被推入私人领域的冲突现在进入了公共领域。群体需求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于国

家调节。”［１］

国家权力的介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

域的融合导致了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而这一目标的达成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市民社会，二是大众传媒。通过哈贝马斯和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上公私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公私相对并相互界定对方，那种公私分明的理想时期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商业逻辑和市场化最终吞没了公共领域。因此，在历史上，公私问题经历了一体———分化———融合的过程。

二、私人领域在网络空间的公共化表现

网络媒体以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诸多特点成为公共领域较为理想的载体。首先，网络媒体巨大的虚拟空间可以提供公共交流的平台。其次，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可以让广大公众自由进出。第三，网络媒体的匿名性可以让公众自由言说，各抒己见。网络媒体的这些特点虽然具备了建立公共领域的可能，但是并不必然生成一个民主开放的公共领域，因为理想型公共领域形成的条件是：首先是民众的自主参与、自由讨论、理性辩论；其二是国家和市场权力的弱化，公共领域有相对的自治性；三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有着较为明

确的界限。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缺失都可能导致公共领域的覆灭或职能的弱化。而今天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的私人话语，公共事件与私人隐私真假难辨，公共性乏善可陈，具体表现为：私人问题的公共化和公共问题的私人化，理性讨论的缺失，国家和市场对公共领域的收编和越界。

私人问题的公共化是指私人生活领域的、属于个人或私密的话题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公共问题的私人化是指与公众利益休［３］

也最真实。”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使私人性完全丧

失，私人性和社会性交织在一起，私人性不再是社会的对立面，而是成为社会的主要领域。

三、私人领域公共化的原因

私人领域公共化的直接原因是私人领域受到传媒的越界与威胁，其后果不仅是个人隐私权得不到保护，而且导致公共领域的伪公共化，传媒公戚相关的重大公共议题从公共空间中疏远或脱离出来，进入私人生活领域，仅仅成为个人关注的问题。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挤占公共空间，必然导致公共空间的萎缩，公共话题溢出公共领域，进入私人领域，导致公共性的缺失。

网络空间在我国的发展始终是与各种丑闻、性、星、腥一类的东西相伴随的，近年来私密话题、个人隐私频繁出现在网络空间，引起大众的众声喧哗，形成了独特的“网络事件”。不可否认其中的不少“网络事件”就是一些公共事件，而且经过网络的热论和推动，也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对“网络事件”的解决，“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但如果就仅此而欢呼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来临显然是有失客观的。事实上，充斥网络空间里的是大量的丑闻、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以及充满诱惑的情色报道等，理性讨论往往演变成宣泄式的漫骂，“人肉搜索”将个人的所有隐私暴露无遗。网络空间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很快就演变成了对个人隐私的窥视，网络不但没有达到保护公众利益，反而成为福柯笔下的“全景敞式监狱”式的监视，人人都害怕自己哪天被贩卖到了网络空间里。因此，网络空间的自由和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私人话语的膨胀和凸显，私人话题也因此获得了公众的注目，并往往成为大众的谈资和道德审判的对象。

私人领域在网络空间的公共化还表现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一方面，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的界限日益模糊，公私问题呈融合之势；另一方面，私人领域不断挤压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趋于消失。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近代意义上的私人性，就其最实质的功能———即保护个人的东西———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而被发现的，因此它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最密切

共性的缺失。私人领域的凸显是在媒介市场化、消费主义文化兴起、媒介去政治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等多维权力塑造下，媒介一种主动的路径选择，传媒对私人领域的选择与放大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也是大众传媒去政治化实践下，以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外衣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虽然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并不必然导致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但是，国家和市场对网络空间的积极介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建构，加上网络媒体的主动合谋，使私人领域迅速成为商业逻辑的牺牲品。

我国媒体独特的双重体制，即“事业编制，企业经营”，使媒体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宣传舆论，保证完成党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媒体必须在市

场的浪潮中和其他企业一样竞争以求生存［４］。在

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媒体选择大量的软新闻规避了政治风险，从这些大量的软新闻中获利的媒体又反过来加重对软新闻的依赖，这些软新闻大多与私人领域的话题有关。因此，媒体的体制结构首先决定了媒体对公共性的政治问题的冷漠，对私人领域的话题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尽管网络空间具有较大的自由，但是国家和市场权力对网络空间的规训也是无所不在的，网络的严格审查和过滤机制，让在国家机器权力面前的媒体投鼠忌器，引入市场的逻辑也可以成为一种控制的手段，市场并不必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如赵月枝所言，“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市场与国家相互建构，它们彼此并不隔膜和相互排斥。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市场关系重构自己；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而孤立存在，它是政府和政治的产

物。”［５］因此，在市场的诱导和国家权力夹击下的

媒体，选择去政治化的话题作为自己的重心，推行

消费主义逻辑，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控制［６］。

８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除了大量私密话题之外，网络空间也会出现

是可能实现的。

ｈｔｔｐ：／／ｃｑｌｇ．ｊｏｕｒｓｅｒｖ．ｃｏｍ

大量的公共性讨论，以及一些对主流的抵抗文化，但是这些讨论很快就销声匿迹或者成为了无休止的争吵，网络亚文化也难逃被收编的命运，“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这两个力量有其对抗的可能，也有其相互迭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

［５］

国家和市场合谋使网络空间成为权力监视能。”

参考文献：

［１］　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Ｃ］／／汪晖，陈燕谷．文

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１２５，１２８，１２８，１３１．

［２］　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Ｃ］／／汪晖，

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１３４，１３７．

［３］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Ｃ］／／汪晖，陈

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１９９９：６５，６６．书店，

［４］　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

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５）．

［５］　赵月枝．国家·市场·社会［Ｊ］．传播与社会学刊，

２００７（５）．

［６］　任永梅．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Ｊ］．重

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４）．

（责任编辑　王烈琦）

的场域，在利益的驱使下，私人领域则沦为赚取利益的牺牲品。

当前，在市场化逻辑下，国家和市场权力介入网络空间，加上网络的开放和自由使得网络空间关于私人的题材和话语日益膨胀，私人领域越来越公共化，这种虚假繁荣看似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张扬，而其背后则是以另一部分人和更大的公共性原则丧失为代价，私人领域公共化使网络监管和公共空间的个人隐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历史地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彻底分隔是不可能的，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严格划分私与公的界限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理性的讨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如果能够在网络空间里实现，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可以在理性讨论的前提下展开，那么公共领域里的交往理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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