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双遗产文化调研报告

武夷山双遗产文化调研报告

裘国伟

（武夷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武夷山拥有“碧水丹山”、“奇秀甲天下”的自然风景区和世界同一纬度不可多得的自然保护区。还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原文化入闽的走廊，素有“道南理窟”、“理学名邦”之雅称。1999年，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武夷山被列为世界双遗产后，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加强了自然保护区及九曲溪源头的森林保护；减少景区内及其景区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控制了进入景区的车辆和人员等。

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现有馆藏文物19433件，国保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还有很多著名的古道和古关隘，如武夷山分水关及其崇安古道、光泽杉关及古道、浦城仙霞关及古道。闽北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南平南词戏、政和四平戏。

武夷山地灵人杰，名流辈出，曾出过大量政界、文学界及科学界名人。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闽北四大文化名人，即朱熹、柳永、辛弃疾和陆游。

为加强对武夷山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站在“大武夷文化”的高度上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利用，共同保护，形成开发、保护、利用的整体合力。

关键词：武夷山 双遗产文化 现状 保护

2007年7月31日至8月9日，省社科规划课题“武夷山双遗产文化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先后对武夷山市自然保护区、古汉城遗址等地以及武夷山市周边有关县、市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调研，同时就武夷山双世遗的现状包括作为自然遗产地的自然保护区和风光景点的状况和列入世界遗产后对生态保护所采取的措施，武夷山及周边县市历史文化名人及其影响，武夷山及其周边县市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出土文物、古建筑（古寺庙、古桥、古民居、祠堂等）、关隘、民间艺术的保护、利用与传承等问题走访了武夷山市景区管委会和南平市及相关县市的文体局领导。现将调研的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一、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概况

武夷山市位于福建省北部，全市总面积2802平方公里。

武夷山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境内有“碧水丹山”、“奇秀甲天下”的自然风景区，位于武夷山脉北段东南麓，全区呈长条形，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14公里，面积70平方公里。区内由红色砂砾岩组成的低山丘陵，属丹霞地貌，千百万年以来，因地壳运动，地貌不断发生变化，构成了秀拔奇伟，独具特色的“三三”、“六六”、“九十九”、“四十六”之胜。 武夷山还有世界同一纬度不可多得的自然保护区，座落于武夷山脉偏北的最高地段，是我国东南大陆现存面积最大、保留最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属联合国“人与自然”保护区及评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A 级保护区，区内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在国际上被誉为

“昆虫世界”、“蛇的王国”和“鸟的乐园”。

武夷山历史悠久，有4000多年的文明史，历史上有过夏商、西汉和南宋等多次鼎盛时期，是中原文化入闽的走廊，更是闽越文化的摇篮。古越人特有的葬俗“架壑船棺”、“虹桥板”等古物，历经3800多年的风风雨雨，留存至今。武夷山的城村汉城遗址，距今2000多年，面积48万平方米，是江南保存最完整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城市遗址。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生活40余年，期间广收门徒，著书讲学，使武夷山一度成为东南文化学术中心，有“道南理窟”、“理学名邦”之雅称。

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二、武夷山列入双世遗后，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情况

武夷山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后，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尤其是武夷市政府对武夷山自然生态生态环境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

（一）加强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及九曲溪源头的森林保护

历史上由于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特别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武夷山的生态资源曾经遭受多次破坏。如：50年代大跃进后的大规模砍伐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山民们为了脱贫致富而进行的大规模砍伐，都一度使这里森林和整体生态环境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果十分严重。1998年的“6.22”特大洪灾，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森林是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持水资源的根本。武夷山列入双世遗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武夷山地区的森林保护工作。首先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限止资源消耗大的产业，发展生态型的产业，如茶叶，旅游服务等。其次是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劝说当地居民用液化气取代木柴做燃料，积极推广沼气、太阳能的使用，并对居民的燃料费用进行补贴；当地茶厂通过科研改用煤炭烘焙茶叶取代传统木炭烘焙的方法等等。

（二）努力减少景区内及其景区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武夷山景区及保护区内曾有居民几万人，每日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还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和农药，其残流物源源不断流进九曲溪及景区内的其它河流，严重影响了遗产地的生态质量。武夷山列入双世遗后，当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建设性的措施，努力减少居民的生产生活对遗产地的生态影响。

一是对景区内的居民尤其是九曲溪沿岸的居民进行集体迁移。将景区内的居民迁出景区或迁到距离主要景点特别是九曲溪较远的地方进行集体安置。例如将九曲溪沿岸星村镇里位于九曲溪沿岸的居民搬迁到离九曲溪较远的地方，在那里建设一个生态型的小区——齐云小区，2003年5月确立为省级建设新农村试点小区。小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定位，是建成一个生态型的居民小区。小区的生态建设指标很高，绿地面积在35%以上。小区建设突出水资源保护这个重点，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来解决小区污水排放问题，即在小区中规划建设一座日处理污水2500吨的污水处理厂；将处理后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水，排放到远离九曲溪的江墩溪中。

二是对目前尚不具备集体搬迁条件的景区内居民点的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居民生活垃圾通过集中点由专人运送至垃圾转运站后转运垃圾处理场，处理后，垃圾无害化达99%以上。对于特种垃圾（医院及涉外机构垃圾）由市固废中心进行处理。对于景区中分散的自然村，则由景区管委会拨专款雇请专职的清洁工每天到各自然村收集垃圾，并进行处理。

（三）逐步控制进入景区的车辆和人员

随着武夷山列入世界双遗产名录，知名度不断提升，旅游人数急剧增加。特别到“五一”、“国庆”黄金周，更是人满为患，很多景点出现了旅游人群拥堵的情况，九曲溪更是出现了“一排难求”的现象。大量的旅游垃圾直接散落在景区内和九曲溪里，加上有些游客不走规定步道，而是在山中另辟蹊径，对景区的植被亦造成严重破坏。

针对上述问题，景区管理机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适当提高主要景区票价、在黄金周期间限制车辆进入景区、开辟周围新景点以缓解主景区的压力、加大宣传力度提倡文明旅游和环保旅游、修建环景区公路限制过境车辆进入景区等措施加强对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武夷山历史文化遗存及其现状

（一）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遗存

南平自古是闽地与中原交流的通道，境内文化遗产众多，地下地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一千多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青铜时代的城址、居址、墓葬、窑址等都很有典型代表性，地面遗存的各类古建筑也是自具特色。全市现有文化系统管理的博物馆12所，共有馆藏文物19433件，其中一级品22件，二级品189件，三级品9136件。2006年，闽北新增的国保单位七处，它们是：武夷山的余庆桥、崖葬船棺墓群、遇林亭窑址，建瓯的东岳庙、北苑御茶园遗址、建阳的朱熹墓园，邵武的宝严寺。目前，国保单位共计10处。同年，新增加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处，它们是：延平区的樟湖蛇王庙、峡阳古民居；浦城的真西山故居、镇安桥、锦城遗址；武夷山的丹崖嶂崖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达24处。浦城县猫儿弄山商代窑址和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相继获得2005年度、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

闽北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有3座：建瓯市、邵武市、武夷山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处：邵武和平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2处：武夷山五夫镇和延平区峡阳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1处：武夷山市下梅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有4处：浦城观前村、延平南山大垻村、武夷山市兴田村、光泽县崇仁村。

（二）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古道、古关隘

闽北是中原文化入闽的走廊，尤其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方遗民南迁，给闽北留下了一些著名的古道和古关隘，而其中跨越武夷山脉的三大古道尤为著名，是中原文化南移的主要通道，也是古闽越人南征北战的重要隘口。“衣冠南渡”、王审之入闽、理学南移、霞客壮游等经这三大古道留下诸多文化遗存赋予它们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三大古道是：以武夷山分水关为标志的崇安古道、以杉关为标志的光泽古道、以仙霞关为标志的浦城古道。

崇安分水关与崇安古道。分水关又名大关，是当年闽赣交通的要冲，距武夷山市区西34公里，海拔1400多米，在武夷山通往中原的九大关隘中的地位首屈一指。《读史方舆纪要》介绍：“分水关，县西北分水岭上，接江西铅山县界，为江闽之襟要。五代至宋皆置寨于此。嘉定间，郡守史弥坚增修，后废。开庆元年修复，并置大安驿，元废。明洪武初，复置关，设巡司戍守，亦曰大关。”[1] 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隘口上公路旁的一块写着“武夷山-江西”的分界路标。

杉关与光泽古道。杉关地处武夷山脉，在光泽县止马镇以西6公里，为闽、赣边界要塞，故称“瓯闽西户”，“其冲要推闽陆道第一”。关隘城亘建于山脊之上，施屏障于闽、赣边界。杉关始建于唐广明元年（880年）。据清光绪《光泽县志》记载，关隘“岭峻道狭，仅容单骑。”[2]清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兵燹。清光绪四年（1878年），复建。杉关两翼城墙，高4至5米，上宽下窄，残长约1500米，自古为闽北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自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凭据杉关或路过杉关的农民起义军就有十多次。如宋范汝为、元陈友谅起义军，明朱元璋，清同治三年太平军等。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扼守杉关，出击汛口（今江西省黎川县地），歼灭国民党一个师。历代封建朝廷频繁调兵遣将，派强兵把守。如宋代的韩世忠、元朝的王溥、明朝的张楷、清朝的许贞等将领，均曾率所部在此守关。杉关同时也是闽、赣两省重要的商贸陆行通道。

仙霞关与浦城古道。仙霞岭共有六岭，跨闽浙两省，包括浙江省境内的有窑岭、茶岭、小竿岭和福建境内浦城的大竿岭、枫岭、梨岭。贞元二十年，日本俯角真言宗开山祖师空海

和尚在霞浦登陆，北上长安即走此道。

唐以降至民国各朝、士子、官员、商旅、教徒、军队进出福建大都经此道。

仙霞关为此路要冲，位于浙江江山县保安乡距浦城县界10公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凡入闽者，由清湖渡，舍舟登陆，连延曲折，逾岭而至浦城县西，从北向南逾仙霞关，经二十八都，枫岭深坑，庙湾：逾梨岭，经九牧，过杉坊；逾渔梁岭，经渔梁、仙阳、朴树桥、五里塘至浦城，出城西迎远门复舍陆登舟，顺南浦溪、建溪达闽海。”[3]

仙阳古道系仙霞古道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它南起朴树桥，北至渔梁岭。自南而北贯穿仙阳镇，全长20公里。至今还保留一段保存完好且最长的路段，宽2米，用块石砌筑。古道上还可具备独轮碾成的车辙。

仙阳镇的渔梁村则是仙霞古道繁盛时期的重要缩影。自唐代设驿延自明清，为中原入闽第一驿。无数文人学者在此投宿，意兴所至，留下不少佳作美文。爱国诗人陆游，经仙霞宿渔梁，留有诗作《宿渔梁驿五鼓起行有感》等二首。清代日本琉球国使者程顺则，也留下了《夜宿渔梁》等诗文，其他如蔡襄、刘克庄、黄公度、朱熹、蒋之奇、翁白、林则徐、袁枚、赵翼、陈万策、张际亮等在此驻足留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入闽，亦投宿于渔梁。

渔梁村现存的遗址有驿馆、马坪、养马和伙房场所。在驿馆后面，有座妈祖庙。古代进入八闽的官贾商旅在翻山越岭之后为求在建溪、闽江行舟安全，多在此进香，祈求妈祖保佑水路平安。

四、武夷山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名人

闽北地灵人杰，名流辈出，除了长期在此传道授业的朱熹及相关的理学名流外，闽还曾出现过大量政界、文学界及科学界名人。闽北十七宰相，如邵武的李纲、浦城的真德秀、建瓯的杨荣等，世界法医鼻祖宋慈，历史学家衰枢，文学家严羽、诗人杨亿、词人柳永等，均由闽北丰厚土壤孕育而出。历史文化名人黄巢、江淹、李商隐、陆游、文天样、辛弃疾、徐霞客、马可波罗、海瑞、成继光、郑成功等，也都在闽北留下踪迹及诗文。

尤其是两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闽北成了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经济的欣欣向荣，带动了地方教育的蒸蒸日上，人才辈出。据据史书记载，宋时闽北“冠带诗书，翕然大肄，人才之望、遂甲天下。”据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宋代闽北有100多位诗人，16位宰相，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个状元，8个宰相。

（一）朱熹及其理学思想对闽北的影响

朱熹是闽北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以注释儒家经典的方法，揉合了佛教、道教及诸子学说，阐述自己思想，建立以“理”为中心，囊括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并形成以之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也称朱子学。

台湾国学家钱穆教授生前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最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4]

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不仅在闽北成就其理学思想，而且对当地的文风教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在闽北各县市仍能处处感觉到朱熹在此生活的种种印记：在武夷山有记载着朱熹成长过程的故居——五夫紫阳楼；有其传道授业的武夷书院（武夷精舍）；有他留下的赞美武夷风光的九曲棹歌和无数的磨崖石刻。在建阳，有他亲自创办的寒泉书院、同文书院、云谷书院、考亭书院，还有他本人及家人包括母亲、妻、子的墓地。在政和，有朱熹父亲朱松在政和为官时创办的云耕书院。此外，虽非朱熹及其家人亲自创办，但与他有关的包括他曾亲临讲学过或是其门人为祭祀他而创办的书院曾遍布闽北各县、市，如建阳的鳌峰书院、横渠书院、廌山书院、庐峰书院、瑞樟书院；邵武的和平书院、樵溪书院；松溪的湛卢书院；光泽的云岩书院、西山书院；政和的星溪书院、翔凤书院等。如今，这些书院由于岁月沧桑，

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的甚至难寻遗迹，但它们曾经是闽北乃至八闽学子求学成才的庄严圣地，曾为闽北历史文化的繁荣培育了无数先贤名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闽北四十年里，广招门徒，教授讲学，深受其理学思想影响和教化的历史文化名人曾遍布闽北各地，对整个闽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

在闽北历史上颇具名望的“乌洲李氏理学世家”中，继承杨时、朱熹之学，在理学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就有李深、李郁、李吕、李阁祖、李相祖、李方子、李应龙等七人，被誉为“乌洲李氏七贤”。

浦城“八宰相”之一的真德秀(1178—1235) ，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深得理学真传，才华出众，为官清廉正直、爱民勤政，《宋史》中称他：“宦游所至，惠政深洽”。

顺昌备受尊崇的廖德明，师从朱朱熹于建阳云谷晦庵草堂，并随师往来于云谷、寒泉、五夫屏山之间。他在广东任职期间还刊刻了朱熹的著作《家礼》、《近思录》等书，与州学诸生讲论理学思想，使朱熹的学说传播到广东。

在闽学发展史上广泛流传，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建阳蔡氏四世九儒中，较重要的人物蔡元定和蔡沈，都与朱熹关系密。蔡元定(1135一1198) ，相继从学朱熹于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享沧洲精舍，其学识颇得朱熹的赞赏，著作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辨》、《洪范解》和《大衍详说》等。

蔡沈(1167—1230) ，为朱熹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最得意的门生。庆元五年(1199)冬，朱熹临逝世的前几个月，将其来不及完成的《书集传》一书嘱托蔡沈。十年后，即嘉定二年(1209)，蔡沈不负师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

朱熹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余年，而且传至日韩国、日本，甚至欧洲，其精华影响流传至今。为了更好地传承、研究朱子理学思想，挖掘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理思想内核，经多方努力，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共同举办的“宋明理学中心”于2005年10在武夷山武夷学院挂牌成立。该中心至成立以来，已举办了两届国际学术研究讨会，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研究朱子学的专家近200人次。近期南平市政府决定今后该中心将每年举办一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以推动海内外朱子理学的研究。

（二）三大文学名人与武夷山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是武夷山妇孺皆知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柳永出身于儒宦世家，但仕途坎坷，在政治上抑郁失志。他的词自成一格，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5]。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

为纪念这位武夷山籍伟大词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与武夷山市方志委经广泛收集资料，创建了柳永纪念馆。柳永纪念馆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宫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是一座三层楼阁式仿宋民间建筑，占地300米，坐南朝北，有展厅及办公室、储藏室、茶室等设施。原中顾委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纪念馆题名。

2002年4月12日，在中国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期间正式对外开放，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文学泰斗、词坛巨星。他的词激越沉郁、悲壮苍凉，是与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先后四次任武夷山冲佑观提举。写了《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等３０多首诗词。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福建文化、武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死后葬于离武

夷山极近的江西铅山县。

2004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专家学者１２０多人参加了会议。

陆游（1125-1210）南宋著名诗人，在66岁告老还乡之前，曾经三次坐过武夷山冲佑观提举这条冷板凳，这段经历对他生命自然心性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风光秀丽的武夷山让他“未到名山梦已新”了，使他得以暂时搁下心中的金戈铁马，而纵情于山水之间，开始了素食和品茶的晚年心境。在他一生留下的9300首诗中，有320首写茶、200多首与吃有关。

武夷市正在筹备于2007年12月举行陆游学术研讨会。

五、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闽北是我国南方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区域个性，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闽北人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闽北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次调研期间，课题组深入闽北部分乡镇，领略了深藏在民间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闽北目前挖掘并已确定为市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9项。其中，国家级3项，分别是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南平南词戏、政和四平戏。省级10项，分别是邵武长门、傩舞、三角戏、和平游浆豆腐制作工艺，延平佛教修士音乐、战胜鼓、塔前大腔金线傀儡、南词曲艺，建瓯挑幡，建阳建本雕版印刷。

（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大红袍乃岩茶之王，是武夷岩茶中的珍品和代表。岩茶与历史上的绿茶、红茶制作工艺一脉相承并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创的工艺和高超的技能。与这些工艺相伴而生的长达三百年的民间习俗有其丰富的内涵，如祭茶喊山、斗茶（品质比赛）、品饮艺术等，为提高岩茶制作工艺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是经过几百年来茶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并通过言传身教，代代相传的。它的工艺复杂，许多环节都有绝技。岩茶的传统艺技能分十道工序，一环扣一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这些工艺中有许多环节是有绝技的，没有具体的标准，全靠茶农们手上的感觉。

政和四平戏。四平戏是由明代中叶时期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演变而成，嘉靖年间盛行于徽州（即现在的安徽歙县）一带。明末清初，四平戏随商人、官员等传入福建的政和、屏南以及福清、长乐、漳州、南靖等地。清中叶后，四平腔为徽调、婺剧等所吸收，成为常用腔调之一。而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剧种，四平戏渐渐消失了，戏曲史的专家们也都认为它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却意外在政和等地的大山深处，听到了四平戏的那高昂粗犷、诙谐风趣的唱腔，看到在山村的古老戏台上，年复一年地上演着代代相传的剧目，甚是惊喜，把它称之为“中国戏曲的活文物”。

四平戏传入政和，与当地人为纪念他们的祖先张瑾有关。张瑾曾是唐末年间朝廷的一位武将，在平定黄巢起义中战死，被赐封“英节侯”，葬于政和县的铁山乡。过去每到“英节候”的忌日，杨源村民都要唱上三天的四平戏，以祭奠和缅怀祖先。

如今，会唱和爱看四平戏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了保护这一传统的戏曲，杨源专门成立了四平戏剧团。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在英杰庙，亲耳听到了几位老艺人为我们演唱的四平戏。 年，四平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平南词曲艺。南平南词是流行于福建北部南平的一种曲艺形式，一般认为是江南的南词于清嘉庆年间由苏州传入南平之后逐渐与当地的民歌小调融合发展而成。

南平南词的表演形式是由一人主唱，另有多人分执不同乐器列坐周围，按照不同的行当

轮递配合说唱。

南词在18世纪后期传入南平，刚刚传入时即出现过著名的活动班社“静逸轩”，至今已历二百多年，传人有9代之多，艺术传统相当深厚，艺术生命力十分顽强。但是，南平南词在今天的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后继乏人，困难重重，亟需加以扶持和保护。

六、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闽北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事业，始于改革开放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跟其他文化事业相比，相对起步较晚。虽然通过多次的遗产大普查和坚持不断的遗产发掘、保护、研究与合理的开发利用，闽北的文化遗产质量和数量，其学术价值、人文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均受到省内外专家所公认，闽北已成为我省的遗产大市之一。但是，总体而言，闽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依然薄弱，与文化遗产大市的地位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1、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保护措施还未全面到位。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五个纳入”贯彻还不到位，有待进一步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在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尚未完全纳入法制轨道，致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

2、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经费不足，许多濒危的文化遗产未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有的博物馆馆舍、库房设备陈旧，展厅陈列多年无法更新，文物征集、民间文艺搜集编纂、民间艺术的学术研究等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处于濒危状态的南平南词曲艺、政和四平戏、浦城闽派古琴急需得到有效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和科研功能发挥不出来，效果不明显。另外，闽北地面上现存大量有价值的木构古建筑，如古寺庙、古祠堂民居、古木桥等，因经费困难，消防安全隐患还未完全消除。

3、有关的遗产保护法规、规章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

自从新文物法允许私人收藏和交换文物之后，文物立法的配套措施一时无法跟上，出现了一些较为普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个别地方偷盗古墓、古遗址和私自征购出土文物的现象抬头。国有博物馆在对民间流散和出土文物的征集方面，无论是信息、资金、管理措施等方面，目前都跟不上。

4、树立正确的保护利用观。

开发利用的功利思想较为突出，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对一些具有重要学术研究和科考价值而暂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民间艺术继承保护不力

5、四是民间艺术的专业研究人员奇缺。

（二）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

1、进一步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宣传力度。

各级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各县（市、区）政府应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建立起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大力度，做好保护宣传和项目展示。把文化遗产编入中小学乡土教材，做好文化遗产进校园工作。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使之成为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切实推进这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事工程。

2、树立文化保护的全局观念。

闽北文化遗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县市不能各自为政，应站在“大武夷文化”的高度上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利用，共同保护，形成开发、保护、利用的整体合力。

3、挖掘古道、古关旅游资源。

闽北古道及其古代交通建筑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原文化南渐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

闽北历史文化甚至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有着无比丰厚的史学、经济学、建筑学、美学价值，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加以精选、整理可望形成高品质的旅游线路，成为连结武夷山、邵武、浦城、光泽、建阳等县市从而真正形成大武夷旅游的文化走廊。

4、应充分挖掘闽北历史文化资源，打造闽北旅游文化品牌，形成规范效应。

打造“朱子文化”品牌，充分发掘、合理保护和利用闽北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闽北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文艺精品，努力举办好朱子文化节。

5、加大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力度。

政府应组织力量加大闽北文化研究的力度，提升闽北的文化底蕴，并积极发挥闽北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6、加强传承人队伍的建设。

采取发掘、培育、扶持等有力措施，努力改变目前民族民间艺术队伍后继乏人的现状，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为传承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尽力保护，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鼓励民族民间艺人带徒授艺，加强中青年艺术骨干的培养，使民族民间艺术绝技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7、组织开展好文物普查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方案；抓紧完成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省级、县（市）级文保单位和代表名录的规划保护和建档工作。

注释：

[1][3]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中华书局2005年3月出版。

[2] 《光泽县志》，光泽县县志编撰委员会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4] 《朱子学提纲》，钱穆，三联书店出版。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纪昀等编纂，中华书局影印。

作者简介：裘国伟，男，1954年生，武夷学院副教授、副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世界遗产。已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关于世界遗产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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