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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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4期
竺可桢校长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面临日寇战争的威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亲自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认为此地适合办学。经过商洽,学校于1937年9月起租借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部分屋舍,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月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西天目山,27日起上课。
禅源寺虽然地处深山,远离城市,教学条件因陋就简,但师生朝夕相处,教师授课答疑极为便利,对学生道德品行的陶冶也更为有利。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来,在国内教育界开了试行导师制的先河。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西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搬迁。自1937年u月底起,师生经五天奔波,全部到达建德。 供稿:浙江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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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天目办学源考
蓝 蕾 张淑锵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8月14日首次轰炸杭州。此后,整个杭城便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氛围之中。浙江大学是迁离杭州还是原地不动?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作为当时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必须综合校内各方意见,作出一个正确决断。
面对巨变,校内师生对于是否迁校有着不同意见。有的持否定意见,如教育系庄泽宣主任等主张不迁校(《竺可桢日记》,1937年10月5日,以下只标注日期),但教务长郑晓沧等人认为,“为安全计,宁可„曲突徙薪‟,毋为焦头烂额”(郑晓沧《关于迁校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主张迁校为宜。竺可桢则认为,迁校之事应当十分慎重,要经过细致的综合
考察,原则上应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或僻静的农村,使大学内迁与服务地方、开发内地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不应搬迁到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以免高校过于集中。为此,他组织教授职员四处进行考察,自己也亲赴各地调研。
竺可桢关注的地方主要是西天目山(禅源寺)、建德县城与萧山(湘湖),其中西天目山是竺可桢考察的重点。这是一处宗教文化名山,森林茂密,位于杭州市西部,距杭州市区94公里,禅源寺是其中最大的寺庙,“可住数百人"(1937年8月22日)。1936年,竺可桢曾三游西天目,对其山光水色与风俗人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年底甚至有在西天目山扩建校舍之议,终因经费紧张作罢。可见竺可桢有迁校于西天目山的倾向。但西天且山交通不便,校舍不足以支撑全校师生教学、科研、行政与住宿之用,致使部分教授职员反对迁校西天目山(1937年10月5日)。另一个可选校址是建德。建德位于杭州市西南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郑晓沧等人倾向干迁往建德。但竺可桢认为杭州市另外几所学校已“捷足先登,故引为不宜"(1937年9月22日)。还有一个待选校址则是湘湖。湘湖是当时浙大农学院农场所在地,位于杭州东南部,“有本校120亩稻田,可以自给,且运输相当便利”(1937年8月23日)。竺可桢曾经决定“危急时避湘湖"(1937年8月23日),后来征询蒋梦麟意见,结果“蒋极不赞同湘湖"(1937年8月25日)。竺可桢遂将迁校目标锁定在西天目山。
竺可桢为迁校西天目山开展了细致的筹划与准备工作。首先,为了解西天目山办学相关的校舍、交通、粮食、安全等情况,陆续派张其昀、王劲夫、张荩谋、梁庆椿、胡刚复、沈鲁珍、朱仲翔、潘承圻等人赴西天目山及禅源寺实地考察。其次,与西天目山禅源寺商定有关借寺办学事宜,确定寺院的相关院舍作为办学之用。再次,为解决西天目山交通不便问题,派专人负责测量相关路线。最后,为统筹处理西天目山办学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专门设立西天目临时办公室,聘请潘承圻为办事处主任,朱仲翔为一年级主任,叉请柳定生担任西天目山一年级女生指导。1937年9月11日,在各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的同时,竺可桢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大学本部迁天目山禅源寺,定9月20日之前先迁一年级”,“二三四年级定双十节以前迁禅源寺”(《国立浙江大学第13次校务会议记录》,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自此,迁校西天日山成为学校的共识。
1937年9月21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先行出发赴西天目山。27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开始正式上课,标志着浙大西天日办学的开始。然而日军进攻迅速,11月5日在距杭州仅120公里的苏浙交界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杭州形势岌岌可危。竺可桢不得不果断决定浙大本部先迁建德。1月底,西天目山一年级学生又按照学校要求迁建德与本部师生会合。浙大西天目办学随之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