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三兄弟

张氏三兄弟--山西煤炭富豪第一家族

在胡润公布的富豪榜上，张新民家族位居山西能源富豪首位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记者，更不知道他们如何写我们家。我们也是刚知道把金业排成了能源榜上山西富豪第一家族。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10月21日下午，山西金业焦煤化集团总经理张新跃在太原古交市对本刊记者说。

10月17日，胡润公布的能源富豪榜上，山西富豪集体入围，多数从事煤炭产业领域。其中，山西金业焦煤化集团张新民家族位居山西能源富豪首位，家产10亿元。在山西煤炭富豪日渐惹眼的时候，张新民家族骤然吸引众多目光。 张家有三兄弟一起打理这个企业，老二张新民是董事长，是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老大张新跃是总经理，老三张新亮也在金业负责部分项目。

张新民家族从1990年代中期起步，已有近10年的发展历史。其中，2003、2004年是金业快速发展、大量赚钱的两年。 眼下，由于焦炭价格下跌，金业集团每吨焦炭亏100多元。“金业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熟悉金业集团的一位人士说。

张家的发家简史

在金业集团，42岁的老二张新民绝对是灵魂人物，完全控制这个家族企业。因为，张家的江山全是张新民一手搭建。张氏三兄弟性格各异，张新民为人豪爽，头脑灵活，行事胆大。

张氏兄弟出身农村贫寒家庭。80年代后期，张新民是一个挖煤的矿工。张新跃是一个乡村教师，“学校很小，什么课都教”。张新跃性格温和，厚道老实。

90年代中开始，张新民开始跑煤炭运输。在1997年前，煤炭的运输算一个挣钱的行当。张新民头脑活络，开始发家。1995年，张新民成立了山西华北黄金实业公司，专门做煤炭的铁路运输生意。“有两年很赚钱，也认识了许多人。”接近张氏家族的人说。此后，又成立“山西金业物贸有限公司”，乃金业集团前身。

在此期间，张新民不仅攫取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张新民开始积累广泛的人脉关系，从官员到生意伙伴。在山西做煤炭生意，关系网至关重要。这为张新民家族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90年代后期，张新民的煤炭运输生意有了初步规模时，老大张新跃辞去乡村教师职务，来公司帮弟弟照料生意。

有一定实力后，张新民遇到了成为山西煤炭首富的机会。经历了1997和1998年煤炭市场极度低迷的局面后，2000

年煤炭市场开始复苏。山西省希望提升煤炭产业结构，卖出去的不仅仅是煤炭，更希望是煤炭的加工产品。在此背景下，用来炼钢的焦炭产业尤其是大机焦产业成为了政府重点支持的项目。

古交有丰富的焦煤储量。张新民决定建立大型的煤焦企业，从事焦炭生产。此想法迅速得到古交政府的赞同。张新民的100万吨焦化项目和180万吨的洗煤项目以及相关的化工项目被列为山西省的重点工程，张氏就此开始做大。

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张新民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到现在有10多亿的贷款没还。”张新跃告诉记者。

2002年底，焦化厂投产，正赶上了山西焦炭的黄金时期。2003年和2004年，全国投资大量增加，钢材供不应求，拉动了焦炭价格的快速上扬。“那两年，每吨焦炭至少净赚200元，高峰期不止这个数。”张新跃说，那两年，金业赚了许多钱。 2003年的时候，金业随即开始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焦化厂建设，一个200万吨的焦化厂拔地而起。几乎与此同时，张氏决定在古交建设两个120万吨的焦煤煤矿，以期为焦炭厂供应原料。2003年8月，张氏建成了5条装车线，3.8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开始陆续投入使用。

目前，两个煤矿投资了近6亿元，还没有投入生产。200万吨的焦化厂也没有正式投产。此外，张氏还有数个煤矿、

运输公司、洗煤厂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

“资产价值总有30多亿元吧，银行的贷款还没还，即使做这么大了，有时候资金也紧张。现在焦炭形势不好，也有些担心。”老实的张新跃似乎有些焦虑。

但张新民似乎没有焦虑。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张新民无法在此时接受采访。但今年初的时候，张新民在给山西另外一个县的领导介绍情况时说，今年要在古交投资50亿元左右。

发家之后的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出身贫寒，对乡邻甚是关照，多有口碑。

山西因煤炭而富的人们，对于当地乡邻通常都有回馈，这已成惯例。他们富裕后，希望能够通过给周围乡邻的善举，而获得尊重。

大多数煤炭起家的老板们在十年前通常不被人们瞧得起——那时谁去包煤矿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做法。彼时，煤炭价格低廉，经常有煤炭老板们过年不敢回家、躲避债务的举动。

张氏发家后，也颇多善举。给村里人修路，逢年过节送面、肉，修学校，修庙。数年间，善举款项大概有数千万之巨。

10月21日，张新跃的灰色日产无限越野车在古交市显得很扎眼。张新跃穿一条牛仔裤，浅黄色的休闲西装。在靠近古交市政府的路边停下来的时候，20多分钟内有四拨人上来和他打招呼。张新跃谦和有礼，丝毫不张扬。“张家老大是个厚道人。”古交一位认识张家兄弟的人说。古交距离太原1个小时车程，是重要的焦煤基地。

有一个打扮似尼姑的中年女人上前来给张新跃兜售“开光佛卡”，张新跃从左边兜里摸出一把钱，把零钱挑出来大概有几十元全给了那个女人，但没有要那张“开光佛卡”。那女人念叨着“真是个好老板”走开了。

在聊天的时候，张新跃从右边裤兜里摸出一包“熊猫”烟，这包烟的价格大概在90-100元间。当这包熊猫抽完的时候，他从西装内里口袋里又掏出一包烟，显然档次比熊猫要差了许多。

沉浮起落的煤炭产业和煤炭富豪

10月20日，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研究员夏冰说，目前山西省的焦炭产能放空的现象严重，焦炭行业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这种局面还将延续相当时间，直到大批焦化厂倒闭退出市场。

据了解，今年山西省的焦炭生产能力为1.4亿吨，总需求量在8000万吨左右。相比去年，焦炭的需求量没有增加，

但产能却增加了4000万吨左右。所以，造成了大量的焦炭厂产能不足。此时，钢材市场发展减慢，焦炭市场价格一路下滑。

真正要命的是，由于技术原因，机焦厂的焦炉不能熄火停下来，必须持续生产。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减产。由于焦炭厂多，即使减产，也有大量需求，所以炼焦炭的焦煤价格高居不下。柳林的焦煤眼下的价格还在每吨400元左右。 因此，大量的焦炭厂承受上游原材料的高价格，又承担焦炭的低价格，出现了全行业严重的亏损。张氏的金业集团也不例外。

张新民兄弟在2003年焦炭价格最高的时候，断然大量后续投入，今年底将陆续行成产能，届时将有240万吨的焦煤产能和300万吨的焦炭产能。

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况且，由于市场、技术以及环保等诸多因素，焦炭生产已经不再是山西省重点扶持的工业项目。这意味着，在贷款等方面，张氏或许无法再有过去的便利。

“只能撑住目前的局面，等待其他许多焦炭厂撑不住倒掉后，我们继续发展，毕竟我们的规模庞大。”张新跃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其他焦炭厂的退出。

“无疑，他们的财富在2005年出现了大量的缩水，而且他们有大量的银行贷款。那些排富豪榜的数据多数来自于2004年张氏家族积累到顶峰时的数据。”太原一位对煤炭和这些富豪有相当了解的人士告诉记者。

大量煤炭富豪们随着煤炭市场的起落而沉浮不定。张家是否能走出这样的周期，目前还无法预料。同时，煤炭富豪的发家往往与大量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官员升降而导致煤炭富豪的起落也不乏先例。

张氏家族如何能够保持其基业之常青，恐怕是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10月22日，张新跃驱车8个小时去西安谈生意。原定24日返回，但张新跃说，由于事情不顺利，恐怕要过数日才能返回太原。

山西煤老板众生相

目前山西省知名度最高的车是什么车？被山西熟悉但又不被全国熟悉的车是什么车？最被人忌讳提起的是什么车？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又是什么车？

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悍马越野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昂贵而庞大的越野车。几乎在山西任何城市里，都能够听到人们有关悍马车的议论。有艳羡、有嫉妒、有鄙薄、也有澄清。

这种价格110多万元的车之所以和山西有如此深的渊

源，盖因据说有山西煤炭老板一次购买了10余辆悍马。尽管事后被证实此事乃传言，但山西煤炭老板还是因为这则传言更广为人知。山西煤老板们暴富和挥霍的形象就此定格。 “在山西做煤炭生意，10个人里有2个赚了大钱，3-5个赚小钱或持平，其余亏损，这就是近两年山西煤炭老板的基本情况。因为做煤炭生意的人多，所以山西煤炭富豪就显得多。”10月23日，一个在山西临汾做了多年煤炭生意的煤老板告诉记者。

“我以前甚至连1毛8的盐都买不起，吃碗面条都要想半天，现在有钱了，你说我不好好花怎么办？”一位煤老板反问记者。

煤炭老板的苦乐

22日早晨，山西临汾，天气灰蒙蒙一片。这个城市被称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数年来是山西省第一。这些，皆因煤炭所致。

高先生和夫人都是临汾市的公务员，他们看中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通过关系，打了折扣，以38万元的价格签订了合同。第二天，临汾市乡宁县的一个煤炭老板也看中了这套房子，开口告诉售楼的人说，别卖38万，出46万卖给我，全部付现金。

人均工资不到千元的临汾市，目前市区房价已经很少在2000元/平米以下。在临汾日报社旁边的一个楼盘，目前的价格至少在3500元/平米。4000甚至更贵的楼盘在临汾也有不少。“都是煤炭老板把价格哄抬起来了。”高先生说。

“他们的暴富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下有了钱之后，不知该如何处臵。加之他们以前太穷，所以希望通过大量消费来显示他们的价值。”山西一位副厅级官员告诉记者。 富裕了的煤炭老板们喜欢去北京买楼。为了子女上学方便，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显示地位，改善生活。

有一位煤炭老板去北京，看中了一栋41层的住宅楼，于是告诉售楼部，从1楼到41楼所有朝阳面的房子他全部买下来，并且全部现金交易。

许多煤炭老板去北京买房的时候，他的朋友会告诉他，顺手帮他捎上几套。那些上百万一套的房子许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成交。

“有些报复、斗气的消费心理吧。因为穷怕了。”有个煤炭老板如此分析自己。

上推至1997、1998年时，煤炭老板们是另外一番境况。有一个外地人在山西开矿，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就趁着晚上，把头用衣服包起来，偷偷从矿上溜走，生怕讨债的人拦截。

还有煤矿老板过年不敢回家，正月里每天躲在干枯的河滩里，躲避债主。

彼时，每吨煤炭40多元甚至20多元，谁有了煤矿家里就倒霉。“所以那时候敢承包煤矿的人都有些愣(在山西方言

中，有胆大的意思)。”一个煤矿老板如此形容自己和同行们。 但凡从十年前开始开煤矿，能够坚持到今天的煤矿老板，多数都经历过最贫困的生活，然后骤然暴富。他们看过冰冷的脸色，也看过谄媚的笑容。他们有广泛的关系，但已经“没有了性格，见谁都不敢发脾气，所以有人就拿钱撒气”。 几乎一夜之间，上门来的人不再是板着脸讨债，而是拿着现金，堆着笑脸买煤的。“经历了这些，人生也就看透了。”小学没毕业的一位老板颇有感慨。

从2000年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开始有了起色。自2002年起，煤炭价格骤然高涨。最高时期，临汾的焦煤卖到每吨300-400元，而成本在60元左右。“一天净赚几十万很轻松，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数钱，都是现金。”有煤炭老板说。

有了钱，该做什么？对！到中央电视台去看那个著名的女主持人。一个老板很喜欢中央电视台一个女主持人。于是，和几个朋友开着车直奔北京，去了中央电视台。当然，他们没有看到，把钱在北京花得差不多了，又返回了山西。“我

就是喜欢她，直到现在也是。”那位老板临别前笑嘻嘻地对记者说。

“你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吗？我有两个手机，号码特别好，所以很有面子。”林老板有些得意，他的两部手机号码后面4位数分别是4个“1”4个“2”。有一次，和一个人谈事情，那人似乎有些瞧不上林老板。在分别时，林老板分别用他两个手机给那个人拨了电话。于是，“他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一样了”。

在山西，煤炭老板们需要些能显示地位的东西。李老板有10余辆车，全部是豪华汽车，有奥迪、宝马、陆虎、丰田等。这些还不是最要紧的，显示地位的是车牌号码。李老板的车号全部是所谓的吉祥数字，而且都是连号。“我那些车都不知是谁在开，也顾不得那么多。”在他的车里，李老板淡淡地说。

有一天，一个老板听说，“男人看表，女人看包”，立即买了一块数万元的手表。“我这表不错吧？还有手机，尽管很多功能不会用，但需要买好的，是个身份嘛。”斜躺在记者的房间里，该老板晃晃他的手表。

钱能买来些地位，而地位显然能够带来便利，或大或小。有一次，陈老板去一个很贵的商场买衣服。看到一个人正在和服务员讲价，要求打8.5折，而服务员只给9折。他走上前

说，“就给他8折吧。”服务员不搭理他，陈老板拿出一张那个商场最高等级的优惠卡递给服务员，于是顺利打折。那人告诉陈老板，他在交警系统有些关系，有事找他。有一天，陈老板的车被扣了。打电话给那个人，“我提醒了他，是给他打折的那人”。于是，车顺利被放。

记者看到陈老板的钱包，多张各种各样的“至尊卡”、“白金卡”插在钱包里。“这些都是钱换回来的，有时候有用。” 几家欢乐几家愁。太原的崔老板过得一点也不自在。他有两个煤矿，投资8000多万元，到现在还没有投产。原本以为6-9个月就能完成技术改造，没想到拖了两年，因为矿难频繁，山西的煤矿不断被要求停产整顿，一整顿就是整月甚至两三个月。崔老板贷了大量的款，目前没有任何产出，费用每天在发生，他对于煤炭未来的形势也不乐观，颇为惆怅。 而另外一个“老板”更不快乐。此人原是一个地道的山区农民。他在自家的房子后面准备打口井，发现5米下面就是煤炭。于是，想着挖煤赚钱，谁知，这属无证开采，被叫停不说，还罚了些钱。

“对！我是无证开采的黑口子(山西方言，无证煤矿)。但为什么别人的黑口子能挖，我就不能挖？”这个农民说的能挖的黑口子，通常是有关系有背景甚至直接就是官员所

开。他慢慢明白了，要想挖这个黑口子，必须找关系。现在，

这个农民开始找关系的道路。

煤老板的生活

“到歌厅是前几年的事情了，现在哪里有心情，哪里有时间去。”对于太原的歌城是煤炭老板们养起来的说法，庞老板有些激动。

10月21日，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是歌厅最热闹的时候。记者打车去太原最繁华的几个歌城开元、金昌盛、紫晶等停车场仔细看了一番。停在外面的车很多，豪华轿车中奥迪A6和宝马5系最多，宝马7系也能见到少许。此外，有许多越野车，以丰田的“普拉多”和陆地巡洋舰居多，还有部分本田CRV。此外，大多数还是中档乃至中低档的轿车和越野车。并没有外界所传说豪华车云集的局面。

在开元歌城的一个歌厅里，一位叫二子的经理告诉记者，这里有煤老板来，但并不多。一个在歌城工作了2年多的女服务员也说，煤炭老板来得并不多。至于怎么判别是否煤老板，那个女服务员笑言，自然有办法。

“你问我最经常做的事情？那就是请客吃饭，陪人玩乐。现在我宁愿给他们钱，让他们吃，只要让我不去就行，但不行啊。”临汾的徐老板说，“几乎每天要请客吃饭。如果隔一天，我就偷笑了。”

“吃饭的档次？和谁吃？五六个人吃7000-8000元很正常，上万也挺多的。至于和谁吃，方方面面的人吧，总要维持关系嘛。”

“你说我现在最想吃的？面条。对！就是面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去吃面条。”在一个不大的馆子里，徐老板吸溜着面条，很满足的样子。

五六个人吃7000、8000元，在临汾很容易。“一个干捞翅、一个炖燕窝，一个极品鲍鱼，再要一瓶好的洋酒，就凑够了，甚至还超出。”像这样的饭局，许多煤炭老板几乎是隔天就有一次。1年光请客吃饭，花200万元是平常数字。 过一个春节，煤炭老板送六七十万的礼极为平常，中秋稍少些。“我是有很多车，都是好车。但我也没办法啊，车经常被借走就不还，或半年一年才还，又不能开口要回来，那就只能再买一辆。结果越买越多。”有一个山西的煤炭老板说。而那些借车的人，通常有权。

煤炭的开采生产需要多种证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部门也能插手管到煤矿。对于每个可能管到煤矿的部门和官员，煤矿老板们都必须应付。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

“官煤勾结？废话！我不勾结，我这煤矿能生产吗？有了钱，不合格的也能合格，没有钱，合格的也不合格。我是

赚钱，但我就是孙子。谁都惹不起。包括你们记者，还有假记者！我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一个煤矿老板无奈之至。他曾经被一个假记者勒索过许多钱，但也敢怒不敢言。“因为，全山西每个煤矿，只要挑毛病，都能挑出来。”

正说话间，电话响了。该老板接起电话，说“好吧，给他吧”。原来，一个人告诉这个煤矿，说让他们买山西地图，每张地图200元。在车站，记者买了同样的地图，价格4元。说是某部门领导让他们来卖，该地区所有煤矿都必须要买。 “你看我这日子，还能过吗？每天都是这些破事。”只要和别人吃饭，他习惯去买单，如果别人付钱，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总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即使最亲近的好朋友请他吃饭也是如此。

煤炭老板的未来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的研究员夏冰说，钢材增幅的减缓以及产能的放大，使得焦炭价格下滑。但全国电力紧张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时间，而山西大部分煤炭用于电力，所以山西的电煤市场还将保持旺盛状态。夏冰预计，5年内，煤炭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这意味着，山西可能还将产生越来越多的煤炭富豪。但夏冰同时称，煤炭的利润由于这个行业生产的特殊性还将维

持比较高的水平，但不会有如同前两年那样的暴利。因为，通过资源使用费、机械化改造、关闭小煤矿等诸多措施，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安全性，同时也把部分利润转入了装备行业。煤炭老板的利润将在未来出现一定的下降。

目前，山西一个20万吨的煤矿技术改造费用大致在1500万元左右。一吨煤要交1元的资源使用费，根据该煤矿的储存量一次性交清。此外，其他的费用也在上升。多数煤炭老板对未来两年的估计没有夏冰乐观。他们认为，现在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太多，而且现在进来都是大的煤矿，导致产量增加，价格下跌。

山西省一位官员说，接下来还会有经营煤炭的人富裕起来，但如同前两年的那种几乎一夜暴富可能性已经不大。换言之，前两年产生的煤炭富豪模式将成为历史。接下来，他们将赚取越来越正常的利润，这将是一个趋势。原因是，国家以及山西省对煤炭产业的管理势必将逐渐规范。

大批的煤炭老板在前两年聚集了大笔资金，这对于山西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引导这大批资金，提升山西的产业结构，同时也让煤炭老板除了煤炭以外，还能通过其他途径让财富得以延续增长，这是山西各级政府和煤炭老板共同的课题。

采访多位煤炭老板，都有转产的想法，尽管出发点不同。有的因为这个行业过于危险，经常出事，提心吊胆。有的因为应酬太多，需要照顾的关系太多，不胜其烦。有的因为对未来的判断不乐观，想及早退出。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赚钱，感觉未来渺茫，试图转手。

“我买了一个汽车零部件厂，和一个著名的公司合资，准备以后做这个行业”。王老板说，尽管零部件行业利润很低，但比较稳定，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找麻烦，只要合法经营就能安生过日子。

大多数煤炭老板还没有如王老板一样找到方向，但都已经开始寻求资金的出路。“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采取积极措施，给他们寻求转产的机会，引导他们把大量资金留在山西发展，否则他们可能就把资金从山西转走。这对山西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山西省一位官员不无忧虑。

在这些煤炭老板为自己的财富延续而考虑时，他们更多的打算是在子女身上。大量的煤炭老板在太原买房、在北京买房通常是为了让子女方便在这些城市读书，试图给子女一个好的未来。在子女读书以及未来上，煤炭老板根本不计成本。“只要他念，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是这些人的一致想法。 有报道称，山西日报一位分社社长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

老板曹建军的担心

曹建军：买的车差了，银行都不敢给你贷款

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煤炭市场的行情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山西柳林

一辆乳白色的路虎在停满各种车辆的同德煤焦有限公司院内戛然刹住，一位个子不高、头发略微卷曲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老板来了”，人群顿时起了一阵骚动，刚才还是大伙“意见领袖”的通讯员“冯哥”(音)，早已一溜烟似的不见了踪影。记者进入老板办公室的时候，这位“冯哥”已经正襟危坐在外屋的办公室了。

进入大楼时，刚才还是清闲四顾的保安立即把身板立得笔直，向着老板来了一个标准的敬礼。

这是10月23日，星期日的下午3时，山西柳林县城的一幕。

老板姓曹，叫曹建军，是山西省柳林汇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手中有4个煤矿，职工2000多人，资产3亿多元，产业覆盖煤炭、房地产、自来水、宾馆、运输等行业，是山西省百强民营的上榜企业。曹当然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听到记者来采访煤矿企业家生存状况的时候，这位年仅34岁、众人眼中的富人曹老板却诉起了苦：“外界都是传言，我们啊，哪里来的钱呢？”

确实，连年的收购扩张让这位技校毕业的老板伤透了脑筋：2003年，柳林大型国有煤矿——同德公司改制，曹建军以3.9亿元的价格购得了该企业60%的国有股份；同年，他以4500万元的价格一次买断了曹家山村办煤矿的经营权…… 在这位老板眼中，煤炭价格上涨之后，国家开始征收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尽管不多，每吨煤收取2元钱，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现在国家查得严了，煤矿的各种基础设施都要投入、达标，这也要花费一大笔钱。”谈起国家关停不合格煤矿，曹建军叹了口气。

他没有谈34岁的自己是如何发达起来的，他不愿意说，他更愿意谈自己的辛苦。他讲自己就是柳林本地人，以前搞机械修理，1997年开始进入煤矿这个行业，尝试着买一些当时看来价格不贵的煤矿，生意逐渐越滚越大。

曹把自己以前的生涯称之为“游击队”，因为当时煤矿经营条件差，讨债、出事矿工的家属闹事、村民们找茬，以至于很多煤矿老板根本不敢住在柳林本地，都跑到太原居住，一为躲债，二为避事。

“提心吊胆干了那么多年，刚好干了一年多，又闹起来了。”曹大声抱怨。

“好”自然是指煤炭价格的上涨，曹说的“闹”则是指煤矿附近的村民看到煤矿日子好过之后，纷纷提出额外的要求，要求对他们进行补贴。“最高的竟然要求补贴村民每人10多万。”这让一些煤老板们感到郁闷。

曹建军说自己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煤炭市场的行情。“如果行情好，我们还能持续过个四五年的好日子；如果行情不好，煤炭企业将会死掉一大批。”

在曹眼中，煤老板们争奇斗富的情况并不多。“我知道的朋友中几乎没什么买那种天价宾利或者世爵车的。” 曹说自己买辆100多万的路虎越野车也主要是装装门面。“买的车差了，银行都不敢给你贷款。我们是小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优势。”

目前，曹建军一个60万吨的焦化厂项目进行到了一半停了下来，一是因为资金问题，再就是担心建成后，焦炭市场的行情不好。

提起自己的休闲娱乐，曹建军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只是偶尔打打乒乓球，“高尔夫球场是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没时间，“一年也就休息那么三五天”。

“你看，我不是星期日的下午还过来上班么？”

记者注意到，就在接受采访不长的时间内，曹建军大概接了五六次手机，四五次座机，先后有三拨人进来找他，最后几个人都坐在办公室内不走了，等待着他一和记者聊天结束，马上开会。

“谁不想上市？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呢。”曹说，他刚花了几十万元请北京一家咨询公司帮其进行公司的优化管理。记者私下了解到，曹的这个举动被当地一些人称为“白扔了几十万”，“一帮大老粗哪懂啊！”

尽管曹没有直接说，记者还是能感受到，他不想给人一个暴发户的形象，他要提升自己以及公司的素质，他“不是一个黑心煤老板”。

“我们公司现在有几十个大学生了，你看，这都是些应聘简历。”曹随手拿起几份桌上的求职简历给记者看，上面都是些拥有多年煤矿经验的高中毕业生。

樊斌：没把自己当个有钱人

“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时候，他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山西大同

灯光昏暗的茶馆里，只有记者和樊斌两个人。这是星期

五的晚上，煤海大同的一角。

樊刚从煤矿回来，他是一个小煤矿老板——承包的煤矿有年产6万吨的规模，手下一百多号矿工。

可是，这已经他够忙活的了：周五或者周六的下午从一百多公里的矿上回到大同的家，稍微休整和家人团聚一下，周日的下午又准时回到矿上。没有什么娱乐、锻炼，外出旅游、休闲度假当然是少之又少。每天面对最多的就是那无边的黑色。

这让他感觉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

“如果不是天天呆在矿上，早倒闭了！哪敢放？” 樊斌的两个弟弟和父亲也都在煤矿参与管理，都有股份，可他仍然感觉煤矿少不了自己，仍觉得忙。

针对外界盛传的“煤矿老板们一次性集体买进了20辆悍马；在太原，一位老板就拥有3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的说法。樊温和地表示了异议：“我周围的朋友中间没有那样花钱的，即便有，也很少。就有一兄弟俩，各买了一辆奔驰，他们的煤矿比较大。大家钱来得都不容易，挣辛苦钱。” 樊有一辆三菱越野车，去年刚买的，不到20万，以前的是辆天津大发。经常出入煤矿，越野车比轿车对他们更实用。

越野车上面布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樊斌的话不多，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低着头，似乎有些拘谨，又似乎生性沉默。

当年

樊斌今年刚刚40岁，然而，他和煤矿已经打了20多年的交道。

解放前，他的父亲就和煤矿打交道。改革开放后，50多岁的樊父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带着4个兄弟、3个儿子承包了小煤矿的巷道。

“那个时候，家里穷，不去挖煤就穷，去有可能富，你去不去？反正一无所有，想得简单。”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的樊斌也来到了煤矿，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拉煤跑起了运输。

生活就是这样，你踏上了这条路，再想退就不容易了。 跑了几年二手车之后，樊斌换了一辆新车。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是不够，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因为37000元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大同不是一个小数目。

1992年，当邓小平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樊斌也不再甘于每天和雇佣的司机一起颠簸于煤尘飞扬的道路上。

他觉得自己大了，和父亲、弟弟们分开，独自承包了一座小煤矿。当然，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他是不懂的，也没有懂的必要，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什么能比挖更多的煤、挣更多的钱更重要的呢？

樊斌说他不关心这些大政治，整天呆在矿区，整天忙，他没有心思也没有信息来源去操心这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紧不慢。樊斌说，那些年，煤矿不景气，几乎也没赚到什么钱，“惟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别人花钱宽裕一点”，“想吃什么、家里缺什么都能买。” 到了1997、98年的时候，父亲和弟弟们承包的煤矿不景气，又都跟着樊斌干了，樊开始逐步扩大煤矿的生产能力。但是煤价涨不上去，钱依然赚得不多，年终分红，都是老掌柜(编者注：大同当地儿子对外人称父亲语。)说了算，老大分几万、老二分几万、老三几万，最后自己留一点。

时间跨过了20世纪，终于有一天，樊斌们发现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先是100元一吨煤，人们不停地买，涨到105元一吨，人们还是不停地买，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煤老板们的好时候到来了！

樊斌说，自己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忽然间煤价涨起来了，以前那么多年煤价就那么个不动弹。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突然有一天，发现水涨起来了，船可以

出海了。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樊斌用了一个“等”字来形容他承包煤矿10多年的心情，当记者说“熬”是否更合适的时候，他立即表达出了对这个词拥有准确概括力的喜悦。“确实是在熬日子！”他说。 金钱

周六上午，记者再次见到樊斌的时候，他正开车陪老婆去买手机。他说想买个双模的手机，因为现在手机只能用一个号，不是很方便。

“要是现在研制出一个手机同时使用两个卡号就好了。”看得出，樊斌心情不错。在矿上泡了一周，周末陪夫人逛街总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樊和妻子结婚已经将近20个年头。当年结婚的时候，他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民政部门的熟人就说，结婚证先压我这吧，年龄到了再来取。后来一忙，樊斌也就忘了，后来还是民政部门的人托人将结婚证捎给了樊斌。

提起当年高中毕业的自己竟然娶了个当小学老师的老婆，樊斌很高兴：“现在她那点钱，补贴家用都不够！”

樊斌没有给记者透露说他具体有多少钱。他只是说自己的矿很小，煤价也不贵，一百多元一吨，年产6万多吨煤的煤矿，又是兄弟几个分，能有多少钱？

“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时候，他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樊斌说出了大多数煤老板的心里话。

樊斌说，在搬入大同市之前，他一直住在农村的家里，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大同市花了7万多元买了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下来。

“当初家底薄，挣的一点钱全部补贴家里了，在农村盖房子，买家具、电器都要花钱，根本没存下几个钱。”

一个能反映当年樊斌收入状况的细节是，1990年代，他自己吸烟一般只抽几块钱一盒的廉价香烟，有客人来了才拿出10多元一盒的红塔山。

这一切，在2003年的煤炭涨价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他一般抽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而且是不再讲究客人来了还是自己抽。“比以前确实随便了很多。”请一些重要客人吃饭几千元钱一顿对他来说很平常，高达上万元的消费也不再是惊奇的事情。

2004年，车也鸟枪换炮，从天津大发换成了三菱越野。两个弟弟也每人买了一辆车。

可是，从穿戴来看，樊斌依然不像一个富人，灰色的茄克，黑色的休闲裤，略带褶皱的皮鞋，黝黑的脸膛，习惯性

地眯缝着眼，大同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樊斌说这样穿戴习惯了。

樊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读高二，他自己财富的放大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一个孩子目前加上学费什么的，也就花万把块钱吧，不算奢侈。”

“挣钱不容易，辛苦钱谁也不会乱花。”樊斌说，他依然没把自己当个有钱人，和一些大老板相比，自己还差得远呢！

未来

樊斌说，和煤窑打了20多年交道，他对经营小煤窑已经感到厌倦，但是，谈及未来的打算，他还是有些茫然，不干煤矿能干什么呢？

在樊的眼中，对其他行业不是很了解，这是进入的最大障碍，而且自己承包的煤矿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一个小的煤矿老板，樊斌看不透煤炭市场的行情，就如同前几年他解释不清煤炭为什么疯狂涨价一样。未来几年煤炭的价格，就如同一道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让他无法回答，或者说预测未来煤炭市场的走向已经超越了他的能力。

他能做的，只有扩大自己煤矿的生产能力，加强管理。

为此，樊家父子几人一起上阵不说，还聘请一些国营煤矿退休下来经验丰富的人员到自己这边工作，但他似乎还是觉得缺点什么。

和记者谈话期间，樊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自己进修、学习的事情，偶尔会提到自己很忙，业余时间不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时间大都花在煤矿上。

“现在国家的安全生产检查严了，不符合规定的取得不了生产许可证，年产量达不到规定吨数的小煤矿也要被淘汰。我现在想扩大煤矿的生产能力到9万吨，还要好多事情要做。”

提起政府，樊斌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终究没有讲出来。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而且对着媒体谈政府的种种不好，似乎也不大妥当，所以，大多时候他就低下头自顾自地说，语速很慢。

可他还是讲了一些，“有29个有关部门能够管得住煤矿”，也常有一些真假莫辨的记者去敲诈小煤矿，有些时候你搞不清对方的身份又不得不给一些钱了事……

不过，相对于孩子而言，上面的这些事又都是小事情了。 女儿很快要考大学了，樊斌听说如果有北京户口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应该会比其他省份低很多，

不高的分数就能上个好的大学，这对他颇有吸引力。让孩子到国外读大学，似乎有些遥远，他考虑得不多。

“能在国内上一个大学就行啊！”樊斌说。

山西煤老板，莫重蹈晋商的覆辙

胡润“2005百富榜”的3个行业子榜公布了，其中“能源富豪”是胡润今年首次单独排榜。其中，来自山西的煤老板人数则达到了3成。

在整个能源富豪榜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煤炭商人，准确地说是山西煤炭商人的集体出现。可是，山西煤炭商人的集体亮相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因为目前，一场治煤风暴正在全国展开，作为头号产煤大省的山西动静最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煤炭商人的“露富”，恐怕将引起人们的道德质疑和道义抨击。笔者不想追问山西煤炭商人的财富来源的道德合理性，只是想提醒山西煤老板：莫重蹈晋商的覆辙！ 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在明清两代，晋商繁荣兴旺、富甲天下。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显赫一时。著名的贵州茅台酒就是1704年的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和当地酿造人共同创造的。

但是，清末民初，晋商迅速衰落。有资料记述晋商的衰

落情形：“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

晋商衰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商跟进”。那时候，晋商如果不依靠一个政府的官员，就很难运转下去，他们完全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和政治捆绑。晋商虽然不直接进入官场，但是他们会打通各种渠道。清朝有卖官制，晋商中开了“日升昌”的李氏家族就曾经买过“虚设官”，以方便与当地官员的来往。

但是，由于某些晋商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别官员，所以它的商业结构很脆弱，甚至某个官员的垮台，都可能导致一个晋商的衰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依靠个别官员的晋商自然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

9月19日，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说，山西“官煤勾结”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和隐蔽性。牵涉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解决起来阻力很大，难度很大。根据媒体报道，截至9月27日，山西已有190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煤矿投资2000多万元。这些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至少说明，山西省官煤勾结积弊已久，几成官场风俗，也说明今天的某些山西煤老板正在走历史上晋商的老路。正如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调查专家组组长田取珍

教授所说，“新晋商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的传统”。

如果一个企业仅仅通过权力运作的方式赢得利润，那么，受伤害的将不仅仅是消费者，最终还有商人本身。即使一时获得巨额财富，也可能因为权力“靠山”的倒台而衰落。无数事实证明，“政商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悲剧——在这场商业悲剧中，社会、政府、企业、企业家、消费者等利益关联者，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

现代企业组织的唯一利润来源，只能是来自组织外部的顾客、消费者，而不是什么官员。山西煤老板要想避免重蹈晋商的覆辙，必须彻底打破“官商跟进”的传统，远离权力，与官员保持足够的距离。只有这样，山西煤老板才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我看到的矿工生活

近一年来我曾4次到煤矿采访，发现无论是在哪个省份，无论是在国营煤矿还是在小煤窑，矿工们的生活形态庶几相同。工作危险、生活沉闷、对个人命运的掌控能力较低和子女缺少受教育机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经济方面，过分渲染矿工阶层的贫穷显然会悖离事实，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他们可以获得比周围乡镇里的人群更好的收入。不过如果说矿工们是这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可能距真相更远。

对于矿工的利益，国营煤矿管理者和私人煤矿主的共识是“多劳多得”。在山西大同一国营矿，支架工可以每月收入3000元，机电工则只能收入1500元。造成这一明显级差的原因，就在于煤矿上普遍采用的“向采煤一线倾斜”的薪酬体制。

山西煤质出色，矿工的收入因而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在内蒙古某煤业集团下属的6家煤矿，一线工人的月收入为1500左右，二线为1000元左右，井上人员则往往只有500多元。

同样，他们的收入也高于周围乡镇的一般人，这正是他们甘于冒险的动力所在。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农村的高失业率，使得采煤成为值得人们羡慕的工作，它的收入水准也就被大大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规律不同，拿到较高薪水的采煤工并不能因此获得比其他职工更好的社会地位。

这些矿的一线矿工们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的队长。这里的矿工们的工资发放中存在着一个叫作“背牛”的概念，即每月都会被队长扣掉一部分，具体用于何种用途，他们却从来得不到解释。在2004年发生矿难的河南大平煤矿，矿工们中间也普遍流传着与此类似的说法。

这实际是一种在矿区中普遍存在的冒领和回扣。队长向

领导虚报下井的矿工人数，以此获得更高的工资总额，而矿工们拿到了较高薪水后，又必须把虚报的部分返还给队长。如果一个矿工想进入高收入的采煤一线，那么就不得不遵守这一潜规则，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时冒生命危险。

这些矿都使用综合采煤系统，一线工人们操作这种机

械，利用直径1.8米的金属割轮切割煤层和矸石，噪音巨大，煤粉飞扬。由于井下空气溽热，矿工们常常把呼吸器挂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口鼻处。不过与一些私人煤矿相比，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工作环境。在大同的后所沟，大多数小煤矿还在使用一些好像多年以前的电影中的道具似的机械。没有传输皮带，没有溜子，“绞车拉煤车”，工人也没有呼吸器。 这种做法使得采矿成本非常低廉。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133元／吨，而这里可能只有40元／吨左右。 其中一个叫作“前进矿”的私人煤矿采取的是炮采的老方法，即在煤层中打眼，塞进雷管，放炮崩塌煤层，然后向地面搬运。这是一个斜井，在煤层和矿车轨道之间有800米的距离，矿工们在这里使用一种专供拉煤的骡车。由于薪水要按照出煤量计算，出煤又要依赖骡子的体力，因而这些矿工的收入多少实际上是由骡子来决定的。

在一个矿井下，我注意到，一个瓦斯探头上的数字显示为1.2，而矿工们仍在如常工作。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当处

的瓦斯浓度为1.2%，按照国家的安全生产规定，瓦斯浓度超过1%就应该停工通风。但矿工们对这些数字司空见惯。在一定程度上冒险作业，在全国各个煤矿中都是一种“惯例”。 矿区的社会结构还是最传统的那一种。我们曾与某矿区的党委副书记和几位矿工一起吃了顿饭。其中一个矿工，在副书记还是文学青年的年代曾是后者的诗友，有点儿喝多了。“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他对副书记说，“这个事我只跟你说。”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些井下不注意安全操作规程的事例。我注意到，这位矿工似乎喜欢“哥们儿”式的人际关系，又认同着官本位的秩序，脸上交织着真诚和讨好的神情。副书记的脸立刻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