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实在论能解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吗?

作者：陈刚

哲学研究 2010年03期

　　作为科学实在论的最新发展形式，结构实在论占据了当代英美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中心，也代表了当代英美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就非实体实在论而言，国内学术界已经有关于关系实在论（参见罗嘉昌；胡新和）和形式实在论（参见陈刚）的研究工作。从字面上来看，关系、结构和形式可以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实际上这每一种非实体实在论都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甚至同样是结构实在论，不同的版本也具有不同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取向。当代的结构实在论主要分为三个版本，即沃热尔的认识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佛兰奇和雷迪曼的本体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曹天予的综合版本的结构实在论。本文将讨论结构实在论产生的理论背景，结构实在论的三个版本的基本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最后将从形式实在论和层次思维的角度，对结构实在论的三个版本所存在的问题作简要的分析。我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科学实在论的最新发展形式，它们到底取得了哪些进展；它们的本体论承诺是否合适；结构实在论是否成功地解决了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问题。

　　一、理论背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学说是：科学理论中的理论名词指称世界中的实体（包括微观的不可观察实体）；科学理论是关于世界的真实描述（至少近似为真），而不仅仅是“拯救现象”和具有经验恰当性的工具；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或对真理的逼近。传统的科学实在论具有强烈的认识论色彩，尽管它也包含一定的本体论承诺。

　　科学实在论面临反实在论者的下列主要挑战：（1）“不充分决定”论题：经验证据不能决定科学理论的真假，因为原则上可以有很多理论通过调整辅助假设而与给定的经验证据在逻辑上相一致（蒯因－迪昂论题）；现有的关于结构的经验定律不足以保证我们对微观的不可观察实体的推断，因为我们还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推断。（2）“元归纳”论题：科学史上过去的许多科学理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其理论名词的指称是虚妄的，所以普特南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现在最好的科学理论也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其理论名词的指称也将是虚妄的。（Putnan,1978,p.25）（3）“本体论非连续性”论题：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在科学革命中，新旧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原先科学理论所包含的本体概念可能得不到新科学的承认。例如现代化学抛弃了传统燃素说的“燃素”概念，现代物理学放弃了经典电磁学中的“以太”概念。因此库恩宣称：“我没有在它们（指新旧科学理论——引注）的更替中看到本体论发展的一致方向”。（Kuhn,p.206）库恩作了如下反实在论的结论：“科学的进步与我们从前所认识的情况不太相同，更准确地说，我们也许应该或明或暗地放弃一个想法，即范式的变革会将科学家或追随它的人一步一步带向真理”，“并且整个过程（指科学发展过程——引注）在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情况下也许已经发生了。”（Kuhn,p.170、173）（4）“拯救现象”论题：按照范·弗拉森的表述，理论名词也许意在指称实体，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现在最好的理论为真，或接近为真，科学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相反，接受一个理论是因为它的经验恰当性，因为它能拯救现象。（参见Cao,2003a,p,3；王巍）

　　科学实在论也有自己的正面论证：（1）“不可观察实体界限的相对性”论题：我们不能随意地在可观察实体和不可观察实体之间划一条界线，没有什么实体在原则上是不可观察的。即使我们作此划分，也不能有任何本体论意义。（Maxwell,pp.3－34）（2）“最佳说明推理”论题：如果科学的目标是对世界的成功说明，那么一个能对世界提出最好说明的理论就是为真概率最高的理论。（Lipton）（3）“需要微观结构说明”论题：现代科学需要用微观结构来说明观察现象，因此科学需要相信不可观察的微观结构。例如，为了说明超导的零电阻现象，我们需要引入“库柏电子对”概念。科学家很难不相信这些不可观察的微观结构（如电子对），却相信由这些微观结构带来的可观察现象（如超导零电阻）。（Sellars,pp.121－123）（4）“无奇迹论证”，也被认为是科学实在论的最重要的“终极论证”：早期作为科学实在论者的普特南指出：“实在论的正面论据是，它是能使科学不成为奇迹的唯一哲学。”（Putnam,1975,p.69）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理论为真，或者至少近似为真，那么我们无法理解科学在经验说明和观察预测方面的成功，而只能承认它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奇迹。 （参见王巍）

　　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都提出了自己的论证，而且力度相当，没有哪一方提出的论证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比如在科学实在论一方，“最佳说明推理”可以被看做是“无奇迹论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无奇迹论证”既不够具体，又不能面对科学变化的非连续性。反实在论一方提出的论证虽然有一定的科学史依据，但是它可能没有正确使用历史案例，它达到的结论也明显不符合我们关于科学的直觉。

　　二、沃热尔的结构实在论

　　正是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对立的理论背景下，面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僵局，沃热尔（John Worrall）于1989年发表了论文《结构实在论：两个世界中的最佳选择》。沃热尔认为，我们首先要认真对待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这两个世界中的主要工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两个论证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理论选择，既充分承认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反面论证，又能对当前科学中被接受的理论采取某种实在论的态度。（Worrall,p.1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热尔说他的结构实在论是“两个世界中的最佳选择”。

　　沃热尔认为，科学实在论依赖于一个积累式的科学进步观，所以他首先要证明的是，科学变化或科学革命并不是一个完全非连续的过程。如果说科学革命在理论或本体论层面上主要表现为非连续性变化，那么在经验或现象说明的层面上则显示了明显的连续性和积累性。以光学的发展史为例，牛顿的微粒说认为，光是大量微小物质颗粒在真空中的运动；菲涅耳的波动说则认为，光是一种弹性机械媒体（以太）的振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因为微小物质颗粒和弹性机械媒体（以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论实体，而运动和振动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菲涅耳的波动说很快被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所取代。麦克斯韦曾经试图用深层机械媒体的波动来构建电磁场理论，但最终不得不承认电磁场就是一种原始存在，在基本理论和本体论上与波动说无法调和。在经历了两种波动说以后，出于说明光电效应的需要，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光子论和波粒二象性则重新认为光是由离散性的实体所组成。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光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本体论非连续性”。但是从经验或现象说明的角度看，这个发展过程又展现了明显的连续性和积累性：“微粒说能够完满地处理光的反射、折射……等简单现象；波动说加上了光的干涉、衍射以及偏振现象；电磁理论加上了光与电磁效应相关的各种结果，光子论加上了光电效应和其它许多现象。”（Worrall,pp.147－148）

　　所以，在光学的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内容被保留下来，但是基本的理论实体和本体论假设则被抛弃。基于实体本体论传统的科学实在论无法面对这样的科学发展过程，因为它既无法把旧理论也无法把新理论理解为哪怕是“近似为真”。“无奇迹论证”在这里就完全失效，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等反实在论变成了合理的选择。沃热尔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实在论才能恰当地说明光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5）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彭加勒指出，历史上的许多科学理论的确具有短命的特征，今天流行的理论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被抛弃，整个科学史俨然堆满了废弃的理论，有人把这个现象理解为科学的破产。但是彭加勒指出：“他的怀疑主义是肤浅的，他没有考虑到科学理论的目标和发挥的作用，否则他就会懂得这些废弃的理论也许仍然是有特定益处的。没有哪个理论比菲涅耳的（光学）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如果麦克斯韦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更可取，这是否意味着菲涅耳的工作一无是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菲涅耳的目标不是关于是否真的存在以太、它是否由原子组成、原子是如何运动的；他的目标是预测光学现象。”（Poincaré,p.160）菲涅耳的理论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点，菲涅耳为此目的提出的四个微分方程不仅原封不动地被麦克斯韦所继承，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但是，是否可以说麦克斯韦所继承的仅仅是菲涅耳的经验内容，彭加勒仍然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工具主义者？沃热尔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彭加勒明确表示：“不能认为这是将物理理论还原为简单实用规则；这些方程式表达的是若干关系，如果这些方程式保持为真，那是因为这些关系保留了它们的真实性。它们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们，在事物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只是过去我们称之为运动的东西，我们现在称之为电流。但是这些仅仅是我们取代那些自然界永远对我们隐藏的真实客体的图像的名字。这些真实客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唯一实在。”（ibid,p.162）所以，彭加勒在这里所表达的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实在论的“工具主义”。他并不否认实体的存在，只是认为它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而且彭加勒明确支持关系的实在，主张一种关系实在论，也就是沃热尔所说的“结构实在论”。“尽管菲涅耳完全错误地判别了光的本质，但他的理论所能准确描述的不仅仅是光的可观察效果，而且是光的结构。不存在弹性的固体以太。从后来的观点看，存在的是电磁场。在任何意义上电磁场都与以太毫无近似之处，但是电磁场中的振动与以太中的弹性振动在形式上遵守同样的定律。尽管菲涅耳在何物振动的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从后来的观点看，他不仅正确描述了光学现象，而且正确地认识到，光学现象依赖于某物与光线呈直角的振动。”（Worrall,p.158）如果仅限于数学方程式和结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发现，在菲涅耳和麦克斯韦的理论之间存在完整的连续性，因为菲涅耳的光学正确地抓住了关于光的结构知识。用结构而不用实体，我们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什么科学理论如此成功。

　　光学发展史中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沃热尔指出，菲涅耳的四个微分方程原封不动地被麦克斯韦所继承，这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更多的情况是，旧理论成为新理论的一个特例，通过对应原理，旧方程式通常成为新方程式的一个极限案例。以力学为例，尽管牛顿的万有引力所预设的超距作用与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毫无相似之处，但是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在速度很小的情况下与牛顿的方程式是等价的。这里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本体论的非连续性和结构知识的连续性和积累性。（Worrall,p.160）沃热尔从彭加勒的论述中总结出来的这种强调结构知识的认识论被认为是第一个当代版本的结构实在论，它力图既承认科学变化中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非连续性，又能说明科学在结构知识方面的积累性发展；既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又能充实“无奇迹论证”，为科学进步和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做辩护。

　　三、佛兰奇和雷迪曼的结构实在论

　　彭加勒的结构主义有明确的康德哲学色彩，他认为科学理论所预设的不可观察实体就是康德的本体或物自体。沃热尔的结构实在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由不可观察的客体组成，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关系、结构和属性。我们只能认识这些关系、结构和属性；而世界的本体即不可观察的客体是不可知的。沃热尔明确强调结构知识的优先性，回避微观理论实体的讨论；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的只是不可观察世界在宏观经验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世界的实体或本质。佛兰奇（Steven French）和雷迪曼（James Ladyman）要问的问题是，沃热尔的结构实在论到底是试图从本体论上还是从认识论上修改标准的科学实在论。如果仅仅是认识论上的修改，那么沃热尔的结构实在论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如果是本体论上的修改，那么结构实在论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本体实在论才能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理论。沃热尔的认识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佛兰奇和雷迪曼指出，沃热尔的结构实在论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沃热尔引用的光学案例似乎给人一个印象：结构实在论只适合像物理学这样的高度数学化的学科。认识论的结构实在论的更大问题是：仅仅对传统的科学实在论做认识论的修改，还是无法面对库恩的理论变化中的本体论非连续性问题。雷迪曼与佛兰奇为此提出了结构实在论的本体论版本或形而上学版本。它的基本宗旨是，如果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有关系、结构和属性，而且在科学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正是这种关于关系、结构和属性的知识，那么我们不如承认，客观存在的也只有关系、结构和属性，而不存在客体和实体；结构就是存在的全部，结构就是本体。（French & Ladyman,p.32）

　　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主要在物理学和物理学哲学界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和规范场论等领域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强调个体和粒子等实体的本体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提升结构和关系的本体论地位，通过否认理论实体来回避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不充分决定论题”，像沃热尔一样通过强调结构知识的连续性来反驳库恩的“本体论不连续性论题”，从而为真理、科学进步和科学实在论找到一条出路。佛兰奇和雷迪曼所主张的本体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简单说来就是要将客体本身用结构性的词汇重新概念化。

　　结构是一个由若干关系所组成的系统，而关系是通过相关物或关系项（relata）即客体来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结构主义者如何还能够主张结构比客体具有本体论上更首要、更优先的地位？我们如何在没有客体的情况下得到关系和结构？如何在没有指称客体的名词的情况下提出定义或构造关于结构和关系的命题？现代逻辑和集合论是以传统的本体论为基础的，用变量或常项代表客体；变量或常项是谓述的主语或宾语，也是集合的成员。这些问题都构成了本体论版本的结构实在论的根本困难。佛兰奇和雷迪曼对此所做的说明是，把指称客体的变量或常项仅仅当作占位者（placeholder），用它我们能够定义和描述关系并得到结构，而关系和结构才具有本体论的权重，客体仅仅起到一个导引或启发的作用，在得到关系或结构之后，客体可以被节略。（ibid,p.42）这种说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没有关系项的关系，没有成分的结构，没有部分的整体，都是无法理解的。即使把结构理解为数学结构、进而理解为柏拉图式的共相仍然不能成立，因为作为共相的结构仍然离不开作为共相的关系项。佛兰奇和雷迪曼提出的最后论证是：一个关系的相关物自身最终总是可以分析为关系的结构。存在不附生于相关物内禀属性和时空属性之上的关系或关系事实。量子力学中就存在一种对纠缠态的非附生关系诠释。而量子纠缠所蕴涵的非附生关系破坏了传统形而上学赋予个体的本体论优先性。某些关系至少具有与个体同样的本体论地位。（French and Ladyman,p.46）我认为这个证据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这种对纠缠态的非附生关系诠释是量子力学研究的最前沿，未来结果会如何目前还很难说。在讨论附生现象的时候佛兰奇和雷迪曼似乎接触到了世界的层次结构，但是他们没有明确地用世界的多层结构来进行讨论；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似乎确定世界上只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只有结构，而结构不是由实体构成。

　　四、曹天予的结构实在论

　　曹天予的结构实在论思想开始于1997年出版的《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在该著作中他致力于分析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对理论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概念分析，特别是致力于辨析物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实体及其变化过程。他主张对本体作结构主义的理解，对结构知识作实在论的理解。（Cao，1997）然而，曹天予的结构实在论是通过对其它版本的结构实在论的批评以及回答别人对他的批评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交互批评的过程当中，他的立场才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

　　首先，曹天予认为本体论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某个理论研究领域的基本存在。本体论承诺不是预先给定的成见，而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意外出现的，是科学研究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强加给我们的。坚定的本体论承诺往往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ibid,2003a,p.4）

　　第二，关于结构是什么的问题，佛兰奇和雷迪曼认为，在科学革命中保持连续的是数学结构，不是物理结构，更不是物理实体或本体；所以他们主张通过模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区别将物理实体化解为数学结构。他们实际上主张一个“等同论题”：数学结构就是物理结构，或者说，物理结构就是数学结构。（French and Ladyman,p.45）曹天予则认为：“没有诠释，任何数学结构都没有物理意义，而诠释本身本质上不可能是结构的，相反，它涉及到质的词汇。”（Cao,2003b,p.59）结构应该是物理结构，只有物理结构才真实存在并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因果效能。结构由关系构成，而关系是有关系项的。作为个体的关系项具有本体论优先的地位。

　　第三，关于不可观察的微观理论实体，其他结构实在论者认为，它要么是不可认识的（沃热尔），要么是不存在的（佛兰奇和雷迪曼）。曹天予则明确主张，辩护实在论的唯一有效策略是在本体论层面上直接面对库恩的本体论非连续性论题。只在结构的层面上，仅仅求助于经验知识和数学结构的连续性，是一种逃避的策略，无助于辩护实在论。（ibid,2003c,p.110）不可观察的微观实体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认识的。

　　第四，关于结构和实体的关系，曹天予认为，一方面，结构具有认识论优先的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不可观察实体的途径；另一方面，实体具有本体论优先的地位，而结构只具有派生的地位，因为结构由实体构成，没有实体我们无法理解结构。（ibid,p.112）

　　第五，曹天予试图为他的“本体论综合”论题给出一个更详细的具体方案。他说，当某些限制条件被满足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理性推理，从结构知识中得到关于隐藏实体和整个世界的客观知识。（ibid,p.116）

　　尽管曹天予自己只是用“第三版本”（ibid,2003b,p.67）来称呼自己的观点，但我倾向于将他的理论称为“综合版本”的结构实在论，因为他不仅提出了“本体论综合”论题，以解决不可观察的微观实体的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而且其理论本身就是前两种版本的结构实在论的综合，他的理论克服了沃热尔的认识论版本与佛兰奇和雷迪曼的本体论版本的某些缺陷，同时又具有它们的某些特征。曹天予与沃热尔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承认不可观察的实体是存在的；其区别是，后者认为不可观察的实体是完全不可认识的，而曹天予认为不可观察实体是可以认识的。曹天予与佛兰奇和雷迪曼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关注本体问题，但是后者只承认结构的实在，否认实体的实在，而曹天予既承认结构的实在，更肯定实体的实在。曹天予主张对物理实体做结构的理解，通过结构来认识实体，所以他的实在论仍然是结构实在论。

　　五、总结：从层次的观点看

　　实体及其属性并不构成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全部内容，科学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和形式。彭加勒和沃热尔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点，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佛兰奇和雷迪曼则希望将结构实在论的主要成果从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的领域。曹天予则正确地指出了前两种版本的某些缺陷并做了相应的修改和综合。以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三个版本除了相互之间指出的问题之外，仍然还分别存在一些问题。

　　沃热尔试图将科学发展过程表征为一个结构知识完全积累的连续的进步过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沃热尔对“库恩损失”的反驳（Worrall,p.147）是无力的。在科学变化的过程中的确有某些旧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在新理论中变得无关紧要，比如燃素说关注燃烧中的重量变化问题，而氧化说根本不讨论重量问题；光的波动说至少在开始时无法说明微粒说的许多经验内容，比如最简单的光的直线传播现象。托勒密的天文学是用正圆来构造天体模型，而开普勒是用椭圆来描述天体的运行轨道，这显然是结构知识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非连续性。如果“库恩损失”即使是对结构知识而言依然存在，那就意味着库恩的“不可通约论题”以及附带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卷土重来。结构实在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接受“库恩损失”和非积累式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如何重新论证科学理论的进步可能性和逼真性。

　　佛兰奇和雷迪曼所面临的最多批评是，在论证本体结构的同时完全否认实体或本体性的客体。他们所遵循的是柏拉图－康德－卡西尔哲学传统，认为数学结构具有绝对的存在。但是柏拉图的型相概念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广受批评的学说。持库恩观点者决不会因为这些数学结构的普遍出现而转为承认科学革命中存在本体论的连续性。数学结构根本不构成合格的本体论内容。曹天予和我都认为，柏拉图式的数学结构是共相。这些共相是思维的产物，不是本体，甚至不是本体的一部分。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也不能解决结构的定义问题。在康德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在整理感觉和现象时赋予事物的先天认识形式，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至少不是物自体本身所拥有的。所以从新康德主义出发不能得出佛兰奇和雷迪曼想要的结论。

　　如果从世界层次结构的角度看，佛兰奇和雷迪曼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加明显。因为世界是由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任何一个客体都包含形式和质料两个成分，微观层次上的形式和质料的复合构成了高一层次上的客体的存在。 （Aristotle,1047a32,1013a25）在存在的阶梯图上任意挑一个中间的层次，只有既承认形式的实在，又承认物质实体的实在，我们才能向上合成一个更宏观的实体的存在。（参见陈刚，第75页）如果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否认实体的存在，这种逐层向上的复合过程就会中断，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多层次世界的存在。佛兰奇和雷迪曼的理论实际上导致的是一种还原主义的本体论：世界存在可以还原为一个微观基础层次的存在，在这里只有结构没有实体。佛兰奇和雷迪曼在否定了微观实体以后是否还打算否定宏观实体，比如桌子和椅子的存在？否认了物质实体，再忽略了世界层次，他们的结构就成了海市蜃楼。如果说科学理论描述的是结构，那么理论名词指称的就是基本实体。否认了基本实体，他们得到的正是反实在论者所要达到的结论，这就违背了结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实在论的初衷。

　　普特南的“元归纳”论题像归纳一样，并不具备任何逻辑的力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以太”、“热素”和“燃素”等理论名词的命运而推及“细胞”、“基因”和“原子”等概念的未来命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氧化理论会像燃素论一样被抛弃。根据科学目前对更深的实在层次已经达到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以太”、“热素”和“燃素”等理论名词是没有希望的；而“细胞”、“基因”和“原子”等概念得到了来自更深层次研究工作的证实。虽然历史上的确有许多科学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其理论名词的指称是虚妄的，但这些并不足以使我们认为科学理论根本不可能达到真理，甚至根本就不是对实在的描述，科学理论只不过是能够“拯救现象”、具有经验恰当性的工具。科学的目标就是追求对实在的正确描述，某些理论及其理论名词被抛弃恰恰也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达到对实在的正确描述，这里不能颠倒因果推理的方向而转向反实在论。

　　曹天予的结构实在论试图修正前两个版本的缺陷和局限性，它综合了两者的优点并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的结论。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某些不足之处。首先，曹天予的“经验可接触性”标准过于宽泛，几乎完全否定了可观察实体和不可观察实体之间的区别。其次，他在提出“本体论综合”论题之后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历史案例分析，比如说明科学家在提出“夸克”概念的时候哪些命题属于核心子集、哪些属性是内禀属性、哪些属性是偶然属性。再次，曹天予将他的“本体论综合”说成是“一个可靠的、灵活的”理性推理过程，这显得过于乐观，因为“灵活的”往往就是“不可靠的”：“灵活”与“可靠”不可能两者兼得。单纯从命题集合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推不出微观实体的。这中间必定包含许多逻辑的跳跃和含糊的前提。而且历史表明，我们对许多微观实体比如原子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初期可能包含许多错误。我认为曹天予的“本体论综合”过于独断，并不能成功地反驳反实在论者的“不充分决定论题”。所以，真正难以回答的还是库恩的“本体论非连续性”论题。

　　总之，结构实在论者将认识论研究的重点从关于实体的知识转向关于结构的知识，并试图为结构赋予本体的地位，这种转变能使我们更贴切、更真实地研究科学的变化过程，更多地看到科学变化中的连续性，为科学实在论者论证科学的进步性和真理性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希望。但是其在肯定结构的同时否定实体的存在，则是错误的；其仅仅关注结构知识并希望以此将科学变化完全说成是连续和积累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有纠正了以上偏颇，基于一个恰当、平衡、全面的立场，重新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构实在论者才能真正解决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