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1-2011:审视中国现代化之路

文汇报 20111205期

彭希哲

中国发展面临人口结构的挑战

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口是最基础的条件。我们要特别注意，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化问题的挑战：

第一是城市化。2010年底，中国城市人口超过50%，全国大约有6.7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过去十年每年增加1.3%。与此同时，6.7亿城市人口中实际上把2.2亿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了。这会对中国未来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即社会融合和整合的巨大挑战。过去说城乡二元体制，现在城市内部还有二元体制，这对中国未来长期稳定会造成重大影响。

人们都希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解决二元体制问题。过去将近20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一是把原来同一城市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都变成城市居民，让他们获得相同权利和福利；二是各个城市设置门槛，通过引进人才，提高城市、地区的竞争力。但这两种办法的基本前提就是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涵盖的各种福利，只是把能够享受权利和福利的人口扩大，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问题。

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中国人口能够自由迁徙，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各个区域的经济格局在不断变化中，如果把人固定在一个城市，恐怕后患无穷。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而不仅是户籍制度改革本身。

第二是人口老龄化。一是新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二是人口寿命越来越长。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一些问题，如消费不足、劳动力短缺等。综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都进入到老龄化，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到老龄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包括整合观念、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社会福利体制、就业制度来应对它。60岁必须退休，与国际潮流相悖。我们要让老年人更多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使得老年人口中间所隐藏的巨大人力资源进一步发挥作用。

第三是人口性别比。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失调已有将近30年，它的后果正不断显现。未来10年，在20岁到40岁区间，整个中国社会有2000万到3000万男性过剩。“剩女”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剩男”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这会对整个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

第四是独生子女。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未来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大概有一亿，农村独生子女将近6000万。这些人将来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干。这个特殊人群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社会责任感、家庭观念，都和以前不一样。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会带来重大影响。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和150年历史

杨国强

从19世纪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以社会转型来界定，其过程到今天还没结束。150年来，我们常常因历史而改变思想，因思想而改变历史，其中，19世纪产生的自强、富强的观念，曾经影响19、20世纪的中国人，还得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人。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出了中国人的“自强”意识，并在中西的对比中由“自强”演化为“富强”。可见中国人讲“富强”，一开始是自觉、而不是自愿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在两次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知道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这就说明中国人讲“富强”，始终在和西方对比。中国人讲制造、航运、电报、铁路、开放、纺织，都是对西方逼迫的回应，中国正是借此获得了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之后，“富强”贯穿革命和改良，成为150年历史变迁的中心观念。

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自我形象一时破碎，而后，从西方传入的天演进化之说以及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派生出来的古今新旧之争四播天下，成为普遍自觉意识，并在19世纪后期的“危局”和20世纪初的“残局”中引导了急迫的变法改革。其间因果，又使天演进化成为历史变迁里的另一个中心观念。

一百多年，“富强”、“进化”观念互相支撑，中国人用“富强”解释“进化”，用“进化”解释“富强”，使之成为中国转型过程的核心观念，并改变了中国本来的观念。“富强”的主体是国家，促成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20世纪的多灾多难和颠沛当中，正是国家至上，凝聚支撑了我们民族。

同样，进化论也使中国人知道了发展和进步，以及世界潮流的概念。一个曾经以中庸和守成为常态的民族，之所以成就了现在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进化论改造的，进化论已经融入我们的历史精髓。

回顾150年历史，可以看到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同时，这两个观念也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国家至上，导致民本和民生的边缘化，给中国转型造成困难。国家至上不可能不带来国家权利的扩张。今天常常感慨社会衰落；从历史追根溯源，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人就在寻找榜样。辛亥革命以法国、美国为榜样。以外国为榜样曾经促使中国的变迁，但是以外国为榜样，本质而言，就是中国的问题跟着西方的理论方法走，不可能不留下矛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讲“摸着石头过河”，而30多年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为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至少说明中国人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得到世界公认。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从国家至上，重新回归了人类作为历史发展中心的地位，这不仅使我们同传统连接起来，而且重新解释了“富强”和“进化”的目的和意义。从这两点来看，我们今天的转型确实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阶段。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历史要经常反思。我们延续历史、反思历史，可以多一点自觉，从而多一点自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文化强国的制度基础

蒯大申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迈向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文化强国呢？

第一，具有坚定共同价值观和思想力量的国家才可能成为文化强国。所谓文化强国，主要体现在文化软实力上。它来自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社会制度和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对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认同和仿效，背后是价值观的认同。文化软实力的性质特点是软。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来自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来自能引导世界的精神力量。

第二，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活力的国家才可能成为文化强国。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生产和生活方式，创新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挑战，特别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也特别需要能够激发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创造热情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特别需要能够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创造性继承和改造的文化机制，也特别需要能够激发全社会自主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第三，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才可能成为文化强国。充满自信的文化都是多元、宽容、开放的。文化大国既要保持社会核心价值的普遍认同，也要保障文化多样性的开放空间。

多种文化、多阶层共存，互相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方面是刺激竞争的催化剂，更会转化为文化融合和创新的不竭动力。文化多样性体现了各种文化群体适应外部世界和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力，体现了多种文化群体和观念多元共存的要求和可能性。

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体制来保障？第一，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文化体制，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就要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规律，要建立健全符合文化发展内在客观规律的法律法规。法制不健全、缺乏规则，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就必然受到抑制。

第二，一个宽松、自由的文化活动空间是文化创造、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创造过程是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特别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历史证明，文化活动空间的大小同文化发展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是成正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的各种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目的都是为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一个符合文化自身内在特点、价值和规律的文化体制，应该是文化强国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背景下，文化本来所具有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被重新发现。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证明，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必须而且也有可能结合特殊的历史和民族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确证了“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通过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本质，其当代价值不可磨灭，它体现在：实现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观察和评价当代世界矛盾的思想方法。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财富，理应成为社会前进的“方向盘”，文化繁荣的“推进机”，社会转型的“稳定仪”，以及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剂”。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上海是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城市之一。上海反清革命是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产物。上海作为革命启蒙中心，是同盟会、光复会国内的活动和指挥中心。上海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城市革命。上海光复前后，助攻杭州、苏州、南京等，抵定江南，解武汉三镇之围，成功扩大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上海租界进行的南北议和，体现了革命党人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从而规划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雏形。同样，这场革命对上海的城市现代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上海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迈入城市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资本项目管制的地区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开始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否在促进开放方面先行，一方面要开拓外资金融机构在内陆的投资渠道，形成有规模的资本流循环，享受部分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另一方面，离岸市场建设在制度设计、经营模式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从而有效控制巨额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应该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市场建设更加需要政策推动，主要表现在准入制度、税收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上。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历时性特征，增长模式的适应性调整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市场化转轨、快速的国际化进程以及独特的政府-市场组合关系成就了“中国奇迹”，但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正面临转型。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是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主线是依托多元创新来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入结构的持续性调整。调整经济结构亟待破解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瓶颈”问题，而这有赖于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有赖于政府-居民、居民-居民、中央-地方等经济关系的协调演进，需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多方位改革。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使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中，从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出发，积极地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社会的和谐团结紧密结合起来，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和执政的实践，落实于法治与民主、团结与民主的有机统一中，以推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和一体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实践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同时，努力创造团结与民主的有机统一，其实践的基本制度平台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入世”在当代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履行“入世”承诺是推进国内改革的巨大动力。法规建设也带来了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方式的重大转变，进入了“基于规则依靠改革”的竞争。“入世”后高速发展之谜在于体制优势营造了合作共赢。在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高效地进行重大战略规划和大规模的资源整合使发展环境优化，履行承诺加速了市场化。体制潜力与社会活力又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对外引力。外资企业涌入使发达国家竞争力向中国转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未来应继续履行成员方义务，同时利用这一体制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要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全面融入世界体系，参与全球治理。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城市化战略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职业转变，离土不离乡；其次是地域转移，离土又离乡，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实现人口城市化；三是角色转型，使农民在社会属性上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从发展前景看，城市化不仅是户籍和职业身份转变和居住空间转移，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和各种社会意义的重构过程。以非农化和人口城市化为重点的农村城市化战略如今面临巨大挑战，新的战略转型必须充分考量城市化的本质涵义，并从人的社会角色转变的角度来进行城市化意义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