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根之歌]

作者：赵蕾莲

德国研究 2006年04期

　　一部史诗陪伴德国人走过漫长的历史长河，经历了德国命运的沉浮，它早就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德国人提供了构成其意识形态所需的养料，其中引发的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会有启发。这种“尼伯龙根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尼伯龙根之歌》的诞生背景与主要内容、意义

　　《尼伯龙根之歌》(Das Nibelungenlied)是德国最有影响的英雄史诗，由13世纪下半叶多瑙河流域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创作。当时德国著名的宫廷抒情诗和以亚瑟王为原型的骑士文学都受到法国同时期文学的影响，而《尼伯龙根之歌》则是原汁原味的德国本土文学。这部史诗反映追逐权势、敏感的荣誉感和极强的复仇欲望引起的冲突。它扎根于德国民族历史的素材，综合了民族大迁徙时期不同日耳曼部落的传说。它并不像封建宫廷叙事文学作者那样以幻想式艺术为目的，不把经受战争考验升华为贵族社会典范作为伦理定式。该英雄史诗更能使人的幻想破灭，清醒地把目光转向现实世界。记载历史、反映现实是其一大特征，因此它所描述的故事一直被看成是在历史上可信的事情，并非是杜撰的。

　　12世纪初，帕骚（Passau，德国南部城市）的大主教沃尔夫格尔·封·艾尔拉(Wolfger von Erla, 1191-1204)不仅在政治上活跃，而且对文学也非常感兴趣。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贵族想表现自己的趋势相适应，他委托身边的一位僧侣用书面形式记录下几个世纪以来口头流传的尼伯龙根传说。他要求作者的创作要符合时代精神，能够与关于亚瑟王及其骑士的文学作品和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小说相媲美。于是这位僧侣便开始搜集、加工能找到的口头传诵材料，并且试图迎合其委托人和读者的兴趣，把不同的素材联系起来，赋予其统一的诗节。史诗分39个段落，2400个诗节。它最初由寺院里的僧侣写在羊皮纸上，有36个手抄本。2003年12月13日到2004年3月14日，《尼伯龙根之歌》最古老的三个手抄本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宫殿首次共同展出。以字母C命名的手稿现为巴登—符腾堡州银行财产。

　　尼伯龙根传说隐藏着历史因素：史诗第二部分讲述的勃尔根人(Burgunder)灭亡，以民族大迁徙时期出现的名字和发生的事件为根据。第一部分讲述的齐格福里德(Siegfried)之死，在历史上或许涉及到公元6到7世纪梅洛温王朝(Merowinger)的变迁过程。史诗中出现的两个宫廷的权利中心——勃尔根的沃尔姆斯（Worms，位于今天的德国黑森州南部）和荷兰的伊克萨恩腾（Xanten，位于今天德国北威州）——是故事的发生地。

　　齐格福里德是伊克萨恩腾国的王子，他英勇无畏、骁勇善战，曾经杀死巨龙，并且洗龙血浴，此后更加勇猛无敌。但是，因为当时一片菩提树叶遮住他的肩胛骨，所以这是他唯一会受到伤害的地方。他征服了冥府国王尼伯龙根的儿子统帅的侏儒族，并且获得其尼伯龙根宝藏、利剑和隐身衣。为了能娶勃尔根国王坤特(Gunther)的妹妹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为妻，他甘愿为坤特效力。他为坤特向力大无比的冰岛女王布吕希尔德(Brütinhild)求婚。在考验求婚者的投石和掷矛的力量对比中，齐格福里德穿上隐身衣帮助并不强壮的坤特获胜，使之得以娶到布吕希尔德。在新婚之夜，他又穿上隐身衣帮助坤特使布吕希尔德破贞。他还拿走了新娘的戒指和腰带，送给克里姆希尔德。齐格福里德因为两次欺骗布吕希尔德有功而如愿娶克里姆希尔德为妻。但是，他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不祥的种子。

　　在坤特邀请他们夫妇俩来做客时，两个女人因落座顺序发生争执。布吕希尔德认为，齐格福里德曾作为坤特的封臣为主子向她求婚，地位理应在自己丈夫之下，所以她应比克里姆希尔德先入座。克里姆希尔德则忍不住泄密，说自己的丈夫先于坤特征服了布吕希尔德，并且拿出其腰带为证。布吕希尔德顿感蒙受了奇耻大辱，羞涩、屈辱和仇恨油然而生。坤特最勇猛的封臣哈根(Hagen)为了替主人报仇，为了国家的利益要杀死齐格福里特。况且齐格福里德英勇无畏的威望已经对勃尔根人的荣耀构成了威胁。哈根说服了国王及其两位兄弟，随即诱使克里姆希尔德说出自己丈夫的致命弱点，最后在一次狩猎中杀死齐格福里德。

　　克里姆希尔德继承了丈夫的宝藏，并且以此吸引许多外来勇士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她最终嫁给了匈奴国王艾策尔(Etzel)，指望借助他的强悍为前夫报仇。哈根说服她的哥哥们等，在和解的假象下收回她的宝藏，并把它沉入莱茵河河底，以消除对勃尔根王国的威胁。

　　13年后，克里姆希尔德邀请她的三个哥哥到匈牙利。只有哈根意识到此行的危险。但是他怕国王说他胆小怕事，只好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跟随。克里姆希尔德原来只打算杀死哈根。看到对方带来军队她就非常恼火。因为她无法把哈根孤立起来，所以就通过突袭对方精锐部队而引发一场血战。

　　吕狄格伯爵(R ü diger)和狄特里希·冯·伯恩都是与匈奴国友好民族的首领。吕狄格曾经帮助艾策尔到勃尔根向克里姆希尔德求婚而与勃尔根很友好，他不忍心与之搏斗。但是他无法保持中立，所以不得不违心地战斗。狄特里希也主张和为贵，但是他作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能阻止流血冲突，他把哈根和坤特交到克里姆希尔德手里便退出。当克里姆希尔德向哈根索要尼伯龙根宝藏的藏匿地点时，哈根说，只要她三个兄弟中还有一个活着，他就不会泄露宝藏的下落。克里姆希尔德随即把哥哥坤特的头砍下来。哈根还是不泄露宝藏的下落，接着她又砍下哈根的头，她自己也被武士希尔德布兰德剁成肉泥。最后，仅剩下艾策尔和狄特里希为死者叹息。

　　二、《尼伯龙根之歌》的意义

　　这一关于爱情、欺诈、泄密、谋杀、复仇和集体死亡的故事充满了注重仪式的情节、对话和直观的描述，表现和赞扬了荣誉、英勇善战和随从对主人的忠诚。除了狄特里希和吕狄格之外，史诗中所有人物都不遵从上帝戒令来行事，而且并不考虑未来的幸福。他们更多的是作为自主的、精神上的人物面对无情的命运。在这一命运中，悲剧性主人公无怨无悔地、充满无限激情地走完自己的路，并且在使人迷醉的灭亡中感到洋洋得意。在崇高性的震撼下，该作品放弃任何说教的姿态。

　　哈根和克里姆希尔德都是这部史诗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他们都以对荣誉的极端敏感证明了一种与封建意识形态的伦理观点相吻合的态度。这些普遍的价值与权力斗争一旦被结合展示出来，并且在现实中经受考验，往往会把人引向一种可怕灾难的深渊。在作者的生动描述下，权力斗争、荣誉感和经受斗争考验恰恰具有世界末日的后果。作者通过塑造社会矛盾对骑士文学的理想化努力提出了质疑。

　　哈根完全按照封建的价值观要求来行动。他对齐格福里德的谋杀表达了他对勃尔根王室的忠诚。恰恰这种忠诚使他觉得有必要夺走齐格福里德遗孀的尼伯龙根宝藏。哈根的忠诚和荣誉感还表现在：他明知接受艾策尔的邀请是危险的，但为了自己的荣誉和效忠，决意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前往。

　　国王命运的沉浮说明，在当时，个人的幸福体验和荣耀的权势发展总是孕育着毁灭的萌芽。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总是事与愿违，克制的行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个人无法阻挡多角度发展的事态，例如：齐格福里德使用后果严重的欺骗，目的是效忠坤特，以赢得克里姆希尔德；克里姆希尔德标出丈夫容易受伤的地方本来是为了保护他，结果使他送了命；哈根杀害齐格福里德，抢夺尼伯龙根宝藏是为了勃尔根王国的利益，结果酿成复仇和王国毁灭的祸根悲剧；恰恰作为所有美德之父的吕狄格陷入进退维谷，最后不得不采取行动的被动中。在这些强制中，权力和道德分道扬镳。史诗没有明确的行为模式，所有的人物性格都具有两面性。熠熠生辉的齐格福里德也被描述成不假思索的狂妄之人，求婚时使用的骗术就是个例证；哈根是肆无忌惮、重视政治韬略的谋杀者，同时又是吕狄格的朋友，在匈奴国中被人看成是乐于助人的、保护尼伯龙根宝藏的人；起初善于关爱别人的克里姆希尔德后来变得异常残酷，为了把哈根置于死地不惜使许多无辜者，包括自己的亲兄弟丧生。

　　史诗中的人物明知自己死期已至还能够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其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偏离宫廷的理想。这使英雄史诗成为与宫廷小说分庭抗礼的文学类别。虽然《尼伯龙根之歌》作为文学范畴没有形成流派，但是它带来了迥然不同的接受历史。

　　三、《尼伯龙根之歌》的几个重要的接受伴随着德国历史的沉浮

　　1.在中世纪被遗忘

　　一部德国中世纪文学作品能够如此激发后人对德国历史的兴趣，这在日耳曼语言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该史诗的不同接受伴随着德国历史的沉浮。史诗中无法给人安慰的结局对中世纪的读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曾经有几个世纪，人们试图强调史诗中事件发生的无意义，并且突出悲观的结局。总之，人们利用这部伟大作品所展现的舞台，通过单个的画面和整体的伦理来使各自现实的意图合法化，却没意识到这些发挥与古代童话相去甚远。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文学逐渐占主导地位。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强调回归古希腊文化。《尼伯龙根之歌》由于这两个因素而几乎被人遗忘。该史诗被收入1504年到1517年撰写的《阿姆布拉斯英雄故事集》，此后的250年内几乎无人问津。

　　2.18世纪史诗重新被发现——可以与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史诗

　　该史诗之所以成为文学史、诗学、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示范物，是德国人想以此证明：他们与希腊人一样拥有民族史诗。德国民族中蕴涵着原始的、诗艺的理解世界的力量，这力量导致新的诗学和神话的形成。德国的民族特征，尤其是尽忠报国具有悠久的传统。

　　1755年，雅各布·赫尔曼·欧波莱特在霍恩诺姆斯伯爵的私人图书馆中发现了被称为C手稿的《尼伯龙根之歌》。约翰·雅各布·波德默尔向外界公布了这一发现，所以他被称为“重新发现德国中世纪的人。”（注：Max Wehrli: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97, S. 180.）1757年他发表了《尼伯龙根之歌》的结尾部分《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与哀怨》。十年后他又发表了改写本《妹妹的复仇》。此后他继续研究该题材和传说。他创造性地把该史诗与古代叙事诗相类比。因为他在这部中世纪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伊利亚特》”并且谈论“伊利亚特式的诗歌”。这种联想与波德默尔本身的文学审美有关，另外也与同时代人对古希腊文化情有独钟有关。1764年，温克尔曼发表《古代艺术史》。这种接受尤其受托马斯·布莱克威尔对荷马研究的影响。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人提出，牵强附会地把该史诗与荷马联系起来，抹杀了《尼伯龙根之歌》本身的历史特征。但是，波德默尔及其弟子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约翰内斯·封·米勒继续把该史诗与荷马进行类比。相反，曾经看过波德默尔作品手抄本的歌德却把米勒1782年寄来的作品搁置了20年没读。

　　3.19世纪面面观

　　19世纪前十年，德国人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对史诗的接受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尼伯龙根之歌》被提升为德国的民族史诗，即成为德国人的典范性史诗。歌德1808年到1809年在“魏玛周三报告会”的文学圈子内朗诵《尼伯龙根之歌》并且进行相应的评价。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民族意识地接受《尼伯龙根之歌》占了主导地位。而在此之前早期浪漫派对《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古代德语诗歌就进行了研究。他们向往当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中世纪，把它看成是精神与生活都具有宗教色彩的乌托邦。可是，1806年拿破仑的凯旋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光环。于是，德国人自然产生这种心理：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丢失的应该在精神文化领域得到补偿，同时要考虑到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尼伯龙根之歌》因此成为被从古德语翻译过来的、与中世纪有关的新作品中最重要的因素。

　　浪漫派重要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803年9月15日写给梯克的信中说，它“应该成为我们诗歌的整个基础与柱石。”（注：Briefe an Ludwig Tieck, ausgewhlt und hrsg. von Karl Holtei, Bd. 3, Breslau, 1864, S. 328-331.）“也就是说，它应该为革新当今的德国文学服务。”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802年在题为《关于美文学和艺术》的讲座中把该史诗与荷马的著作进行比较，他认为，《尼伯龙根之歌》在“叙述的生动和现实性、激情、性格以及整个情节方面都胜过《伊里亚特》。”（注：August Wilhelm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hrsg. von Edgar Lohner, Bd. 4, Stuttgart 1965, S. 110.）在一次大课上，他特别盛赞《尼伯龙根之歌》盛大的悲剧规模：“它像《伊里亚特》一样结束，只是结尾处更标准，给人留下普遍破坏的、征服人的印象”。（注：Ebd. Bd. 3,1964, S. 186.）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在对《尼伯龙根之歌》接受中不断反复出现的观点：灭亡带来的魅力和对令人惊讶的“思想伟大性和纯洁性”（注：同上，S. 109.）的钦佩。史诗成为德国民族特征的反射空间。但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也意识到并且指出《尼伯龙根之歌》伟大本身潜藏着毁灭性危险。当时，浪漫派起草的“包罗万象的诗学”原则还没有广为人们所接受，只有当人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时，广泛的影响才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产生。

　　1807年，正值拿破仑争霸欧洲期间，弗里德里希·封·哈根改编的《尼伯龙根之歌》出版。他在纲领性的引言中盛赞这部史诗是给人安慰的“真正鼓舞”。里面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骇人听闻的灾难的描写都堪称对一部中世纪作品的最佳改编。书中尤其强调对经历失败后会产生新的繁荣所抱的希望。从此，人们把《尼伯龙根之歌》与法国的外来统治和1813年到1815年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充满激情地称之为民族史诗。1812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要求该史诗“必须成为教育德国青少年的主要用书。”（注：August Wilhelm Schlegel: Aus einer noch ungedruckten historischen Untersuchung über das Lied der Nibelungen, in: Deutsches Museum, hrsg. von Friedrieh Schlegel, Bd. 1, Wien 1812, S. 20.）他呼吁把《尼伯龙根之歌》编入学校的教材。他们兄弟俩计划编写史诗的改写本，但是该计划没能实现。

　　柏林地理学教授奥古斯特·绍伊纳在自由战争期间用史诗对所谓“德国英勇无畏精神”的煽动反响最大。他在关于史诗的报告中直接针对“勇敢的祖国的斗士。”他还把自己翻译的史诗准备好，作为一触即发的战斗的守护神。在他的鼓动下，煽动爱国情感和准备迎战的努力是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法的激情联系在一起的。《尼伯龙根之歌》成为德国人的镜子，齐格福里德是在与“蛇一般狡诈的皇帝”拿破仑作战。“但是，强大的杀蛇人奋起反抗，我们神圣的德国土地铲除了外来的蠕虫，恢复了纯洁和自由。”（注：Das Nihelungenlied, ins Neudeutsehe ühertragen von August Zeune, Berlin, 1814, S. III.）对作品的评价以及对人物的想象都吸收了史诗中本身没有的，而其他相关作品中具有的因素。绍伊纳参考1808年已被人普遍接受的、由弗里德里希·德拉默特·福克创作的戏剧《杀蛇人齐格福里德》。这是1810年全部写完的三部曲《北方的英雄》的一部分，整个作品建立在北方传统的神话素材基础上。该剧确定了齐格福里德的形象，吸收了史诗中讲述的故事。福科的作品在魏玛宫廷的圈子里也很有名。后来对史诗故事的介绍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理查德·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北方的英雄》的启发。恰恰在《尼伯龙根之歌》中起次要作用的内容——与龙搏斗以及对宝藏的获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龙标志着“对旧德国统一的威胁”。宝藏代表着德意志“民族被隐蔽起来的、有待于提升的位置”，这种指导思想不仅存在于19世纪初，而且也存在于20世纪初。路德维希·维兰德也同样为充实齐格福里德这一人物的特征作出了贡献。他在诗歌《齐格福里德之剑》中展现了一个整装待发，准备去“打森林田野里的巨人和巨龙”的英雄人物。结合诗歌创作的历史条件，诗歌中所提的巨人和巨龙作为对手显然是指法国人。当时的文人用笔作刀枪，在影射法国人中体会快慰。

　　1812年3月12日，哈根在给梯克的信中把参加自由战争的人与史诗中特定人物相提并论。有人重点描述了史诗中与丹麦人和萨克森人的战斗、凯旋归来的战士，与同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人们选择的并非综合的情节和结构，而是从单个情节和结构中提取出的人物，并且使其功能化，成为对自己有利的意识形态携带者和典型。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刚开始研究时还主要是对史诗的诗歌结构感兴趣，强调作品的复杂性。而在爱国热情的鼓动中，他似乎也就忽略了这一复杂性。正是那些非常熟悉作品的人给它增加了歪曲的标志。他们往往给自己的翻译加上反自然的序言。他们暗示作品根本就没有提出的认同可能。他们激情四溢的影响由此在自由战争之后令人失望的发展中淡化，没有实现统一、民主和自由，人们面对的是分裂、旧政治权势拥有者的反动。不过，在自由战争期间，对史诗民族主义的利用还是代表了在当时看来可谓是进步的政治思想。

　　可是，史诗后来又以保守的、君主制的拥护者的目的而被接受。路德教派的神学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维尔玛在很有影响的《德国民族文学历史》中，把史诗宣扬成德国民族忠诚的典范。人们必须效忠和屈从于国王，直到死亡：“可以为亲爱的国王和主子做一切，为他忠实地战斗，甘愿流血，欣然为他而死，为了他可以坚强地牺牲自己的孩子们……我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德国民族的最本真的生活元素，这就是德国史诗的跳动的心脏。”（注：August Friedrich Christian Vilma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Nationalliteratur, Bd. 1, Marburg, Leipzig, 1848, S. 76, S. 78.）

　　1859年，达恩写的一首诗宣扬德国必须与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经历一场充满血与火和英勇无畏精神的毁灭：“艾策的房子在熊熊大火中坍塌，他强迫尼伯龙根人。日耳曼灭亡之际就是欧洲处于大火熊熊燃烧之时。”（注：Felix Dahn: Deutsche Lieder ,1859, in: F. D.: Gesammehe Werke, 2. Serie, Bd. 5, Leipzig Berlin, 1912, S. 553.）诗句美化这一中世纪的作品所表达的战争恐惧。

　　齐格福里德被当成了德国的救星、强大的征服者和德国的拿破仑。《尼伯龙根之歌》被曲解滥用的原因在于：与当时宫廷小说的乌托邦特点相比，史诗所叙述的故事更贴近现实，它首先建立在德国本土的英雄传说之上，而德国中世纪的其他叙述作品则来自法国传统。

　　1827年，歌德看了卡尔·希姆劳克的史诗后，很深地感受到了作品的多层性以及其中包含的有条件的对照。他把史诗理解为文化历史的证据，并且主张对史诗要有了解：“对该史诗的了解属于民族的一个教育阶段。”（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as Nibeungenlied, in: Tag und Jahreshefte, 1807, 1809, J. w. v. G.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hrsg. von Erich Trunz, Bd. 12, München, 1981, S. 348-350.）他认为希姆劳克的翻译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歌德并不赞同他用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和相应的词汇来歪曲史诗或者据此把它看成是德国美德的写照。歌德对史诗提出的最大意见就是使人封闭，完全不能发展人性化的力量。他也反对浪漫派的解释，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所认为的，“凭借他内心的感受，应该在基督教的意义上来理解”（注：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schne Literatur und Kunst hrsg. von Jakob Minor, Bd. 3, Heilbronn 1884, S. 124.）《尼伯龙根之歌》。黑格尔在他的《美学》(1817-1829)中把《尼伯龙根之歌》放在历史性的可变化层面上来理解，并且认为，它不如荷马史诗那么适合认知异型中的自我。

　　弗里德里希·黑伯尔的剧本《尼伯龙根》

　　德国19世纪中叶著名的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黑伯尔想用一生中最后创作的、取材于古日耳曼传说的戏剧《尼伯龙根》三部曲（1861年）来表达对同时代平庸的戏剧创作的不满。

　　作者有历史哲学的基础。他把作品放在三个层次的时间转折上，他从世界观和历史的角度去安排冲突，并重在表现人物心理。该剧要表明，史诗除了表现毁灭和灭亡以外还可能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绝大部分同时代作家都把该作品当作民族的戏剧。不过该剧本自身具有一些批判色彩，它摒弃了典型日耳曼人行为特征表现出的高傲骄横，反对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伦理，把齐格福里德从一个英雄转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夸夸其谈者。

　　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剧《尼伯龙根指环》

　　瓦格纳的歌剧三部曲似乎是从19世纪中叶的政治动机，经过威廉时代，到1871年帝国建立的一种过渡。1848年革命失败后，这位作家兼作曲家从现实中逃到对古希腊文化和古代德国传说的研究中。研究促使他1848年完成了关于尼伯龙根神话的散文草稿，表现音乐剧《尼伯龙根指环》情节的基本特征。当时他只戏剧化地改编了结尾部分《齐格福里德之死》。1851至1852年，他完成了文学创作，把《齐格福里德之死》、《北欧神话中的女神》和《莱茵宝藏》合并成《尼伯龙根指环》。1874年，他完成了该剧的音乐创作。1876年整部音乐剧首次上演，受到包括第二帝国皇帝、第三帝国元首在内的瓦格纳迷们欣喜若狂地接受。

　　瓦格纳在明确分析史诗的同时构思着传说中光芒四射的、“不知道怕为何物的”英雄，他想冲破这一传统的、历史的装饰，目的是“通过中世纪的创作，到达古代德国神话的底部。”（注：Richard Wagner: Eine Mitteilung an meine Freunde, 1851, in: R. W., Die Musikdramen, hrsg. von Joachim Kaiser, Müncher 1978,S. 508-510.）他用过去的画面来塑造未来人的意图。瓦格纳最初打算塑造英雄的日耳曼民族的再生或者德国帝国壮美的回归。虽然这一意图在整体构思中有所改变，他通过把齐格福里德变成日耳曼人之神沃坦而使乐观倾向转变成悲剧的特征，但是，对该歌剧的接受并没有破坏这一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而是这一形象被音乐强烈地美化了。英勇无畏的齐格福里德一直是新帝国的认同角色。

　　4.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尼伯龙根之歌》的理解始终符合人们各自的需要。在这一历史阶段，把史诗现实化的特定思想综合体占主要地位。但贯彻始终的是把忠诚确定为《尼伯龙根之歌》的精髓。

　　在这一基础上，帝国总理费尔斯特·封·比娄1909年3月20日在帝国大厦前说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尼伯龙根忠诚”一词。他想以此描述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但意识到了通过与史诗比较而产生的危险联想：紧随尽忠报国之后的血腥战斗和毁灭。因此，比娄明确强调联盟是忠诚的、保护和平的力量。

　　但是，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借史诗渲染战争苦痛的倾向。1922年到1923年，巴尔拉赫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描述了战斗和死亡中没有英雄气概的人物，传达痛苦的印象。但是，艺术家也尽量避免使人物受到意识形态的滥用。1937年，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泛滥时，有人因此指责巴尔拉赫的艺术缺乏英雄气概。

　　建立在身体和道德优势基础上的力量只有通过暗箭才能被颠覆。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依靠史诗中的人物来唤起士兵对德国获胜的希望，并且以此为动力化解后来的失败。

　　为了化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令人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带来的压抑感，兴登堡在评价德意志帝国投降时又试图借用《尼伯龙根之歌》的神话因素来对德国人施加失败难免这一心理暗示：“正如齐格福里德被狡诈的矛击中一样，我们虚弱的前线也崩溃了，它徒劳地尝试着吮吸家乡干涸的源泉。”（注：Schulte-Wülwer: Das Nibelungonlied in der deutschen Kuns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Gieen, B6:1980, S. 164.）

　　把史诗作为弘扬德国民族精神宝库这种倾向也通过电影被扩大。弗里茨·朗想在电影《齐格福里德》（1923年）和《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1924年）中拍摄出“民族的精神神圣”。（注：Fritz Lang:Worauf beim Nibelungenfilm ankam, in: Die Nibelungen Programmbroschüre, J.J.S. 12f.）对人物性格和场地的描写使故事情节发展由影响命运的机械论来操纵。另外，影片还存在着对匈奴人的低级扭曲。联系到德国历史丧失理性的那个时期，这部电影给人的印象是，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接近非理性的自大狂。

　　5.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国家社会主义猖獗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诗在可怕的民族主义意义上被滥用。希特勒很欣赏《齐格福里德》这部电影，该电影在第三帝国全民皆兵的原则中继续发挥影响。有些日耳曼学者在对史诗的接受中起了不光彩的作用。汉斯·诺曼1942年说，感觉上帝这块土地上存在的史诗中缺乏赋予人希望的要素。他建议希特勒在其当今的历史中赋予史诗最古老的诗歌结构。古斯塔夫·托特在关于德国的英勇的击剑传说中进行非民主的煽动，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思想的形成推波助澜。

　　1943年1月30日，帝国国防军元帅戈林在空军司令部的一次讲话中，为动员所有的资源，为了政权的自我保存，特别提到勃尔根人在烈火熊熊的大厅里度过的一夜，以及他们战斗到最后的精神。此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讲话被刊登在《人民观察报》上。他再次宣扬前景会突然转变，把斯大林格勒作为最后战役的决胜战斗。其目的是鼓动士兵们像勃尔根士兵那样坚持战斗到底、勇于牺牲，期望史诗流传后世的影响力能为保存帝国起到作用。

　　6.1945年至今

　　随着1945年第三帝国的灭亡，史诗被排斥。凡是在该史诗被看成普遍的教育财富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态度就是：讽刺、去掉神话色彩。1945年以来，《尼伯龙根之歌》逐渐失去了对德国人的影响力，而德国人自己也不再是尼伯龙根人物了。

　　哈拉德·莱因尔斯拍摄的两部分尼伯龙根电影《伊克森腾的齐格福里德》和《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1967年）同样与旧的传统相联系，并且宣扬了个人对政治关系的特定偏见。

　　在海纳米勒导演的电影《日耳曼人死在柏林》（1978年）中，出现的尼伯龙根人物把矛头指向以往德国历史上对尼伯龙根素材神秘化的破坏。他想通过该电影来突出这种危险：被英雄化的强制战争征兆仍然会继续存在。哈根、坤特、盖尔诺特、福尔克尔以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旺盛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尸横遍野战场上。战场上遍地的尸体形成了一个由废料和人身组成的怪物。这一情景借用史诗讽刺模仿了被功能化的人物。不知道最近对史诗的改编是否会重新恢复人们对它的兴趣。

　　在所有对史诗的滥用实例中，人们仅仅使用其中的名字和由史诗而引发的动机，而根本就没有努力理解史诗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根本就没有与具体文本建立联系。杀死巨龙的齐格福里德一味被美化。在接受史中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人们赋予史诗积极的功能，其动机与中世纪的史诗形成鲜明对比。而在原始史诗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欺骗、死亡和痛苦。

　　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史诗又焕发了青春。沃姆斯城的人们试图通过多种措施唤起国人对这部德国中世纪英雄史诗的兴趣和关注：他们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建起了《尼伯龙根之歌》博物馆，并且开始举办《尼伯龙根之歌》节，用现代德语、现代戏剧手段和舞台效果来演绎这一英雄史诗。

　　该史诗的不同命运折射出德国历史的兴衰嬗变，许多地方是发人深省的。相信这会促使人们深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作者介绍：赵蕾莲，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系主任、文学博士、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