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一条街

　　掩映在绿树荫中的红房子,黄房子,灰房子,都是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一律都是白色的窗框,窄窄的那种。有的房子的二楼伸出一个宽敞的晒台,往往被一株盛开着白色大花朵的玉兰树遮住一角。有的房子有着教堂似的尖尖的红屋顶。竹篱笆的围墙上爬满了红的粉的蓝的紫的喇叭花。街道是窄窄的,地面是鹅卵石铺的。长久以来,这幅画面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令我困惑,这是什么地方呢?应该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我想了很久,终于发现这个令我梦牵魂绕的地方,是我出生并度过了人生最初六年的地方:南京陶谷新村。

　　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到南京出差,那是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虽然这座高楼林立,熙熙攘攘,甚至有些嘈杂的大城市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宁静和安详,离我记忆中的南京也很远很远,可是我还是寻梦去了,寻找儿时的梦去了。

　　仿佛记得陶谷新村是上海路中段的一条巷子。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童年时的我已经记不清在哪个方位了。于是我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那里详细问明了方向,乘上公交车到上海路站下车。这哪是记忆中的上海路,那时路边林木森森,行人车辆十分稀少,马路不宽。如今路的宽度是过去的四倍,两旁商店林立,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我在巷口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却没有找到陶谷新村的路牌。陶谷新村,你在哪里?徘徊了半天,没有办法,找了一位路旁摆报摊的老人询问,他是耳聋,还是我的外地口音听不懂,总之歪了脑袋听了半天,我大声说了三次,他没有回答,只是往上指了指路边一株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树。我愣住了,被树叶半遮半掩有一块蓝色的大牌子横挂在那里,上面赫然出现“陶谷新村”四个白色大字。可悲可叹,你是连路名也无处可挂,只有躲到树上去了。

　　路牌找见了,但我还是找不见巷子在哪里,莫非也跑到树上去了!见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在报摊上买报的一个瘦老头笑了,对我说:“多大姑娘了,你现在就站在陶谷新村的巷口。”我惊讶极了,“什么?边上不是一个死胡同吗?”“你往里走就看见了。”果然,往里一走,发现左边是通往一条小巷的。巷口不很干净,一些垃圾堆在那里。从宽敞的大马路进来,这条巷子是太窄了。两旁是六七层高的灰色的住宅楼,一幢接一幢,没有丝毫的空隙,似乎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从一楼到顶部的窗户都安装了铁栅栏。春天灿烂的阳光被挡在了外面,巷子里是灰扑扑的,不但没有阳光,就连一棵树,一株草也看不见,绿色也被挡在了外面。这怎么会是我熟悉的陶谷新村,两旁高楼门牌上分明写的是陶谷新村一号,二号,三号――直到八号,当年我住的就是八号呀,过去的踪影找不着了。

　　

　　记忆中的陶谷新村那是有树有花草的,是生机勃勃的。记得我家住的八号院子里,西面是一棵大柳树,春天长长的绿色枝条飘拂着,到了夏天树阴能遮住院子的一角。紧挨着柳树的是一株高大的玉兰树,开着一朵朵的大白花,香气溢满了整座院子。还有两株不高的桂花树,看上去不起眼,可是到了秋天香气能传到巷外。一条碎石子铺的短短的甬路从木制的大门通向住宅的门,路两旁是矮矮的冬青树,越过冬青树,原来是草坪,可是在我能记事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菜地了,即使是冬天也是绿油油的。院子中间是一座灰砖垒的有着倾斜红瓦屋顶的二层小洋楼,好像是童话中的房子,我和外婆还有舅婆就住在二楼的倾斜的屋顶下。那是南京大学分配的住房,叫做托管房,如今人们是不知道什么是托管房了。托管房,顾名思义是委托管理的房子,房东不在本地,大都在海外或香港,他们的房子由当地的房管局管理。当时外婆在南京大学工作,只是象征性的交点房租。整栋住宅由南京大学租用,里面的住户也都是学校的人,统共也只有四五家。记得我家对门是一位姓郑的助教,说是助教,那时已经三十好几了,有着一位胖胖的当工人的妻子,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那个年代,凡是四十岁以下的统统是助教。楼下也只住了两家,一位是校医院的医生,说是医生,也就只会打打针,拿点感冒药之类。他家只有一位瘫痪的妻子,应该有几个孩子的,可是平时不见,和我阿姨一样到农村插队去了,剩下一个十岁左右的叫阿五的女孩子。另一家我就没见过人,说是下乡,房门总是关着的。我家虽说有四个小小的房间,可是天花板倾斜得很厉害,最低的地方,一不小心是连我都要碰脑袋的。因为外婆只是南京大学一名小小的职员,只能住二十多平米的房间,而我们住的面积如果从屋顶算只有二十八平米,要是从地面算那就是六十多平米了。房间里可以说是冬冷夏热,不很舒服,可是在我看来,哪里也没有外婆的家温馨舒适了。

　　东面隔一道倾圮的篱笆墙是十号,那是一座式样普通的三层楼,是陶谷新村的最高建筑了。十号里住的人也多,可是院子却没有我们院大,好像是只有几株不起眼的夹竹桃,倒是一年四季都开花,花不好看,也没有香味。楼房的外墙上铺满了爬山虎,宽大的叶子春夏是绿的,秋冬染上了金色和红褐色。虽然树木不多,倒也并不寂寞。西面是六号,有一道正儿八经的白粉墙隔着,从正面看也是围得严严实实,红木的大门虽然不小,平时却只开旁边的小门,就连小门也是轻易不见有人出来或进去。大人们说,那是大官住的地方,可是那个年代,当官的也都倒霉着,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住着了。

　　对面的3号院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竹篱笆的围墙里是灰色的三层楼,其实也只有两层,最上面只是一个阁楼。春天整座房子都让红色的蔷薇覆盖了,我总以为这里是只有仙女才配住的。我最喜欢的童婆婆就住在这座楼里。童婆婆虽然不是仙女,却和仙女也差不多。她每隔一两天,总要送给我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像巧克力呀,冰激凌呀,夹心饼干呀,等等。逢年过节就更不用说了,记得有一种广式月饼里面是椰蓉,很浓的奶油味,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我只要一听见楼下一个沙哑的嗓子喊:“阿海!”便直奔下楼,有时候急得连那双小红拖鞋也掉下楼了。我外婆工资不高,父母又在北方,要养活我和哥哥,经济的拮据由此可知。家里最多给我买一包动物形状饼干,或是棒棒糖,就这样比我对门的两个女孩还强呢,她们每天就是三顿死粥死饭,哪有什么点心。可见童婆婆给我的东西是多么珍贵了。

　　童婆婆的丈夫,陶谷新村的人都叫他三百三,因为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330元。那个年代他当然是靠边站,什么事也没有,我常常透过竹篱笆的缝隙见他坐在小院的藤椅上晒太阳,花白的头发,很瘦。外婆要我叫他赵爷爷,我大声叫着,他只是歪过脑袋看了看我,从来没有回答。童婆婆倒是很快走到篱笆前和外婆谈着家长里短的事,我吵着要回家,知道回去后,童婆婆又会叫她家的保姆给我送来好吃的了。

　　童婆婆家住在3号的二楼,她家楼下住着汪阿姨。汪阿姨只住一间房,不过家里也只有三口人。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和我同年,叫娴娴,外婆说,我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娴娴和我常在一起玩,她的姐姐比我们大五六岁呢,我觉得她好看极了,只是不大理我们。我问娴娴,她爸爸是不是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在遥远的北方工作。她黯然说,妈妈不大提起爸爸,好像是在乡下劳动。我立刻恍然大悟说,我知道,和我阿姨一样,插队去了。长大了我才知道,她爸爸是右派,有一年过年没有寄钱回家,是童婆婆寄去的,她妈妈还不知道呢!

　　当年的陶谷新村是很短的一条街,街道的地面是鹅卵石铺的,一点灰尘也没有。每逢雨天,经雨水冲洗,一颗颗鹅卵石更是干净得发亮。街道虽然不宽,可是两旁的住宅都缩在院子里,住宅和住宅之间,和街面之间都有一段距离,再加上住户的围墙大都是竹篱笆,所以一点不感觉逼仄,反而觉得很开阔。街道的西头是上海路,从上海路进来,最多一百米长这条街就算是到了尽头,东面就通到汉口路了。在东口有一个街心花园,花木并不茂盛,却是一个开阔地,童年时的我把这里看成是儿童乐园。再往前走,有一道长长的竹篱笆墙,我常从缝隙中往里看,啊!好大一个园子,有遮天蔽日的梧桐树,透过树丛是闪闪发光的池塘。有时候看见一群白色的鸭子在池塘里悠闲地游着,还有一次,在岸边青草丛里,我居然看见了一大一小两只白色的山羊。听外婆说,我看见的园子是南秀村7号院的后门。那时候学校没学生,教职员大搞起副业来了。

　　这条街行人不多,因为街道窄,勉强能开进一辆小汽车,那年头汽车就很少,偶尔嘀嘀嘀来了一辆汽车,我立刻奔到窗口张望,直到汽车不见了踪影,我还恋恋不舍的站在窗前。要说我们家的窗户,你只能在童话里看到,离地不到二尺,矮矮的宽宽的,只有四五岁的我,最喜欢站在靠街那一面的窗口了,还好有几根铁栏杆,不至于摔下楼去。夏天街上经常有卖冰棒的,我只要听到“冰棒马头牌――马头牌冰棒”,就缠住外婆要买。也总有一支橘黄色的冰棒拿到手,有时候会有一支奶油冰棒,那就特别高兴了。秋风起了,街上就有当当当敲木鱼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卖酒酿的来了。要是大人不在家,我会从厨房的抽屉里拿三只牙膏皮,再拿一只碗,奔出大门,一副卖酒酿的担子已经停在那里。一碗酒酿是六分钱,三只牙膏皮正好是六分钱,卖酒酿的叔叔拿出一碗酒酿倒在我的碗里,还总要给我倒很多的汤汁,我端着碗小心翼翼地往楼上走,一面吸着碗里的汤汁。舅婆见我买回来一碗干干的酒酿,总要说,下次问卖酒酿的叔叔要点汤。她哪里知道汤都被我喝掉了。

　　好像有那么几个月,外婆不在家,去什么农场劳动了,对门的叔叔,楼下的医生也都走了,听说是学校的人都去,院里空落落的,就连街上也是空落落的。家中只剩下我和舅婆,对门的两个姐姐也被送到外婆家去。过年时阿姨从插队的地方回来了,她插队的农村离南京市区不远,带回来一些鸡蛋,几只鸡,好几条大鱼,一大块咸肉,还有一袋子花生米,我和舅婆别提有多高兴了。花生米在当时是极珍贵的东西,舅婆说,送两斤给童婆婆,她家虽有钱,却买不着。童婆婆收了花生米,却把钱送来了。阿姨见花生米能换来钱,就把其余的都分卖给亲戚朋友,得了急需的20元钱,拿去买米,因为当时家中只剩5元钱了,我们虽然没有吃着花生米,却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年的除夕,舅婆和阿姨早早的在厨房里忙开了,我跟东跟西的,看她们做菜,馋得直淌口水。舅婆嫌我在她脚下绊来绊去的,就端了一小碗排骨好塞住我的嘴。我正滋滋有味地啃着排骨,这时王叔叔来了,他是阿姨的男朋友。虽是大冷天,王叔叔没戴帽子的头上直冒热气,只见他一手提着竹篓,一手提着网篮,还背着一只大旅行包。竹篓里是几条活蹦鲜跳的鱼,网篮里那就全是我爱吃的了,什么花生牛轧糖,万年青饼干,玫瑰花生米,状元豆等等,还有一饭盒的盐水鸭。旅行包里好像是橘子之类的,我不感兴趣,也就不看了。舅婆看了这些东西,叹了口气说:“今年过年,许多人家什么年货也没有,我们这么多,也吃不完,分点给亲戚朋友吧。”那时虽说是大讲阶级斗争,物资匮乏的年代,但人情却传送着,温暖着人们的心。

　　阿姨拿了一只大口袋出门给亲友送东西去了,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江南的润湿的雪,下到地下就化了。阿姨回来时,头发上,棉袄上都有些湿了。舅婆对她说,快到炉子边烤烤火,马上吃饭了。阿姨说,太早了吧,才四点钟就吃年夜饭。舅婆说,你没看见下雪了,天黑得早,小王住城南,现在又没有公交车。阿姨笑笑说,他有自行车,骑车回去很快的。王叔叔嗫嚅着说,我没骑自行车。阿姨惊讶地说,什么,你没骑车,这么多东西你背来的?王叔叔不好意思地说,不重,路也不远。天哪!还不远,我去过一次王叔叔在城南的家,坐一路的公共汽车到夫子庙,下了车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呢!

　　圆桌搬到东边的大房间里,摆好四张椅子,我坐的那张椅子上高高的垒上两三个棉垫子。舅婆端上一只熊熊燃烧着的铜火锅,里面的蛋饺和肉圆子鱼圆子翻滚着��地响,我见了兴奋起来,立刻拿起汤勺伸到锅里要舀,阿姨吓得大叫:小心烫着!王叔叔把我按在椅子上不许我动,然后给我在碗里舀了一堆蛋饺和肉圆子,才使我安下心来吃着。接下来好吃的东西更多了,有糖醋鱼,红烧排骨,栗子烧鸡等等。我见舅婆和王叔叔、阿姨都喝着酒,吃得很慢。我吃饱了,嚷着要出去玩。阿姨说,还有酒酿元宵呢。一听酒酿元宵,这是我最爱吃的,只得忍着等下去。吃得过饱了,又是火锅的热气熏着,竟昏昏然地瞌睡起来。蒙�中楼下有人嚎啕大哭,我被哭声惊醒了,睁大了眼睛看着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人们也都放下了筷子,舅婆叹了口气说,是阿五,我忘了,她家的人都不在,就她一个人在家。阿姨说,我叫她上来吃饭。一会儿工夫,阿姨带着阿五进来了。只见阿五小辫子散乱着,满脸泪痕,阿姨端来一只凳子,让她坐在桌旁。她先是看了看满桌的菜,犹豫着,等舅婆说了声“吃吧!”就像一声令下,筷子像雨点般落下,嘴里塞满了肉圆子鱼圆子,噎住了,脸涨得通红。阿姨问她,过年哥哥姐姐们怎么都不回来。阿五嘴里塞满了肉圆子含糊地说:没有路费,爸爸前天回来一趟,给我做了几个菜,都吃完了。说到这里,她又哭起来说:“我想妈妈了。”边哭边用脏兮兮的棉袄袖子擦着眼泪。她妈妈死了还不到两个月,就是活着的时候,我也没见过,长期瘫痪在床上。舅婆听到这里,眼圈都红了。连声说:造孽,造孽!

　　等过完年,阿姨叔叔他们又下乡了,外婆还没有回来,家中就剩我和舅婆。每天下午,舅婆要到居民委员会学习,不放心幼小的我,只好刮风下雨都带上。舅婆从来不敢迟到早退什么的,好在我很少感冒发烧。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夏天,居委会组织舅婆她们到学生宿舍区去拔草,我当然跟着。只见一大片绿莹莹的草地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像瘌痢头似的,东一块西一块的草还残留在黄土里。舅婆她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残留的草拔去,可是谈何容易,这些多年的草牢牢地趴在土里,草根很深很长。去劳动的大都是五六十岁的女人,在炎炎的烈日下她们拔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任务。大家都低了头专心拔草,谁也没有注意,西边的天空已经一大团一大团的乌云涌上来了。可是我看见了,我对舅婆说:快看,那边天上好多好多黑云。舅婆头也不抬,脸上的汗大颗大颗淌下来。主任说,阿海呀,别着急,拔完了这块地就回去。主任的话音刚落,一阵狂风刮过来,掀起了地下的黄土,紧接着雨就下来了。主任对舅婆喊道:趁现在雨小,你赶紧带上孩子回家吧。舅婆赶紧拉上我就走,家虽然不算远,可是也很有一段距离。雨渐渐大了,远处的雷声滚滚而来。舅婆见我一脚高一脚低走不快,就背上我。轰隆隆的雷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炸了,我吓得趴在舅婆的背上不敢动。这时我觉得世界已经被隆隆的雷声,瓢泼大雨所笼罩,只剩下我和舅婆孤零零的两个人。这时的雨越下越大,我们已经浑身湿透了,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趴在舅婆背上看见豆大的雨点落在地上,溅起一个个小水珠的情景。

　　在雷声隆隆中,一个老女人背着一个孩子在大雨中蹒跚而行,这难道不是一幅感人的画吗?不是一组耐人寻味的镜头吗?现在舅婆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甚至没有到她的坟前烧过一炷香,我忘了,全忘了。

　　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和往常一样站在心爱的窗口,看着小街上不多的行人,知了在大柳树上“知――知――”地鸣叫着。我没有注意大门口进来一大一小两个人,但是我听见上楼梯的脚步声,我的心猛烈地跳着,我坚决地不回头。这几日外婆和舅婆不断对我说,你妈妈要来了,接你回北方去了。那一座北方的城市在我的脑海里,是荒凉的刮着大风的不毛之地。而对“妈妈”,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从来没见过,当然也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我明知来人就是妈妈,也坚决不回头。外婆进来了,把我强拉过来,我看见了:一个细高个子的女人,还有同样细高的男孩子,都有和我一样的白皮肤和黄头发。那男孩子比我高一个头,他傲慢地打量着我说:“就是这个小丫头片子。”女人蹲下身来,摸摸我的头笑了:“什么小丫头片子,这是你妹妹。”我和妈妈、哥哥就这样相聚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做着各种准备。要说收拾行装,我没有几件衣服,一个小包就装下了。也没有什么玩具,只有一个小洋娃娃,买来时有塑料纸装着,外婆怕我弄脏了,玩了两年塑料纸还在。准备工作最重要的一项,外婆说是让妈妈哥哥和我培养感情。于是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到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各处玩了一遍。不知道妈妈和哥哥兴趣如何,反正年幼的我累得半死,长了一身痱子,也没有培养出什么感情来。每逢外婆问我,跟妈妈去北方吗?我总是紧闭了嘴,坚决地摇摇头。直到有一天,妈妈对我说,爸爸在家等我们,他很想我,已经给我买了一双红皮鞋。说起红皮鞋,我有过一双的,人人都说我穿着好看,我便天天穿,很快就破了,多想再有一双啊!终于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跟妈妈去北方了。

　　行期很快定了,外婆告诉我今晚的火车,她和舅婆送我们去车站。去车站送我们的人好像很多,一大群亲戚,阿姨叔叔伯伯婶婶,我已经不记得怎么离开陶谷新村去的车站,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当我和妈妈、哥哥坐在车厢里,行李都在行李架上放好,外婆眼红红地对我说:“路上乖乖的,要听妈妈的话。”我这才醒悟过来,真的要走了。我不走,坚决不走,我嚎啕大哭,使劲拽住外婆的衣服,嚎叫:“我要回去,回陶谷新村!”外婆也哭了。开车的铃声响了,喇叭里在喊着,送旅客的人赶快下车。外婆哭着朝车厢门口走,我滚在地下拽住外婆的衣服紧紧不放,谁要抱我,我就踢他,多日郁闷的心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妈妈使劲掰开我拽外婆衣服的手,我拼命不放,几乎把外婆的衣服撕破。要知道,我想拽住的不仅是外婆,还有和陶谷新村连在一起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后来我筋疲力尽了,也哭累了。外婆也被阿姨她们拉下车了。

　　在夏夜里,火车轰隆隆行驶在江南芬芳的田野上,车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像一条长龙,那是和我同岁的长江大桥。大桥过去了,桥下滚滚的长江过去了。一切过去了,火车吐出长长的烟雾,烟雾也随风飘散了,我儿时的一段美好记忆跟随着陶谷新村,也就这样飘散在夜空里了。

　　在以后长长的岁月里,虽然我离开了南京,再也没有回到陶谷新村,但是那一段美好的记忆却深深扎根在心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更深地体悟到了“世事沧桑”这几个字的确切涵义。此次,我又见到了陶谷新村,这哪是伴随着我童年记忆的陶谷新村!怪不得人们常说“往事不堪回首”,因为“不堪”,所以今日的陶谷新村就已面目全非?往日的陶谷新村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高挂在梧桐树上的路牌。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