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掘民俗文化资源
文化建设
论发掘民俗文化资源
陈
伟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富矿”[摘要]民俗文化资源是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 它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 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发掘民俗文化资源应正确辨析民俗文化的“DN A ”, 并善于提取其良性基质; 要构筑符合时代需要, 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处理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传统与时尚、投入与节约的关系; 要深刻认识民俗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 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传媒、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在传播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 解读与辨析; 开发与传续; 承载与弘扬[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8) 02-0097-05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了解、认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也是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富矿”岭南的民俗根在中原, 但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 独树一帜, 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今天,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如何更科学地发掘本土的民俗文化资源,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 需要社会各界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携手推进。基于这种想法, 谨以本文略述浅见。
一、解读与辨析:民俗文化的基因
[1]
(一) 要正确解读民俗文化的“DNA ”。民俗文
正了解或理解。比如, 我们经常在节日当中燃放鞭炮, 但是, 除了营造喜庆气氛外, 在不同场合下, 这种行为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含义, 其由来和发展是怎么样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一说清楚的。不仅在同一民族之中的个体之间存在认知的差异, 在不同民族之间, 民情风俗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就更多了。在我国的云南省, 据说纳西族人择偶的审美标准是“以胖为美、以黑为贵”窈窕淑, 这和汉族“女, 君子好逑”的传统择偶标准迥然不同。另外, 既使在汉族这一群体, 由于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别以及生活条件不同, 民俗的形态也是多姿多彩。可见, 要发掘民俗文化资源, 除了需要比较同一民族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民俗特质外, 更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法, 穿透表象, 深入解读和剖析深嵌于民俗之中的文化基因。
民俗文化的“——因, 是在历史、—基人文DNA ”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一定作用下形成的, 它是民俗文化细胞构成的基质, 是民俗文化生长和衍化的基础, 是最能反映民俗文化本质的核心元素, 是我们打开民俗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诚如叶春生教授所言:“富有超越传统导向的人文潜质, 适逢改革开放的春风, 加上濒临西化袭来的前沿阵地, 广州之年俗, 亦在传统中求新变。欢乐、祥和、
[2]
亲情、孝道, 是其文化的核心。”这里所说的欢乐、
化是以民间习俗为主体、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与一定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制度礼仪相融合的文化现象。纵观民族的历史, 民俗文化渊远流长, 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透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礼俗、宗教信仰, 我们到处可以体察其形影相随的踪迹。民俗对不少人来说, 是既熟悉又不够熟悉的事物。所谓熟悉, 是指作为社会成员, 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开始, 就生活在民俗当中, 许多人对除夕团圆、清明扫墓、端午赛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民间习俗耳濡目染, 再熟悉不过了。说不够熟悉, 是指不少人对潜藏在民俗背后的文化意蕴, 未必真《岭南学刊》2008年第2
期
97
文化建设
祥和、亲情、孝道等, 正是民俗文化中的“DNA ”———基因, 而这些基因又由于时代的变化, 既保留了传统的特性, 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元素。辩证地认识这一点很有必要。我国有56个民族, 通过对中华民俗文化“DNA ”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思考, 有助于我们以正确的方式, 开发和利用好民俗文化的宝藏,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二) 要善于提取民俗文化“DNA ”的良性基质。如同每个人的自然生命体中存在着良性基因和非良性基因那样, 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延续文化的活体, 也在文化的代际交替和传递中, 承接了良莠相杂的基因。其中良性基因对于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健康成长以至社会的文明进步, 往往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非良性的基因则通常起到反向的阻碍作用。例如, 除夕放爆竹的民俗, 既包含辞旧迎新、普天同庆、合家团圆、祈吉纳福的意愿, 也有驱鬼辟邪的心理, 还有恭迎天地诸神的动机。又如, 中华民俗中崇龙、尊龙、爱龙的“龙”文化, 既有熔铸群体意念和族缘关系的民族认同, 有伦理纲常的遗风, 有蕲求风调雨顺的寄托, 更有集娱乐喜庆、竞技、健身于一体的功能。再如, 我国的民间灯俗和灯彩艺术, 在其演化过程中, 不断与本土的古典文化艺术相结合, 将诗文书画融为一体, 既在审美情趣和延续传统的象征、寓意的表现形式方面得到加强, 也保留了作为宗教活动道具和神仙信仰载体的某些功能。
具体到岭南文化发达地区的广州的一些民俗来说, 无论是黄埔南海神庙的“菠萝诞”或者是白云山山麓曾盛极一时的“郑仙诞”, 都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待之。南海神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以其为文化纽带的“菠萝诞”薪火相传, 它的民俗活动由于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双重重视, 近几年更进一步发展, 恕不赘述。这里着重谈谈发源于白云山的“郑仙诞”。广州的“郑仙诞”, 又称“白云诞”。郑仙即先秦方士郑安期, 郑安期曾在广州白云山一带行医卖药, 传说某年瘟疫流行, 为了拯救民众, 郑在山上采仙草九节菖蒲时失足坠崖, 驾鹤成仙(另一传说是秦始皇闻知郑安期在白云山觅得的九菖蒲能治绝症, 命其采纳供奉, 郑仙不从, 于蒲涧跳崖, 乘仙鹤飞升) 。出于对郑安期的感激和敬仰, 人们在其飞升处建了“郑仙祠”, 又以飞升
98
之日为“郑仙诞”, 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登山拜祭, 同时采集菖蒲、涧中沐浴、祈求身体强健, 这些活
动逐步演化成广州地区的一个重要民俗。[3]
从这一
民俗的文化内涵看, 既有神仙崇拜的意蕴, 又有尊民爱民、不事权贵、尚节守洁、匡扶正气的敬仰, 还有强身健体的追求。据了解, 直至清末, “郑仙诞”的活动都十分风盛, 后因战乱和历史的原因, “郑仙祠”被毁, 部分古迹年久湮灭, 这一风俗逐渐衰落, [4]“文化大革命”以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几近绝迹。近年来, 有社会人士和企业呼吁, 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这一民俗活动。我认为, 若要恢复, 则需在政府和社会力量有序合作之下, 正视其中的积极因素, 趋利避害地发掘这类文化资源, 以满足社会多层次地文化和精神需要。一方面, 在目前白云山各种群众性活动较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应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安全与开展民俗活动的关系。另一方面, 应借助民俗专家、社会团体和政府组织的通力合作, 对公众呼吁恢复“郑仙诞”民俗活动的要求, 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对相关的文化内涵作深入的梳理, 以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和引导,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 既要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对待民俗中神仙文化的某些“合理内核”——尤—其是价值指向中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向善的文化因子, 同时也要摒弃其中消极愚昧的因素, 扬长避短地构建中华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草案》, 对节假日进行了调整, 它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民俗活动的延伸与传承将产生必然的影响。我们应在顺应民意、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的基础上, 继续以传统民俗节日活动为载体, 更科学地整合民俗文化资源,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文化,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由此可见, 我们在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之时, 应以马克思的文化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发展先进的民俗文化和民族文化为目标, 秉持科学的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 以宽广的眼界、缜密细致的工作, 认真提取民俗文化的精华和良性基因,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
《岭南学刊》
2008年第2
期
文明, 为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为提升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 为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应有的努力。
(三) 要关注民俗文化的基因变异。我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思想文化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并存、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型期。面对转型, 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这种变化对民俗文化基因的变异, 产生了催化作用。例如, 在一些地方, 宗亲活动变成宗族控制, 婚事丧事变成财富比拼, 修族谱建新庙变成圈钱幌子, 占卜算命跳神驱鬼成为时尚, 麻将馆棋牌室成了赌海沉浮的“乐土”, 网上恶骂成为一些网虫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些情形, 构成了另类的、扭曲的现代城乡民俗图景。鉴此, 我们要辨风正俗, 清本正源, 动员和组织一切积极的社会力量, 纠正民俗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偏向, 消除文化基因变异的不良影响, 以促进民俗文化资源的净化与再生, 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可靠的保证。
二、开发与传续:民俗文化资源
(一) 构筑符合时代需要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提取民俗文化的良性基因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其根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 我们务必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民俗文化资源体系。这个体系愈科学、愈合理, 就愈能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充分的资源保证。因此, 这个体系理当是一个珍藏甚丰、宏博壮观、有序开发的资源宝库。对它的轮廓大致可以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来描述。
首先, 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民族性来看。民俗处于人类意识文化的底层, 它是民族文化最牢固的部分和主要内容, [4]是一个民族的“根”。由此推知, 最能突显民族性的民俗文化资源, 是中华文化资源体系中的基础结构。离开了民俗文化的底托, 民族文化就失去应有的支撑。民族传统较多沉积到作为文化底层的民俗当中。民俗在民族文化中具有最稳定的属性。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 我们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的构筑上, 应与时代的发展和提高国民的素质相适《岭南学刊》2008年第2
期
文化建设
应, 首先在能够体现民族慧根、民族气派、民族风格、民族心理、民族德性、民族主流价值取向的领域重点开拓。如果这个基础工程打好了,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有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其次, 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来看。民俗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 它带有人化的烙印, 具有主观色彩。因此, 如果说,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有科学规程, 需要清洁利用。那么, 对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更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念和方法, 净化运用。理由是, 民俗文化资源良莠共存, 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当然不能囫囵吞枣。为此, 构建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的一个核心工程就是科学地筛选、提取文化精华, 趋利避害。那么, 如何把握这种取舍资源的科学标准呢? 我认为, 从思想的层面讲, 主要看是否有利于教育人民、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生活的层面讲, 是否有利于倡导、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娱乐的层面讲, 是否有利于愉悦身心、调节情感。从这些方面着眼, 提取民俗文化资源精粹, 应深入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哪些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现代化? 二是哪些资源有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所今天追求的现代化? 三是哪些资源无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所今天追求的现代化? 对于有利的, 要科学整合, 盘活用好; 对于有害的, 特别是可能带来文化污染的能源, 要剔除糟粕, 化害为宝; 对于无害的, 法律与道德不禁止的, 则需宽容待之, 静观其变, 以观后效, 理性调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对于明显有利和有害的文化资源, 通常比较容易鉴别, 但对于无害的、鱼龙混杂的, 往往不容易辨析, 而需要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方法、精细的工作, 方能得出客观的判断。为此, 我们要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普查、研究、整理, 把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有序开发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次, 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大众性来看。民俗文化的根在民间, 民俗文化很大程度是“草根文化”。不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是从民俗文化吸取营养, 甚至脱胎出来的。例如, 没有原生态的劳动乐曲就不会有后来的宫廷音乐。实践证明,
99
文化建设
人民大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建设主体, 也是民俗文化成果的受用主体。因此从价值指向来讲, 无论民俗文化的有形资源或者无形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 都要贴近人民大众, 从而体现出大众性。人民大众在民俗文化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 蕴藏了巨大的创造力, 他们同时在民俗文化资源的消费和保护方面, 表现出强劲的需求。于是, 我们应该因势利导, 使更多优秀的、为老百姓所青睐的民俗文化资源“藏富于民”、
用之于民。(二) 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今天, 在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方面, 人们的认识已今非昔比。但是, 在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 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还需要大大前进一步。具体的说, 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要着力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民俗文化资源生态圈中, 既有以精神文化为存在形式的无形资源, 又有以物质文化为存在形式的有形资源, 还有以制度文化为存在形式的第三形态资源。在这些资源当中, 有的可以再生, 有的则不可再生。例如, 有的以自然文化遗产存在的民俗文化资源, 一旦被毁, 就不可再生, 一些珍贵的文化也是如此。另外, 即使是无形的民俗文化遗产, 如果不重视保护和抢救,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被湮没。被人们成为“音乐活化石”的云南丽江留存至今的唐宋古乐, 正是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得以延续的例证。因此, 对民俗文化资源, 一定要处理好开发和利用的关系。要在保护中有序开发, 在开发中促进保护。对于未采取相应举措保护民俗文化资源的, 宁肯暂缓开发, 直至条件具备为止。总之, 要从完善立法和提高执行力入手, 真正扭转“
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二是传统与时尚的关系。有论者指出, 民俗是历史, 是传统; 时尚是现代, 是当代潮流; 时尚与传
统是矛盾的。[5]我认为, 民俗是活体的历史, 是行动
中的历史, 是走进现代的历史, 是不断更新传统的历史。现代的资信手段和传播技术, 是最时尚的东西。但是, 它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延续是可以相容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的春节联欢晚会, 就是民俗传统和现代电视媒介结合的有益尝试, 它突破了传统交往的方式, 把东南西北、海内海外的华人联系在一起, 共庆团圆。别开
100
生面的新民俗形式, 使民俗文化的发展得到延伸, 使民族认同感得到增强, 看“春晚”节目成为除夕夜链接家家户户共庆团圆的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近几年在民间甚为流行的手机“短信问候”、“
电子贺卡”等, 也是古老的礼仪风俗穿上了现代的新装, 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和智力支持。因此, 我们要善于在传统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链接点, 促进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三是投入与节约的关系。目前, 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一般是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其实, 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来思考, 也许会有新的感悟。例如, 有的地方, 当事人通过大手笔、高密度的投入来策划组织兴起规模宏大的“现代建庙造神运动”, 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令人叹为观止。诚然, 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修葺、新建宗教场所或设施, 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时空范围内, 倘若过度的投入, 尤其是基于商业动机或显示政绩的高投入, 就值得质疑了。正所谓“杯满则溢, 月盈则亏”。而经济学有一句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名言:“资源总是稀缺的”。意思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 资源总是有限的, 因此需要合理配置。我觉得, 在民俗文化资源的投入上, 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无度挥霍。怎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最需要的地方, 有一个资源使用结构性优化的问题。如何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 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 也需要考量。可见, 建设节约型社会, 不是经济生活独有的概念和专利, 同样适用于民俗文化资源的有序开发与投入。与经济生活相似, 文化的基本建设也要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尝试在城乡一定的地域单元适度划分主体功能区, 在文化基本建设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和可行性, 分别采取“促进开发”、“有限开发”、“禁止开发”等差别性政策。例如, 对于一些宗教信仰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宗教文化政策的实施上, 是不能等同于其他地方的。
三、承载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一) 深刻认识民俗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 使之成为延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岭南学刊》
2008年第2
期
文化建设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大量的民俗活动与文化遗产中, 记录和保存着中华文化的众多思想瑰宝。其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 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 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 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等, [6]在民俗文化的历史长廊中, 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传统的思想道德, 正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发扬光大的。为此, 一方面, 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另一方面, 要以岁时节日、娱乐礼俗、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民情风俗为载体, 把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续民俗文化更紧密、更巧妙、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二) 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传媒、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在传播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要使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必须从全局着眼, 从各方入手, 从基础做起。家庭是人生接受民俗文化洗礼和浸润的第一站, 家庭初始教育对每个人的影响, 对性格涵养的塑造, 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学校是人们进一步学习、了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加油站,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摇篮。在这个阶段, 应重点加强对民俗文化和民
(43).
[6]本书编写组.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7.
族文化精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各种媒体尤其大众传媒, 是实现民俗社会化、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渠道, 要充分利用传媒的功能, 促进民俗和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同行的成功转型, 为创造文明进步的新民俗鸣锣开道。各种社会组织与民间、民众、民俗有天然的亲和力, 应通过有序的方式, 推动这些组织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以善治的氛围, 积极的姿态, 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提升, 做出应有的贡献。各级政府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导力量,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和文化的发展, 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进行文化创造, 让人民共享更多的文化成果。●
参考文献:
[1]陈正平. 与时俱进:发展先进的民俗文化[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7).
[2]叶春生. 广州年俗嬗变的动因与中介[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6(4) .
—兼谈传统民[3]徐燕琳. 从郑仙诞到广州重阳登高——俗的现代化演变[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7(3).
[4]万建中. 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J]. 新视野, 2005(5). [5]邵长波. 新民俗文化现象解析[J].中国电视, 2006
(责任编辑:李芸)
《岭南学刊》2008年第2
期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