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凯特琳·道蒂

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今年30岁，是洛杉矶的一名「葬礼导演」。她与朋友合资开了一所订制殡葬公司，能够提供生前仪式订制及家庭葬礼等服务。她的「另类殡葬服务」能够通过在家里安置遗体，把逝者与送葬者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不管家属们对遗体、灵魂和精神持有怎样的观点，这是死亡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道蒂说。

她认为人们需要更加接近死亡，坦然面对遗体的真实状态。标准化的遗容整理使得尸体失去原来的真实感与亲切感，当下机械的、过度包装的殡葬服务业把人和真实的死亡隔离开来，是一种「人们和尸体的刻意疏离」，这样的做法把人类情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扫到了一边：爱一个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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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郑嘉馨 来源 |《纽约客》

作者 | Mead Rebecca

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此刻正盯着办公桌上刻意摆放出来的骷髅头，她将要在这个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开办她的第一家殡葬工作室。尽管这个骷髅头是塑料制成的，放在这个需要用来接待逝者家属的房间里，依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午后，约翰·格迪斯（John Gettys）正在赶来对道蒂的公司做最后一次审查，他是加利福尼亚公墓和殡仪馆协会的一位行业代表。「我希望办公室有我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不希望它看起来太过『死亡艺术潮流』。」30岁的道蒂说。但这似乎只能是一个希望。她抓起骷髅头，然后在她那把老式木质转椅上坐下，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它。现在，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幅肖像上的贵妇人。「我不希望审查员认为我在挑战他。」她说，「或许我会把它放在低一点的架子上。那样的话，我依然是忠于自己的。」她看了一下手机，格迪斯迟到了。「或许他死了。」她说，「那样的话会多有趣？」

道蒂的办公室在圣塔莫妮卡大道的一座医疗机构大楼里，一面墙上挂着她高中同学模仿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透视：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Perspective: Madame Récamier byDavid）所画的一幅画：一张躺椅上放着一副折起来的棺材。书架上放满了诗集，包括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摆放着一本名为《维多利亚亡灵书》（The Victorian Book of the Dead）关于19世纪葬礼风俗的书。

《透视：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

格迪斯终于来了，道蒂站起来与他握手。她有六英尺高，穿着一双芭蕾平底鞋，肤色苍白，留着褐色齐刘海长发，喜欢穿复古长裙并把上衣塞进腰间。格迪斯翻阅着她的价目表，一副可降解的柳树材质棺材要1370美元，一副装饰着压花由再生纸制成的新生儿灵柩则需要120美元。道蒂认为她的「另类殡葬服务」能够通过在家里安置遗体，把逝者与送葬者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她不打算提供防腐服务，尽管2010年毕业于赛匹斯学院殡葬科学专业的道蒂完全有这个资格。不同州有不一样的殡仪规定，在加利福尼亚，经营殡仪馆的人不需要具有遗体防腐资格，甚至不需要知道如何安全地闭上死者的眼睛。

道蒂的声音细弱甜美，说话时常带有一丝讽刺的语气。「你会给我们一个很酷的营业号吗？譬如说，全部都是同一个数字？」她问道。格迪斯是一个穿着橄榄色裤子和衬衫的中年男人，他并没有被逗笑，他回答说号码是由位于萨克拉门托的部门统一提供的。「我们会非常地循规蹈矩。」道蒂说。她的殡仪工作室没有自己的火葬场，所以她和格迪斯要驾车检查一遍附近她打算使用的符合规定的设施。格迪斯告诉道蒂，三十年前他就进入了一家殡仪馆当学徒。「殡仪行业没怎么变化，它已经这样很久了。」他说，「每个人都试图推动它前进。让我来告诉你吧。规则已经在那里了，你只能够对它进行很小的改变，但总的来说就是处理尸体。」

很明显，格迪斯并不了解道蒂的公众形象。他肯定没有看过在网络上一度被疯传的系列视频《问一个殡仪业者》（Ask a Mortician），在视频里，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些真的是我妈妈的骨灰吗？」或者是「我应该在遗嘱里怎么写我的孩子才能够接受，如果他们不把我的骨灰放在客厅的某个地方，他们将不能够继承我的遗产？」2004年，她发表了一门畅销自述《烟雾弥漫你的眼：从火葬场学到的》，书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女孩会永远记得她处理的第一具尸体。」她还是「好死亡的顺序」（Order of the Good Death）的发起者，这个线上论坛聚集了一群殡仪业者和学者，他们一起探索如何以新的方式引导人们面对死亡。

一周后，道蒂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从萨克拉门托寄来的官方文书，开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Congratulations！」。道蒂在配文中说：「我现在是一个殡葬工作室的主人了。奇迹会有的，只要你相信。」

凯特琳·道蒂

道蒂在夏威夷的瓦胡岛上长大。少女时的她就幻想拥有自己的殡仪馆，将复古魅力与现代服务结合起来。她在自述中写到，她甚至为幻想中的殡仪馆起了一个名字：La Belle Mort（美丽的死亡）。她幻想自己为逝者定制高度个性化的仪式：把骨灰送到外太空，或者用一把枪把骨灰射出，再或者把它们压制成宝石。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她在奥克兰一个工业区的太平间和殡仪馆——太平洋殡仪馆（Pacific Interment）——工作了两年。她把一具具尸体从仪容整理送到焚烧，不经过任何仪式。两年的工作改变了她对葬礼的想象。「当我第一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念头时，我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更加友好的死亡体验——使得死亡更容易被接受。」道蒂告诉我，「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我现在认为，人们需要更加接近死亡。它应该就在你面前，而不是『让我们把妈妈变成一颗钻石吧』。」

她的新殡仪工作室有一个直白的名字：Undertaking L.A（殡仪事业洛杉矶）。和伙伴安伯·卡瓦利一起，道蒂打算让人们打理自己的葬礼，而不是外包给专业公司。这家刚刚起步的公司为家庭葬礼提供很多服务，包括遗体清洁和穿戴，并冷冻以供家人凭吊；或是不需要灵柩或是墓碑，在约书亚树村的一个环保土葬区自然下葬；或是目睹火葬过程，并允许由家人把遗体推进火化炉并摁下启动按钮。

许尔文·努兰（Sherwin B. Nuland）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死亡的脸》（How We Die）中写道：「现代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在此处死亡可以藏身。自然的腐败得以洁净，然后再用现代的葬礼来包装。」道蒂的目标是结束人们和尸体的刻意疏离。「在我们的文化里有太多时候刻意追求不自然。」她告诉我，「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葬礼上没有遗体或者是被高度处理过的。遗体被搬运走后，下一次你看到它时已经被消毒和处理过，看起来安详美丽。」一具尸体并非危险的，除非逝者在生前感染了埃博拉或是其他传染性疾病。「一具尸体或许不需要看起来很漂亮。」道蒂继续说，「或许当我们看到遗体时，应该说，『哇，看看这具美好而自然的尸体』。」传统的葬礼行业给人们一种印象，那就是死亡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但死亡并非一件紧急的事情。」道蒂说，「死亡是紧急的对立面。看看那些已逝的人们，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离他们而去。现在，压力和痛苦也能够离你远去。」

《死亡的脸》（How We Die）

美国殡葬行业的专业化在十九世纪中期才开始。现代防腐技术通过将防腐剂注入动脉的同时切开静脉达到防腐目的，这种技术在美国内战时期得到推广，使得牺牲官兵的尸体得以运回家乡安葬。防腐自此成为专业入殓师的必备技能。1863年内战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是华盛顿的一名护士，她一直照料着的士兵最终不治而亡，她写下了与那位士兵遗体的不期而遇。「安详的表情抹去了痛苦的印记，美化了已经死去的面庞。」奥尔科特写道，「我希望那些真正爱他的人能够看一看死神来带他走时那半个小时的样子。」

正如加里·拉德曼（Gary Laderman），一位埃默里大学宗教学教授，在他2005年出版的书《安息吧：20世纪美国死亡与殡仪馆的文化历史》中所说的，第一批防腐师建立了殡仪馆。早期技术是简单粗暴的：1898年，一篇发表在《Journal of Medicineand Science》上的文章谴责保存尸体所用的砷渗透污染了墓地附近的土壤和地下水。大约在这个时候，第一批殡葬学校成立，至今仍引领殡葬行业的国家殡葬协会也在此时诞生。

首批殡仪馆的成立是20世纪殡仪行业的一个转折点，这些殡仪馆由专业入殓师开办，他们通常都住在店里。尽可能快地将尸体从家里或医院转移出来成为了一个惯例。殡葬行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2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00年到1920年丧葬承办人的数量增长超过50%。20世纪的大部分殡仪馆是家庭式经营，从父亲传承给儿子，很少会传承给女儿。在70年代，95%的丧葬承办人是男性，即使到了1995年，殡葬专业学生中男性数量是女性的两倍。

今天，65%的殡葬学校毕业生是女性。性别比例的转变反映了这个行业里的一个显著变化：土葬的比例不断下降，防腐的需求也随之消减。1960年，不足4%的遗体被火化，到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5%。丧葬承办人的形象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尽管在影视作品中丧葬承办人依然被描绘为严肃、拥有科学专业知识和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但现在的丧葬承办人更多出自护理专业。

直到现在，人们通常会觉得女性在生理上并不适合做尸体搬运的工作。尽管这样的性别歧视已经被中止——搬运尸体主要是靠技术——对女性在殡葬业的发展趋势的解释依旧被成见所桎梏。从事这一行的女性通常宣称她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擅长于为逝者家属朋友提供情感支持。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女性善于使用化妆品和发型整理，更懂得如何打扮死者，使面容更具生气。「在女性面前，人们更容易哭出来和表达情感。」艾琳·惠特克（Erin Whitaker），一位来自南加州的丧葬承办人说，「而且女性更能自然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手上以表示安慰。」

随着婴儿潮一代对定制化葬礼的需求不断增加，丧葬承办人在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今天，丧葬承办人可以安排诸如在葬礼上放飞蝴蝶一类具有纪念意义的服务，还会把逝者生前使用的哈雷摩托车停放在教堂的入口以作纪念。这时候，一个丧葬承办人可以视为介乎于护士和仪式策划人之间的一种角色。《殡葬管理》（Mortuary Management）是一本商业杂志，杂志上会出现关于殡葬行业前沿的信息，譬如说介绍贡毯——一种定制的绣上逝者肖像的挂毯，以及力劝丧葬承办人对逝者家属要求在葬礼上播放流行音乐持开放态度。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以行业内的俏皮话来说，是「将乐趣带回葬礼」。

1980年代以来，全国丧葬承办人协会每年会召开一次女性从业者会议。今年，会议在芝加哥举办，吸引了超过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从业者。她们参加了一个防腐专题讨论会，并且聆听演讲者《向前一步》（Lean In）式的规劝。（《向前一步》是谢丽尔·桑德伯格所著的关于性别平等、激励女性向前的畅销书。）

大部分与会的女性从业者正在协助运营或者继承了家族的殡仪馆，但也有一些女性是因为其他原因从事这一工作。来自乔治亚州的帕蒂·德克尔（Patty Decker）进入这个行业已经将近三十年，她11岁时便开始憧憬着成为一名丧葬承办人。「我在家乡的丧葬承办人身上看到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是多么令人敬佩。」德克尔说，「你要去热爱这项工作。你每天都会面临着你终将死亡的命运。我们是这场没有人希望参加的演出的导演。」玛利亚·托马斯（Maria Thomas）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名见习防腐师，在学习防腐之前她从事的是表演艺术行业。「当我第一次被逝者家属围着，感谢我让他们的妈妈看起来如此漂亮时，我被触动了。」她说。有很多陌生人对她的工作感到好奇，对此她表示欢迎。「我们爱慕年轻和美貌，这些是我们的文化中会去庆祝的事物。但是我们也要接受死亡的到来，你无法逃开。」

道蒂没有参加这次的会议：她还不是全国丧葬承办人协会的成员，在她的书中曾提到这个组织「不会对我作出评价」。但一些丧葬承办人留意到了她关于非常规葬礼的倡导。一天下午，协会召开了一个关于殡仪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的讨论。

「谁真的会去关注一个殡仪馆的推特账号？」一名参与者问。

「怪人。」一些人说。

「竞争者。」另一些人补充说。

此时，一名参与者提到道蒂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和观点，道蒂认为让公众得以认识殡仪馆的真实情况是有益的。但另一名参与者表达了对道蒂看法的忧虑：「我感觉她像是在告诉人们『你并不需要一个丧葬承办人』。」

凯特琳·道蒂

道蒂公寓的冰箱上贴着一张加利福尼亚大学殡葬科学专业1973级学生的集体照，后来这个专业成为了赛匹斯学院的一部分。照片上有44名男生，几乎都是白人，统一佩戴着黑领带，整个班里只有两名女生。在这张照片旁边是2010年道蒂所在班级的毕业照，31名毕业生来自不同的种族，其中有22名都是女生。在她新开的殡仪馆里，她的合作者也大部分是女性。「我不认为我们在基因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不认为自然因素有什么影响。」她告诉我，「对于我来说，从事遗体处理工作就像是一种女性主义行为。我不想有人走进来跟我说，『哦不，年轻的女士，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具尸体』，他们已经对我们的生殖系统指指点点了。我知道我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好这具遗体。」

许多丧葬承办人喜欢说他们追求职业性，这样的表述当然是真诚的，但这也显示出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很少人会承认他们对于尸体和死亡有浓厚的兴趣。道蒂毫不犹豫地承认她对这一方面的迷恋。她在90年代就开始「迷恋死亡」，那时候她是瓦胡岛东部卡内奥赫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独生女，父亲是一个高中老师，母亲是一个房产经纪人。小学时，道蒂目睹了一个小女孩从一家购物商场的高处翻滚着掉下来。（道蒂认为女孩摔死了，虽然她从来没有确证过。）这次意外事件让她意识到了自己未来的死亡，也让她意识到其他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意识到死亡是非常真切的。」她说。

道蒂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中世纪史，她的研究方向最终聚焦在尸体的文化地位及艺术和宗教意象上。「我对于他们与死亡之间的联结很感兴趣。」她说，「如果你去中世纪的一个教堂，会发现尸体都被埋在地板下、在墙上、在教堂外的坑里，无处不在。教堂是生命的中心，你会去那里聆听布道、看戏剧和参加露天集市。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被尸体包围着。当然，他们会害怕地狱，他们并非对死亡完全地坦然，但他们比我们更能够接受尸体。」

2006年毕业后，道蒂试图将自己的学术兴趣转化为现实生活的经验。在太平洋殡仪馆，奥克兰火葬场，她负责把尸体整理好并推入火化炉。除了需要忍受死亡这一残酷事实之外，这项工作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在那里，她看到了不经防腐处理的尸体是如何一步步分解的：首先皮肤会松弛，然后是腹胀，腐烂，发黑。她在《烟雾弥漫眼睛》中记述了这段经历，里面都是最近距离的观察细节。道蒂发现，在死后的不久，尸斑就会开始出现，要使逝者维持安详的表情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在那里她也学会当一天内需要火化多具尸体时应该以怎样的顺序进行安排。（当火化炉还是冷的时，从最重的死者开始；当火化炉变热之后，就会因为火化速度过快而产生过量的烟尘。）

在大多数时候，道蒂经历的都是直接火化，遗体从医院或者家里拉来，不经过仪式直接焚烧，最后把再也无法辨认的骨灰收集起交给亲属。这是处理死亡最廉价的方式：在美国，直接火化的费用平均在700美元到1200美元，而一场土葬一般需要花费7000美元左右。火化在美国流行起来与消费者群体有着很大关系，从1960年代开始，公众开始质疑殡葬行业的高价服务。

1963年，杰西卡·米特福德发表了《美国式死亡》，对美国殡葬业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在她的笔下，丧葬承办人是一群「肮脏的商人，从那些悲痛的、悔恨的或是愧疚的存活者身上谋财」。通过推广那些值得质疑的心理学理论，譬如说宣称在葬礼上看到一具进行了防腐处理的尸体是一个必要步骤，他们将手伸入人们的钱包中。他们向人们推销「永久密封」的灵柩，以保护遗体不受到比死亡更加严重的破坏。米特福德提倡火葬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她的书成为了畅销读本，并且推动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殡葬行业启动调查。当米特福德在1996年逝世时，她的遗体在太平洋殡仪馆火化，总共花费475美元。十年后，道蒂为她正在操作当年米特福德被火化所使用的焚化炉而感到心满意足。

像米特福德一样，道蒂痛斥殡葬行业的暴利行为。但随着她在太平洋殡仪馆工作的时间越长，她越发现自己与米特福德在对待尸体观点上的不同。道蒂开始认为米特福德为对抗传统殡葬行业暴利作出的努力，最终导致遗体被变成一种需要尽可能廉价而高效处理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把人类情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扫到了一边：爱一个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

《美国式死亡》

UndertakingL.A.的遗体火化由一家名为All Caring Cremations的公司承办，这家公司坐落在圣费尔南多山谷的一个荒凉工业区中。「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我能选择一家山清水秀的火葬场我绝不会选择这里。」道蒂说。「问题是我们没有选择。」

All CaringCremations的大厅装潢很难说是有品位的：扶手椅，矮桌子。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难以忽视的不愉快的气味。附属的一个小教堂被粉刷成千篇一律的米黄色，放着一排排椅子和一个读经台，在最前面，有一个放灵柩的地方。「他们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放一些装饰物，不像是客气话，我们或许会挂上一些不同的艺术品，把墙粉刷上另一种颜色，并且安装更好的照明。」道蒂说。我们听到了一些噪音，我一开始以为是空调系统发出的，但那其实是火化炉在运作的声音。

道蒂和卡瓦利希望Undertaking L.A.的大多数客户是因为他们所提倡的家庭葬礼而找来的。只需要花费340美元，道蒂和卡瓦利就会去到垂死者家里为其家人提供关于如何保存好遗体的咨询服务。

卡瓦利今年也是30岁，大学专业是女性研究，在入读赛匹斯学院之前在一家女性流浪者避难所工作，在赛匹斯学院她认识了道蒂。她那时候很渴望成为一名入殓师，认为那是一个能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职业。但她在森林草坪墓地（Forest Lawn）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失望了。「森林草坪墓地很有竞争力。」卡瓦利告诉我，「一天之内你需要处理多少尸体？你有多迅速和高效？这是一门生意，你应该尽可能地快速和高效。但我并不喜欢这样。」Undertaking L.A.正在申请成为非营利机构。

道蒂和卡瓦利并不期待他们的服务会成为一种主流选择。尸体是一种污染源的观念在很多文化中根深蒂固。在犹太人的教义中，一个kohein派教徒不能够与尸体共处一室。在日本传统中，殡仪业人员属于部落民，社会中地位最低最卑微的阶层。

把葬礼包装为一种告别派对是殡仪业在商业上拥抱的一种趋势。我最近和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殡仪业企业家进行了一次交谈。宝拉·斯塔布·波尔克从小在家族殡仪馆中长大，几年前她自立门户，决定把葬礼和招待服务结合起来。「我是这样觉得的：我们的死亡是人生中的一个事件，当我们从此生走向下一个轮回时是需要庆祝的。」斯塔布·波尔克对我说。几年前，她在她的殡仪馆中增加了接待中心。她曾为一位98岁逝世的女性的葬礼提供午餐，菜单根据她生前爱吃的食物制订；她还曾为一位死于癌症的十岁小女孩举办葬礼，葬礼上宾客可以「认领」动物玩偶，这些玩具会送到病童床前。斯塔布·波尔克还会提供花艺和乐队服务，她还承办非葬礼活动。「我承包了三个即将举办的高中舞会。」她告诉我。

道蒂明白斯塔布·波尔克模式的吸引力。「人们害怕死亡。」她说，「你是想和尸体呆在一起还是想去参加派对？如果你将它们放在一起，答案显而易见。」她并不否认人们从定制化的葬礼仪式中能够得到抚慰。「但我依然认为这不能够让你充分接触死亡和表达悲痛。」她说。

她尤其质疑那些凭吊者只能短暂地看一眼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的葬礼。「如果你是这些人的其中一个，当你8岁时，从一具高度防腐、化好妆和穿好衣服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旁走过，那快速的一瞥会是令人恐惧的，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接受它，这种印象和恐惧会一直跟随着你。」她告诉我。和一具自然状态下的死尸呆在一起可能会更需要胆量，但这会「正常化」这种经历。「刚进入房间时，家人只是轻轻地碰一下手，就像在担忧他们会破坏鲍勃叔叔的遗体一样。接下来，三、四个小时过去后，他们就开始讲关于鲍勃叔叔的笑话，并且拥抱他。」

道蒂坚称她的生意不会是追逐时髦的玩笑或是「表面工程」。她解释说：「在殡葬行业中是不存在虚荣心的——你整天与尸体呆在一起。这并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出名。如果想要出名，那就去经营一个爆红的Ins账号，或者是去烤无麸质的纸杯蛋糕。你不会来焚烧尸体。」

UndertakingL.A.对家庭葬礼的支持与死亡尊严运动相关，它提倡人们有权利在患绝症时决定自己的死亡。道蒂是社会组织热情与选择（Compassion & Choices）顾问委员会的一员，这个组织致力于争取在法律上确认选择死亡的权利。她相信我们如何对待一具尸体会对我们如何看待临终照料有着深刻的影响，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爱的人还是我们自己。

道蒂发现与尸体呆在一起能帮助她接受自己的死亡。在火葬场的工作让她意识到：「好吧，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像这具尸体一样，我也终有一天会这样。」道蒂继续说：「当你有机会与家人或者社区的朋友一起参加葬礼时，意义并不仅仅在悼念已逝的人——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更是在为了你自己。」

凯特琳·道蒂

六月末，道蒂和男朋友兰蒂斯·布莱尔（Landis Blair）踏上了一场去往克雷斯通的公路旅行，那是位于科罗拉多的一个前煤矿小镇。克雷斯通在丹佛南边大约4小时路程的地方，海拔8000英尺，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边缘。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只有137常住人口的克雷斯通成为了众多宗教静修者的聚集地。这个地方被认为与喜马拉雅山有着相似的精神氛围。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露天的火化场，由克雷斯通生命终结项目（Crestone End-of-Life Project）建立，这是一个规模小但对自然葬礼有着狂热爱好的组织。这是道蒂第一次来到这里。

到达小镇后，我们见到了斯蒂芬妮·盖恩斯（Stephanie Gaines），她是生命终结项目的创始人，以及保罗·克洛彭博格，长相粗犷的消防队长。克洛彭博格告诉道蒂，克雷斯通的第一次露天火葬发生在19世纪，使用的是一个移动的燃烧堆，由一百块渣煤砖和一个金属格栅组成。在这个组织收到了来自当地居民的一封投诉信后，他们把地点转移到小镇外4英里一块属于佛教徒中心的土地上。

这块平地有着壮丽广阔的景色，白雪皑皑的陡峭山峰在远处矗立着。火葬场美得令人诧异。这是一块圆形的场地，直径有75英尺，用竹篱笆围起来。站在里面能够得到一种安逸感，举目是壮观的景色。栅栏内有四张柚木长凳，围绕着巨石组成的环形领域放置。在环形领域的中心是焚烧台，焚烧台和办公桌差不多高，包括两面很厚的混凝土墙和夹在其中的铁栅。铁栅中央略有凹陷，像是一张破旧的床垫。

支撑着竹篱笆的松木柱子上钉着一个个铜铭牌，大约有50个，上面刻着在克雷斯通火化逝者名字。他们中的一些为了在此处火化临死前搬到这里，这包括一位患有子宫颈癌的女性。其他人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他们之中有一位死于车祸年仅22岁的年轻男性。

仪式在破晓前后举办，趁风起之前。尸体被裹在布里安放于铁栅之上，逝者家人用燃烧着的火把点燃下面的木材。尸体上也放着木材和香桧枝，保证人们在尸体正在燃烧时只能看到火焰。在前15分钟，人们通常在呼啸的火焰前沉默着。随着火焰逐渐稳定下来，人们开始吟诵、祈祷、击鼓和唱歌。尸体完全被烧成灰需要两个半小时，几乎并不比传统的火葬需要的时间更长，道蒂有点惊讶。

那天下午，我们在盖恩斯住的山脚小木屋喝茶。她告诉道蒂，在克雷斯通，尸体在被火化前会先静置三天，冷凝胶能够帮助保持遗体的新鲜度。尸体会被放置在一个木制托盘上，从而不需要在火化前将它从床上或者是沙发上抬来抬去。道蒂提起前不久去日本的经历，她参观了一个太平间，在那里允许公寓太小不能够举办家庭葬礼的家庭参与遗体的整理工作。她希望在Undertaking L.A.设立类似的服务。

盖恩斯今年70岁，散发着一种镇定自若的气质。她是一个虔诚的修道者：一位奉信诺斯替教派传统的沉思者。许多克雷斯通生命终结项目的成员有着类似的倾向，但是盖恩斯说，他们任何人加入到这个组织中，一起拥抱生存和死亡。「你会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她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有脱胎换骨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死者而言。」

道蒂点了点头。「我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但从尸体到骨灰的转化依然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她说，「这个过程是具有仪式感的、真实的和重要的，不管家属们对遗体、灵魂和精神持有怎样的观点。」她抚摸着盖恩斯的猫，它正漫无目的地从每个人的膝上爬过。「这是死亡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道蒂说。

克雷斯通火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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