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薄一波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圆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最长，开了50天。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当时全国120万名党员。在这次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其中，37岁的薄一波，被选为中央委员。是七大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1943年8月1日，时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的薄一波收到了太行分局转来的党中央的电报，其内容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薄一波交代工作后，于年10月下旬动身，于11月初到达延安。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薄一波一直在基层，具体做过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这次到中央参加党内的高层活动还是第一次。所以接到会议通知后，薄一波心情激动，感慨万端。 　　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薄一波住在杨家岭。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接薄一波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据薄一波回忆：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哩。 　　一见面，毛泽东就握着薄一波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然后，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毛泽东为了记住对方的名字，并加深记忆而表示亲切的一种方式。接着，毛泽东就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谈话自始至终都是漫谈式的，像是聊天，薄一波很快就摆脱了初次见面的拘束。 　　切入正题后，毛泽东对薄一波详细地讲了党内整风的情况，他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4年之久，使党受到极大的损失，白区100%，苏区90%。同时还讲了“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两者的关系。在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毛泽东又谈了白区工作、监狱斗争，以及在山西跟阎锡山搞上层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做了结论，使薄一波印象深刻。 　　谈话中，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后来，毛泽东又问到薄一波的经历。薄一波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入党时还不满18岁，不懂什么。”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薄一波接着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读什么书信仰什么书，《三民主义》读过，《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陈独秀先生讲演录》读过，有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些，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泽东乐呵呵地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薄一波这次同毛泽东见面，谈了整整8个小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薄一波到达延安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由于七大推迟召开，在薄一波的要求下，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 　　为了将七大开得圆满，把历史问题解决在七大之前，中共决定1944年5月成立党的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薄一波参加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的起草委员会。5月21日始，六届七中全会用了11个月的时间，重新起草修改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次年4月召开的全会上通过。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薄一波被选为中央委员。据薄一波回忆，他的当选有一个“插曲”。当时在酝酿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时，本来薄一波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在讨论提名时，有的同志认为薄一波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当一名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那里。作为薄一波的直接上级、对他十分了解的刘少奇则表示，可以陪同这个同志当面去向毛泽东汇报。但这个同志让刘少奇代为转达。后来，刘少奇将此意见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选为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在各代表团中进行了传达。因而在选举中，薄一波是作为中委的候选人，顺利地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薄一波之所以年仅37岁就能够当选中央委员，是与他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卓越的领导才能分不开的。 　　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和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参与领导了太原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被反动当局通缉，转入晋北农村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底到天津，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期间曾三次被捕。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河北省委被破坏，薄一波在北平第四次被捕，9月转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从1931年9月到1936年9月，薄一波在此监狱中度过了整整5年。 　　在这里的难友大都是曾经在白区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因此很快就熟悉起来，成立了秘密党支部，选出支部书记，薄一波是第三任书记。其他骨干还有刘澜涛、宋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赵林、马辉之、徐子荣等。 　　在监狱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志们与敌人开展了特殊的斗争。经过共同研究，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一个斗争口号：“红旗出狱”。其含义为：（1）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2）想尽办法争取改善生活环境，锻炼身体，以求得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3）牢狱中空闲时间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监狱办成马列主义的学校。 　　由于监狱生活条件太恶劣，1934年12月，党支部领导过一次绝食斗争，并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当时，许多大报都发表了消息和评论。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最后取得胜利。敌人同意：病号可以下脚镣，一般“政治犯”只戴小镣，室内小火炉改为大火炉。 　　敌人为了分化“政治犯”，逐个进行审查，使一些人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名，按手印出了狱。但薄一波等同志则坚决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 　　1931年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继续南犯，蒋介石政府节节退让，并和日军签定“何梅协定”，蒋介石承诺国民党及其军队退出河北部分地区，日军可以进驻北平等地。此时，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到处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领导。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胡服（刘少奇）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何时能派出一些领导干部，柯庆施答复说：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几十名老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因此出不来。胡服认为：日寇打进来，这批同志必遭杀害，他们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应赶快营救出狱。于是胡服、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批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按国民党规定履行手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批准了他们的建议，毛泽东也知道并且同意了这一建议。 　　柯庆施找到徐冰，让他通知监狱中的几十名同志，徐找到他单线联系的孔祥桢办理此事。正保外就医的孔祥桢曾任监狱中的支部书记，有办法把这个决议写成信通知到监狱里去。但狱中党支部认为可疑，决定“不付讨论”。

　　隔了三四个月，狱中支部收到第二封信，说明第一封信是中央代表胡服要写的，表扬他们过去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是正确的，是经受了考验的，但如果现在还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犯了严重错误。接到第二封信后，党支部又向外面知情的同志打听，知道此事确实是中央批准的，应该坚决执行。这时，北平的党组织又设法安排了一个新的监狱管理员，帮助他们在1936年9月前后办好手续，出了狱。 　　1936年8月，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薄一波回忆，1936年10月下旬他之所以能够回山西进行抗日活动，其背景确实有当时的特殊性。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同时他也深知蒋介石其人，于是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而且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之所以最后选中薄一波，据薄一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他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他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他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薄一波。 　　到山西后，薄一波很快就意识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能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偷偷摸摸不行，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他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一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便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2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于是，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 　　由于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为此，薄一波一方面积极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方面在考试的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过程中大搞“舞弊”。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将这两类题目混杂在一起。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通过这种方式，招收上来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阎锡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有名的“秋林会议”。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 　　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薄一波对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晋西事变得获得利于我的解决。 　　据薄一波回忆，抗战末期，阎锡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叹自己“失算”：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 　　解放战争初期，薄一波担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参与领导巩固和扩大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工作。1946年7月，薄一波与滕代远共同负责军区领导工作，改进战勤，迅速加强战勤指挥机构，支援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供应陈粟野战军，支援徐向前率军解放山西，为刘邓率部进行战略展开提供了坚强的后方保障。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薄一波主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始终把发展生产摆在重要位置上，通过固定负担、发放贷款、奖励副业，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军工生产，带动交通运输业，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业，动员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主力部队作战。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参与平津战役的组织工作，曾兼任平津卫戍区政委、绥远军区政委。作为晋冀鲁豫、华北解放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薄一波为解放华北地区，加强解放区各项建设，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薄一波的非凡才能和突出贡献，才使他在七大上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大结束后，他以更加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