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人物简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

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1892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幼年时家庭困难，曾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1916年到纽约，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撰稿。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史沫特莱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近800万字的著作。

生平经历

早年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幼年家庭困难，

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侍女、烟厂工人。十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科罗拉多州。1910年，史沫特莱加入了印度工人党(Hindustan Ghadr Party)，该党争取在印度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独立武装斗争。1916年到达纽约，为《号角》撰稿同时为女权主义刊物《节育评论》撰稿。1918年3月则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当局以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而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继续从事印度解放运动，还曾在柏林与尼赫鲁会面。1928年完成自传《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

前往中国

1929年初，史沫特莱通过一位德国共产党人的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

1934年再次访华。

1936年冬她来到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试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电厂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

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她应邀来到延安。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象《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37年7月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啕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一职。

延安期间，毛泽东经常与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最终贺子珍决定出走苏联。

1938年1月，她从山西来到武汉和美国大使、南斯拉夫卫生专家等人商谈筹办中国红十字救助总队。此后，她便在中国红十字会军医部展开工作。她还说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供应中国军队部分急需药品。

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问题，史沫特莱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在武汉的10个月，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0年9月去香港养病。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该书于1956年作者逝世后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这本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本国介绍中共革命的经典著作。

折叠 战后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史沫特莱移居纽约，1949年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1949年流亡英国。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伦敦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1985年中国人民邮政曾发行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包含“3s"。

人物轶事

深爱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伤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字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魂归中华

1941年5月，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折叠 毛泽东的“粉丝”

以金庸写武侠人物一样的烘托手法，显示非同凡响的效果！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幷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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