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南宋金银货币(上)

　　南宋偏安一隅历时152年，与在政治、军事上的赢弱无能相比，其经济、文化却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在丝织、制瓷、造船、造纸，印刷、漆器，农田水利上都有所体现。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货币形式的多样化，除纸币与铜钱等重要通货外，贵金属黄金白银也作为国家的基本财富，参与到地方政府的上供、国家税收、专卖制度、海外贸易等领域中来，而且较前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金银货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陆续在浙江杭州、湖州、温州、安徽六安、高淳、河南方城、上蔡、商丘、江苏溧阳、盱眙、南京、湖北黄石、蕲春、四川双流等地出土了南宋金银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量达数千件以上，其中包括金牌、金叶子、大小型金铤和各种各样铭文的大小银铤，数量、品种之多，蔚为大观。这无疑给中国古代金银货币的研究和收藏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南宋金银货币的大量发现说明作为贵金属的黄金和白银在宋代已经被大量开采和使用。史载：宋代金矿主要分布在河南商州、山东莱阳、广西邕州、梧州、江西饶州、陕西彭州、福建汀州、恩州等地。每年上供黄金万两以上。宋代的白银生产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产银地扩大到登州、莱州、邓州、商州、虢州、凤翔州、秦州、陇州、凤州、越州、衢州、处州、饶州、信州等四十个州。白银年产量是唐代的十五、六倍。金银的冶炼和加工制作工艺大大的提高，从而也推动了金银货币的生产和使用。同时，南宋政府对金银的开采、使用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采取了种种管理和控制金银的办法和措施，如招募百姓开采金银需要交纳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税，所得金银必须卖给官方。异地运输金银需交税。通常是白银每两抽四十文，黄金每两抽二百文钱。严禁民间将黄金使用在器皿制造、服饰装饰和各种神像装饰等。政府强制规定每年上供金银的数量，各项税收专卖等其他官方收入也多数折换成金银。由此可见，金银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内藏的重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主要媒介。 　　 　　南宋金银货币的种类 　　 　　目前发现南宋黄金货币有大型金�b、一两金铤、金牌、金叶子等。大型金铤是近几年发现的，有束腰型和直型二种，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十两、八两、六两、三两等几种。有铭文和素面二类，铭文又有刻字和戳记之分。成色有足金和九分金。大型金铤在使用时。常会根据用量分割使用，会出现被切割过的痕迹，或一半、或缺角等。在发现的大型金铤里有很大一部分经过切割，这是古代人们使用金银的真实反映。一两金铤有直型和束腰两种，有铭文和无铭文。铭文有韩四郎十分金、李六郎十分金、武一郎十分金、石元铺十分金、石三郎十分金、陈二郎铁线巷十分金、刘顺造和十分金等多种。金叶子有霸头里角韩四郎十分金、陈二郎铁线巷等几种。金牌有韩四郎十分金、张二郎十分金等。金铤、金牌、金叶子的铭文比较简单，通常是有表示金的成色、金银铺名、工匠名及彰名店铺的押记等。如“相五郎十分金”加押记、“苏宅韩五郎”、“石五铺记”、“石元铺十分金”、“铁线巷陈二郎十分金”等等。 　　南宋银铤的形状变化不大，有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六两等，束腰形。但铭文却大有差别，可以分为三类，1、用刀錾刻的，文字内容较长，如“全州通判起解宝祜二年冬季银前赴淮西总领所交纳口从事郎全州军事推官赵崇达”一共三十五个字。2、在加盖戳记的银铤上钤刻用项的铭文，如中间戳记是：“贾��李口(押记)沈执中盛镰京销熔铸林伯南”，两边刻字是：“泉州通判厅起发淳�v六年分称子董成夏季纲银监官朝请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公事卓”3、戳记，文字较短，通常有表示银铤性质的“京销铤银”、“京销细渗”。表示金银铺金银匠名的“周王铺”、“赵孙宅”、“苏宅”、“旧日韩陈张二郎”、“杜一郎”等。有表示金银铺位于地的“霸北街西”、“都税务前”、“猫儿桥东”“街东桥两”等。有表示成色的“渗银”、“细渗”、“正渗”、“真花银”等。有表示重量的“重五十两”、“重二十五两”、“重十二两半”、“六两”等。 　　 　　铸造南宋金银货币铺席及业务范围 　　 　　砸刻在南宋金银货币上那些若隐若显的长方型戳记和长短不一的铭文，不仅显示了铸造该铤的名称、金银铺名、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金银铺所在地名，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铸造这些金银货币的金银铺是一个怎样的铺席?它在南宋时期承担什么样的金银业务?这些金银铺都位于京城临安的什么地方?这些金银货币是如何使用的? 　　南宋定都临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城区人口的迅速增加，相对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也促使临安商业经济的繁荣。由于城区扩大，店铺增多，在临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个商业闹市区。城南商业中心是以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到朝天门外的清河坊一带，这是南宋时新兴的商业区，其紧邻皇宫中央官署和贵族豪宅，有极大的商品购买力。自官巷口到羊坝头一带，位于御街的中部，是临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那里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紧密相连。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那里有名的大店达一百二十余家。城北的商业中心，是在棚桥到众安桥、观桥一带。 　　在众多的店铺中，有一种特殊的店――金银盐钞交引铺。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御街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这里记述了宁宗端平年间京城临安(杭州)最繁华商业街上有百余家金银交引铺。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记录了南宋临安的风俗，包括艺文、建置、山川、市镇、物产等许多方面。在其卷十三铺席也记载了在御街两行多为金银交引铺：“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权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河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宫巷。御(街)南，两行多是金银钞引交易铺。”同时还记述了临安城各处的一些著名的金银铺名，如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邓家金银铺。由此可知，在京城临安的御街南部五间楼北至官巷两行有一百多家金银钞引交易铺。金银交引铺已经是城市中主要商业店铺，并逐渐形成了行市。 　　南宋金银交引铺的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兑换政府专卖品钞引的经营业务。也就是说其业务范围主要有钞引的买卖、金银货币的买卖和兑换、金银器饰及金银铤等的打造等。 　　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等文献所记载的。金银钞引交易铺内陈列着金银和现钱，是准备兑换、算请盐茶钞引的：“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由于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换成现钱，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银交引铺还承担收购盐茶钞引的 业务，低买高卖，从中谋利。而且这种钞引买卖除了用铜钱交易外，还可以用金银交易。《宋会要・食货五》榷货务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条记载：“诏：客人愿于行在送纳现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揭榜前去，令杭州本场，侯到日下，算给钞引”。这里说的是商人携带金银或现钱到杭州榷货务算请钞引时的有关规定。即商人带钱或金银去杭州的榷货务算请盐钞，需由提领务场的监督官发给公据或合同，而这个公据或合同也是免税的证书。免税是为了更多地吸引买卖钞引的商人。而且金银值大体积小，携带方便，是大宗钞引交易的最佳货币。 　　南宋京城临安工商业繁荣，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上供、征税、支付军费、赈灾、赏赐、官吏薪俸等多采用金银，这势必导致作为贵金属称量货币的金银大量流入民间。相对而言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人们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间接使用白银。由于民间使用金银时多需要换成铜钱，因此，作为兑换和买卖机构的金银交引铺就成了最佳交易场所。加滕繁(日)《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谈到：“金银铺对于品位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评给特别的价格，对通常的金银则视其金银的品种重量按时价计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续费，然后换算钱币。差不多近于机械的，不但钱币如此，欲金兑换银，银兑换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办理。” 　　宋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田赋、徭役、地方的上供、政府控制的专卖品收入、各项赋税完成的。而这些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折成金银上供朝廷，这就促使京城以及外省的金银铺业迅速发展，大量打造金银铤等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梦粱录》中的“诸作打及炉鞲”和《都城纪胜》中的“并诸作匠炉鞲”就是讲的金银打造。“诸作匠”意为有好几个打造工场和工匠，“及”即镂，指的是金银雕刻，“鞲”即风箱，是打造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时不可缺少的用具。这说明金银铺设置工场打造金银器饰及金银货币是金银铺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近年来南宋金银铤的大量发现，也证实了金银铺打造金银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 　　 　　南宋金银货币的用途及性质 　　 　　南宋金银货币由于价值高，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参与日常的商业流通，据考古发现与文献显示，它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国费开支、馈赠、贮藏保值等，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金融状况的极好的实物资料。 　　作为贵金属，金银与生俱来的保值功能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消失。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就千方百计获取黄金白银。加上其有极好的贮藏条件，碰到战乱，就被隐藏起来，形成社会性的窖藏现象。我们现在发现的金银窖藏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洪迈《夷坚甲志》记载金人攻陷州城，民叶德孚母取出多年积蓄的黄金五十两，给子携出逃命。窖藏之金银终年不用，事过境迁，被人偶然掘得一事，不乏见之史书。宋人笔记《闲窗括异志》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这些是黄金用于贮藏的典型例子。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五《委巷丛谈》中记载“(南宋初有人掘地得)大瓮，白金满中，……诣府自列，愿以半八官，而乞厢吏护取，从其言，得银五千两，即日买屋以居。”这里讲得是用挖到白银买房子的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八《余待制》记载了把银埋起来的故事：“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蒙其上”。 　　金银是南宋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按时上供的财物之一，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七条有明确记载：“催发上供所增钱三十余万缗，黄金千五百余两，米二十二万斛，绢二十余万匹，绵亦称是。”洪适《盘洲文集》卷五记载荆门少银，“寻常贡赋多是担钱至荆南府买银，今每年至提举司请引，及管押银人纳银，有沿路脚乘等费”。淳}右末年广东转运使吴泳在他的《鹤林集》中讲到到：“广州非产银去处，本司逐时买银起纲，铢积寸累，极是艰辛”。这里讲得是各州为了完成上供白银的数量还向金银铺买银，由押银人纳银。 　　国用及军费开支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国用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就包括官俸，史载金银有时也充当官俸。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左藏库条记载淳熙年间左藏库每年支给三衙及其官俸有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余缗，银二百九十三万余两，金八千四百余两。可见金银用于官俸的数量是不少的。至于黄金用于军费，史载更多。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二记载：绍兴三年“授汤东野兵千人以行，赐米六千斛，黄金二百两，白金三千两，为养兵之用。”再如《理宗本纪》：“端平二年十一月戊辰，诏两督府各给金千两、银五万两、度牒千、缗钱五百万，为随军资”。 　　金银用于馈赠赏赐的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宋史汤思退传》记载，秦桧病重时，召见参知政事董得元、汤思退二人入卧室，嘱咐后事，并各赠黄金千两。宋人笔记《玉堂杂记》记载：“例赐牌子金百两”。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吴妓徐篮》记载：“淳�v间，吴妓徐篮擅名一时。吴兴乌壕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缣百匹馈之。”吴自牧《梦粱录》卷20《嫁娶》中讲到：“聘礼……亦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雪夜，贵家遣腹心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窗内或门缝内送人”。这些讲得是用白银做聘礼、礼金，碎银救济穷人等事。李元纲《厚德录》卷一记载：“窦禹钧，范阳人，……尝因元夕往延庆寺，于后殿阶得遗银二百两、金三十两，持归。明日侵晨，诣寺候失物者。须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钧问之，对曰：‘父罪犯至大辟，遍恳亲知，贷得金银，将赎父罪。昨暮以一亲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复赎矣。’公验其实，遂同归以旧物还一”。这里讲得是借贷为父赎罪的故事。种种迹象表明黄金白银在南宋的使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 　　南宋金银的用途虽然不少，但它不是直接参与商业交易的媒介，人们用金是要通过兑换成铜钱才能实施交易行为。洪迈《夷坚志》卷十《秦楚材》记载了商民可以把金银拿到金银铺去卖钱的事列：“探篮中白金一块……将货之以供酒食费。肆中人视金反复玩不释手，问需几何钱?曰：“随市价见偿可也。”人曰：“吾家累作银铺，未尝见此品。”洪迈《夷坚志》卷十《李氏二童》中讲到：“(绍兴癸酉)道士掷一物与我，拾取视之，乃银也，……将银卖与市铺，其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就寄铺中，时取以供衣食之费。”这是说将白银兑换成钱，用以日常开支。这个文献记载非常重要，其记录的是绍兴年间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即10两白银等于铜钱22000个铜钱，换言之，一两白银等于2200个铜钱。南宋时，一贯铜钱为770文，2200个铜钱相当于三贯。而黄金的价值又是白银的十倍，一两黄金相当于铜钱22000文。因此，这种需要兑换才能使用的金银货币离真正意义上的贵金属货币的距离还很遥远。尽管如此，南宋金银的大量发现，至少可以说明，黄金白银在南宋已成为普遍的、具有货币形态的特殊商品。兑换大宗钞引可能是它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其的主要职能。众多的金银交引铺和大量金银出现在京城，显现了南宋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