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修省重在心存敬畏
孔子认为，“君子以恐惧修省”，之所以能“致福”“无咎”，原因就在于“畏邻戒也”。唐代孔颖达进一步注解说， 君子 “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己过，故曰‘君子以恐惧修省 ’也”, ‘畏邻戒也’者，畏邻之动，惧而自戒，乃得“无咎”。也就是说, “恐惧修省”之“恐惧”，不是一般惶恐害怕的意思，而是以“邻”为鉴， 敬而不忽，忌而不敢，正心守戒，有所不为，亦即敬畏之意。敬畏，意思是既敬重又畏惧，是人们时时处处防范在前的自警、自省、自律、自纠，它不仅是人们修身立德的重要方法，更是伦理道德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朱熹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古往今来，敬畏正是以其作为修身之道、伦理之基和德性底线的极端重要性，被恒久普遍地关注和重视。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向来不乏“敬畏”的传统。儒家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君子恐惧而畏，小人侥幸而忽。畏其祸则福生，忽其福则祸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道家敬畏“天道”，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佛家敬畏浩瀚的宇宙、辽阔的虚空和生命自身的神秘，倡导“五戒”“十善”。 在伊斯兰教里，敬畏不仅是一个崇高的信仰境界，也是一个高尚的道德境界，强调“敬畏是万善之源”， “凡敬畏而且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在西方，基督教视“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认为敬畏上帝是信徒的首要德行。由于敬畏上帝的观念深深融入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因此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进而就构成了西方人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支撑。哲学家康德认为最值得人类敬畏的有两样东西，那就是“头顶上浩瀚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哲学家史怀泽则强调 “对生命敬畏的感觉是绝对的伦理”；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畏惧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可以说，薪火相传的敬畏思想，已经成了无形的、神圣的人类行为“指明灯”、 社会和谐“推进器”、国家稳定“安全阀”。 一个人立身处世，心存敬畏，就会思当所思，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会越雷池、闯红灯、踩底线，于己于人、于家于国都可能带来可怕恶果。特别是那些掌握一定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更应当有所敬畏。
其实，从政为官者心存“畏”字，由来已久。战国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嗜好吃鱼，许多人投其所爱争相送鱼，他坚决不受，并且说，我不是不爱吃鱼，是害怕吃了这样的鱼，早晚会被革职查办，那时不会再有人送鱼给我，我也再不会象现在有薪俸买鱼自给了。唐太宗李世民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帝王，在统治的23年间，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怕”字当头。他曾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每思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百姓，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 据《明史杂俎》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一日早朝突然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乐”？到班候旨的群臣众说纷纭，朱元璋听后均不满意。后来一个叫万钢的大臣回答 “畏法度者最快乐”，让朱元璋龙颜大悦，直夸 “见解甚独”。 透过这些人事我们不难看出，千百年前的先人们尚且能够从爱己爱人爱国和对自己负责、对百姓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高度，敬畏天道法纪，我们今天各级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更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敬畏法律、敬畏制度、敬畏纪律，谨言慎行，严于律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好领导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