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与祖国的统一大业

董仲舒，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一生主要活动时间在汉景帝和汉武帝在位之际。董仲舒在青少年时代就以好学不倦闻名，且为人廉洁正直，以学《春秋》闻名。汉景帝时为“春秋公羊学”博士。以教授弟子为业，并刻苦研究学问，史称“三年不窥园”。

《春秋》为孔子所著，是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公羊传》乃解释《春秋》的著作，并形成一个学派。《公羊传》以阐发义理著称，大一统思想就是《公羊传》首先提出来的。《春秋》开篇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子传曰：“何言王正月，大一统也。”为什么说王正月为大一统呢?何休注曰：“统者，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政教之始。政，莫大于正始。”徐彦进一步解释说：“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在孔子所著《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的含义基本上属历法上的，有统一历法的意思。经过公羊子的阐发、何休的注释、徐彦的确认，变为政治上的统一。董仲舒用具有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春秋公羊传》，创造了今文经学。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至高无上的。“天者群物之主也，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天命》)，并认为人与天是合一的，相通的。他还提出“道”是“天地之常经”，是自然社会变化的规律，是社会的根本法则，是永存不变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于大一统，董仲舒直接了当地说：“统正，其余皆正”(《三代改制质文》)。所以王者受命改制莫不正本而慎始。王者受命，即受之天命，受之天命即所谓统正。这样，大一统思想就把天命、王权、政令统一、国家统一结合起来，形成后代的正统观念，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至为重要。

汉武帝时，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并被汉武帝封为江都相，辅助其兄易王刘非。这时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他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

“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

接着，董仲舒又对王道的前景进行描绘：

“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义，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正四方，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在这里，董仲舒向汉武帝描述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施行德政，建立王道乐土的美好前景，一个统一、繁荣、富强的中国蓝图呈现在汉武帝面前。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前题就是大一统，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故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按照董仲舒的见解，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就要先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要避免分裂，远离动乱，首先要树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一的民族文化，这样整个国家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够实现正统王道。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强调国家统一和建立和谐社会秩序构思。后人就把他的“统正，其余皆正”归纳为正统，正统成为大一统的别名。欧阳修首著《正统论》，在解释《公羊传》中“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时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苏轼也著《后正统论》，说：“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耳”。古人国家观念即为天下。天下之中有国，国之中有家。“国”是指分封的诸侯国，不是指主权独立的国家。天下才是具有统一主权的国家，天下的共主是天子，居于“中国”(义为中央之国)，四周则是作为“屏藩”的封国诸侯。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被后人更多地理解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他的名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量。历史以来，每经历一次分裂和战乱，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人民都渴望统一和平。因此，历史上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都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实现，内含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力量。因此，追求大一统的理想境界，自古以来被视为正统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原则和目标。保卫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维护社会的稳定，成为国民的最大义务，即所谓的民族大义。

梁启超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关系时指出：“元代享国之所以促，在于其始终不肯与中国文化同化；而清朝之所以久，则在于其有改图之行，似可属于逆取而顺守之者故也。然卒因其根基不正所造成的痼疾，使近代中国备受欺凌，丧权辱国，积贫积弱，清政权与有责焉，岂可倭过于传统文化!”梁启超很好地说明正统观念只是从思想上维护国家的统一，而真正要达到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一个强大的政权和先进的政治是必不可少的。

董仲舒提出实行王道作为大一统的政治基础，也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同时，反对侵略，反对战争。这一思想奠定中国历代政府睦邻敦邦外交政策的基础，使中国历代王朝能与周边国家始终保持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外交关系。中国的疆域，从来不是靠武力扩充得来的，而是依靠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所形成的，这种因传统文化而形成的领土完整，是政治集团无法改变的，任何分裂主权国家的图谋，只能说明他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在面临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时刻，我们再次研究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纵观历史，政治上的分立，都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统一，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所决定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人民更是同根相连，血脉与共。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分裂割据现象时有发生，但历史以来，割据从来只是治权的分离，而国家则不允许分裂。郑成功收复台湾，其理由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许外人侵占，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如今中国大陆领导人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深得中国人民赞同。对于国家领土的完整，每个国民均负有神圣的职责，若台湾当局宣布独立，中国政府岂能坐视不理，落得千古骂名。因此，我们奉劝台湾当局，重温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迅速回到一个中国的前题之下，认真探讨祖国统一问题，使国家早日统一。历史经验将再次证明，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董仲舒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并一再得到历史的验证，我们不希望看到台湾当局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