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差异漫谈

企文业化管论理坛

2014年第12期

中西方哲学差异漫谈

吴丹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银川宁夏750012）

[摘要]对宇宙人生的不懈探寻也许是人类的本能，而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环境，思维方式自然会有不同。中西方的哲学思考在源

头上就显示出了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西方人重理性重分析，中国人重综合重德性。西方有着科学和民主的优良传统，中国有着天人合一与自身修养的历史传承。本文主要就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谈点想法。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差异

在苏格拉底看来，心灵中的“善”，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德性”，是知识和理性。苏格拉底对知识和理性的重视实则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他认为在说明世界的本原之前要首先审视自己的心灵，因为人的心灵内部恰恰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身相符合的原则，包含着知识与理性的那一部分。而在孔子那里，终其一生坚守的“仁”是中华民族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形成的悠久的人文传统和人道理想。孔子句句讲现实而处处寓高远，道德践履和人生境界是圆融不分的。

西方哲学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有理性。柏拉图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生物。即使是在基督教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人的理性也从未被忽视。安瑟伦是英国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正统派的经院哲学家。他极力主张信仰与理性的相互结合，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理解是信仰的工具和手段。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但丁认为，天赋的理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辨别善恶之光。莎士比亚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中国哲学家认为人优越于万物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人的德性。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礼记·礼运篇》中说道：“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既然中西方都充分认识到了人的价值，那么相应地，人应该怎么体现他的高贵和在宇宙中的地位呢？西方有“人为万物尺度”的说法，中国有“人为天地之心”的表达。西方人高举理性之光，以自我中心化的人为主体，以主客二分为基本框架建立起知识论取向，接续古希腊哲学家认识自然的传统，在进一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树立起理性的权威，“知识就是力量”。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关系从来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天人合一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简单来说，道家认为万物莫不是一气之流行，人只是宇宙万物中之一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认为“天命之谓性”，天人存在本质的同一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是天道在人身上的落实，通过不断的学习，明内心之明德，认识天道，表达天道，最终使人道与天道合而为一，这就是止于至善的过程。在张载的《正蒙·乾称》篇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了集中优美的表达。“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我宁也。”在广袤的宇宙中，人是多么微小。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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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宇宙人生的不懈探寻也许是人类的本能，而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环境，思维方式自然会有不同。中西方的哲学思考在源头上就显示出了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西方人重理性重分析，中国人重综合重德性。西方有着科学和民主的优良传统，中国有着天人合一与自身修养的历史传承。本文主要就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谈点想法。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明之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尼罗河流域早已开始了真正的人类历史。黑格尔说：“希腊文明从海上来。”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爱琴文明都为希腊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营养，在此基础上，希腊人开始了新的探索。牟宗三认为，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希腊的哲学的通孔———就是它从什么地方进入哲学的———是自然科学。早期希腊的哲学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本原，他们面对的世界更多的是人自身之外的自然。泰勒斯被尊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始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泰勒斯认为水是构成万物的本原。

中国先秦的哲学也有对水的论述，但却沿着很不一样的路径。中国的哲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人生，自然与人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尚书·洪范》篇中首次提出五行的思想，并把水作为五行之首。有人认为五行是中国人对世界本原的思考，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洪范》的内容是讲周克殷后第二年，周武王向一位贤人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讲了使百姓生活归于秩序的九类大法，第一便是五行。当然，五行说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先民用归纳思维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但提出五行与其说是因为世界主要由水火木金土构成，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五种物质是百姓日用不可须臾离的。孔子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相争，故几于道。在中国哲人的眼中，水蕴含着美好的品德。大自然是亲切的，可敬的。人应该取法山水，以道为师，与自然为友。《论语》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在向梁惠王描述具体的仁政举措时说到了这样的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淮南子·主述训》上讲：“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这种素朴的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希腊哲学关注的命题到苏格拉底发生了重大的转换，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也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而中西方对真善美的追求方式却呈现出不同文化传统的分野。苏格拉底在和人交谈中通过提问不断启发着“善”，中国的孔子在弟子请教时因材施教随处指点着“仁”。苏格拉底有两句名言，“德性即知识”，“未经理性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理论前沿

2014年第12期

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国古代格物的特点，和自然科学物我二分的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其出发点和旨归都在于明心中之理。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这一方法亲自加以实践，他面对着一片竹子日思夜想，以求明竹子之理，致心中之知，结果非但没有实现愿望，反而生了一场病。丁肇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缺乏科学，就举了王阳明格竹子的例子，认为要明竹子之理只能亲自动手通过实验探究考察。丁肇中是科学家，他提出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对王阳明的指责有些莫名其妙，就好像说一个圆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一样让人感到奇怪。中国的科学从哪里呢来？从西方。明清时西风东渐，是传教士首先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这些只是末流小技，人生要务是读圣贤文章明治国之道。历史步入近代，洋人的枪炮惊醒了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人知识的力量实实在在的展示在中国人的面前。回过头来反省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西方，科学体系有可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吗？我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改变需要有外界的刺激。首先要明确的是，列强来中国是野蛮的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师夷长技”是充满着屈辱和惊恐的被迫无奈。历史充满着悖论，前进伴随着罪恶。就像十字军的远征，虽然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但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再看近代的西方，科学展现出强大力量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战争、侵略、环境问题、人道危机。罗素在上个世纪

年高长者，抚育孤幼弱小都是自己对宇宙大家庭应尽的神圣义务。个人的穷达利害，悲欢荣辱都可超然以待。当小我完全融入宇宙，原本渺小的人顶天立地，承担起光辉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何等的生命气象！

很多人通过两句话来讲中西方的差异，孔子认同“子为父隐”，而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对比可能并不是特别准确，如果说西方追求真理的光荣传统永远值得传承和发扬，那么父子互隐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民族的伦理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伦理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挑战。其实孔子同样有“当仁不让于师”的表述。一方面是对真理的热爱和自由追求，一方面是对仁的体认和择善固执，中西方悠久的文明传统在最高目标上呈现出了很不相同的特质，通往终极目的的途径和方式自然也有不同。真理的认识和发现需要人的理性，需要逻辑这一思维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创办吕克昂学院就很重视试验和研究的作用，设有专门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从某种程度上，真理是外在于自身而存在的；而仁却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仁者，人也。”这句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仁是人之为人的应然，其二仁是落实在道德践履上的必要。如何实践，“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家庭是个体生命的来源，是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场域，是实践仁的起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讲父子互隐直在其中。但仅仅做到孝悌是不够的，还要推己及人，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终“参赞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认识作用不可忽视，“成己，人也；成物，智也。”回过头讲，古希腊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和伦理道德密不可分，这样一来，中西方终极的价值理想和人文关怀是一致的，殊途而同归。但是在中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忽视了“智”，而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科学的发展在突破了思维领域进而发挥实际威力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少了人文精神。

中国不缺乏技术，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方面，四大发明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但在主流文化传统中技术从来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中国有对小孔成像的记载，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有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贡献，有沈括的《梦溪笔谈》，但这些和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等人在西方的贡献和地位远远不能相比。《汉书·艺文志》是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把上古到西汉的图书分为六种：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排在首位的是儒家的经典，数术和方技位居末流，其中数术略主要是天文历法、占卜星相方面的书，方技略主要是医药认识方面的著作。后来历史上通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最受重视的仍是儒家的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子部的天文算法类、数术类和类书之中包含着和科技相关的内容，而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知识体系。《大学》讲三纲八目，重视格物致知，后来朱熹发挥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葢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以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

20年代到中国来，后来他在《中国问题》一书这样写道：“要判断

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使后者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我们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更熟练的杀人技艺。”他还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为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之前这或多或少是有点道理的。”最后罗素得出结论，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而中国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

如今，许多人主张中西方文明平等交流对话，使优质思想资源互相借鉴补充，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对此可能进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达成广泛的共识，进行有效的吸收借鉴。也有人认为，克服自身文化缺陷只能通过在文化传统内部寻求解决之道。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两点想法。其一，外界的刺激示范作用是必要的。其二，自身文化传统能不能开出治疗的方子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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