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宗岱的"两种文化"
摘要:从梁宗岱相关的阐述上可以发现,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与审美的相互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其二,艺术思维在培养科学的认知主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科学与艺术发展的现状,梁宗岱不无忧虑地担心“两种文化”的分裂,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其“两种文化”的论述,虽早于英国人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危机的断言,在国内学界却曲高和寡。 关键词:梁宗岱;艺术与科学精神;科学之真;艺术之真 中图分类号:J01;J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1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宗岱以其“纯诗”理论及诗歌创作等享负盛名。学界对梁宗岱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对他的其它理论方面深入开掘不够,同时也忽略了他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梁宗岱是对科学有着较清晰的认识的一位。结合他有关纯诗的人文追求,我们可以发现梁宗岱对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的独特思考,是一种偏重于普世性价值的文化追求,是感性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在中国学界的延伸。 从梁宗岱相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将艺术与科学之地位同等看待。首先,在“真实性”的问题上,梁宗岱认为艺术之真具有科学之真所无法取代的独特性,诗性是人类必要的一种真实性存在;其次,在“文化”的荣耀里,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缺一不可;最后,在认识的旅途里,他认为想像与理智应是互为促进的,缺一不可。 一、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真 梁宗岱的诗论在艺术的殿堂中力排来自科学的僭越,他将诗歌的真与科学的真予以区别,这是其诗论的最大特色,也是一种对人文理想自觉追求的表现。他一向认为,艺术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或者说游戏,而是一种真实性的追求。所以,他将自己的诗论集命名为《诗与真》。梁宗岱谈到,这是沿用了歌德的自传,“哥德底意思――如其我的了解不差,是指回忆中诗与真,就是说,幻想与事实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所以二者是对立的。”但却包含有另一层意思,“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1]5。 其对“真”的解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事实之真,即客观实在的事物确定性,但从上述引文中看来,事实不应当是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因为他将真与诗视为有机的组合,真被赋予了远超过事实的涵义。二是绝对之真,这种真是一种宗教情怀,来自信仰的自觉,像林语堂对真的把握似乎更偏重这方面。但梁宗岱很少论及绝对之真的宗教情怀。三是真理,所谓真理应该是人类的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认识。这种真理本质上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即科学之真。应该说,梁宗岱的艺术之真更接近科学之真,却又不完全是科学之真。 在《诗与真二集》论文集的题记中,梁宗岱再次强调自己对诗歌理论的执着追寻。他说:“对于‘诗与真’探讨的精神,自信却始终一贯。就是关于诗的技巧和内容。”[2]83显然,梁宗岱将“诗与真”的问题对应了诗的技巧与内容,即内容与形式传达的两个方面。如此,仅就“真”而言,当不仅仅是事实。因为文学的内容不是纯客观的事实,特别是诗的内容,若失去超越性的层面,甚至可能连其文学性都丧失了。 诗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梁宗岱对法国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的诗的分析中得到一定的启示。他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写道:“梵乐希底诗底内容是什么呢?所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永久的哲理,永久的玄学问题: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的关系如何?它的价值何在?在世界还是在我,柔脆而易朽的旁观者呢?”[1]23 既然诗歌的内容是“永久的玄学问题”,那么,诗歌之真当是哲理意义上的真,即对人生及宇宙的认识,和人生与世界的意义问题。在这一侧向上,它与科学之真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诗歌毕竟不是纯粹的哲理,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写照,“艺术的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的生命一样”[1]23。从这一侧向来看,艺术之真又与科学之真不同。它的形式之美,如节奏性等的存在,赋予了自身独特的生命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艺术的美学特征。 所以,从梁宗岱有关“诗与真”方面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他在评介瓦莱里时说:“他一方面致力于从前在学校时格格不相入的数学,一方面更在想像中继续他的真之追求与美之创造,希望要把准绳的科学与美感的直觉融在一起。”[1]15也就是说,诗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理性探索与感性直观的融合。就艺术之真而言,这种“真”既是参悟人生宇宙的奥秘之旅,又是追求天地万物之美的历程。所以,梁宗岱在《谈诗》中宣称:“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2]99在梁宗岱看来,艺术之真既有科学之真的真理性,又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学性方面的真实,这种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 梁宗岱关于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的思考,已经涉及到了美学问题中的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问题。尤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像五四主流思潮那样对科学趋之若鹜,而是秉持了对艺术的虔诚与对科学的真诚态度,发现了诗与真的相互依存,这本质上是两种现代性的并行不悖,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既然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是紧密联系的,那么,科学与人文问题当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科学的真实性的诉求与艺术的真理性探索,应当是人类生存的两种重要的相互联系的方式。科学的真实性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武器,而艺术的真理性探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指南。它让我们在美的享受中,既有亲临生活的境遇,又有超越生活的崇高。一句话,在梁宗岱看来,艺术是科学的,科学是艺术的,艺术和科学一样具有认识的功能,而科学的长远进步也有待艺术性主体的发展。 二、艺术与科学精神 既然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是密切联系的,那么艺术与科学自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来自艺术方面的功劳。因为人类的艺术文化的生存方式促进了科学认识主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科学认识主体的本质内涵就是科学精神,它的外延内涵就是科学方法,包括抽象推理和具体实验两个方面[3]265。按照梁宗岱的理解,“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无所为而为的好奇心,就是那超功利的求知欲望,就是那对于事物的平正通达的客观的观照。”[3]261显然,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心态。无论是好奇心、求知欲,还是通达的胸怀,无不是认识主体的精神修为,而这种精神修为就是人类的文化存在。因为,在梁宗岱看来,人类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多方面精神努力底结果”[3]263。从这一层面上讲,科学和艺术均是人类的文化生存方式。 就艺术对科学的文化普遍意义而言,梁宗岱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首先,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类久远的宗教生活。人类的宗教生活要求人类否定眼前的观感所见,预设了一个肉眼所看不见的真实存在,那就是上帝的真实存在,这就预设了一个文化前提。梁宗岱充分肯定了科学精神产生于这种宗教前提,他说:“要产生科学,第一步必定要我们底头脑习于摆脱我们平常信以为真的属于我们底官能和常识的形相世界。我以为这实在是解释科学起源的确切不移的哲学基础。”[3]261梁宗岱十分欣赏瓦莱里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宗教,科学也许不会存在,因为人类底头脑就不会习于摆脱那使它相信为现实的恒定直接的形相。”[3]260可见,在梁宗岱看来,人类社会中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远古以来的宗教生活。
其次,科学精神的产生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无功利性心态。梁宗岱十分强调科学精神的无功利性特征。科学的发展需要人类求知的欲望作为动力,但是这种欲望应是超功利的。科学的诞生是源于人类的认识热情,而不是目的的驱使;最早的科学发现确实来自于人类的好奇心,而不是改变世界的豪情壮志。所以,梁宗岱说:“科学精神底核心就是拒绝去把我们底欲望和好恶当作理解世界的钥匙,或者,较准确点,就是要我们为了求知的欲望而抹煞其他的欲望,为了研究的热情而抑制其他的热情。”[3]261这道出了科学发展中的艺术元素,因为艺术的本质正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心灵历程。早期科学实际上是和艺术一样,是“无为而为”的。 再次,科学进展过程中必备的抽象推理离不开人类的直觉感悟。科学的抽象推理似乎纯粹是理性的逻辑过程,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一种推理均有来自直觉方面的感悟。所以,梁宗岱认为,“一个像普恩伽赫那样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分析他自己的发见底经过,却告诉我们,科学大多数的创获――定律底发见和假设底成立――实有待于那相当于我们底‘灵机’和‘预悟’的‘洞见’和‘直觉’――一种超常的组织的想象力与抽象力。”[3]265-266理性逻辑没有想象力方面的憧憬,则失去了前进的方面。任何一种科学方面的成就虽不乏偶然性,却难以否定来自非现实性想象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 最后,科学进展过程中必备的实验精神需要来自“对于细微的事物的浓厚兴趣。”[3]265早期科学的发展是由于人类的好奇心,而非功利心。这种好奇心也促进了人类科学实验精神的形成。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引起人类的好奇;任何一种好奇总是希望成为现实。科学的实验精神正是来自对细微事情的浓厚兴趣,而艺术的优势在这方面明显突出。一个有着深度艺术修养的人往往对细微事物兴趣更为执着,也更为谦逊。艺术的美学意义在培养和发展人们对细微事物的兴趣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科学与科学精神是和艺术思维密切联系的。艺术思维在培养科学的认知主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艺术的无功利性特征与早期科学的超功利性的好奇心有相似之处;艺术有利于促进科学认识主体的心理结构、想象力及对细微事物的兴趣等方面的发展。梁宗岱从这几个方面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艺术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艺术与科学对人类文化来说,均是不可或缺的。 三、 “两种文化”的分裂 梁宗岱的可贵之处,是比英国人斯诺早十几年就指出了人类近来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我们可以将两人的相关论述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论述何其相似。1956年,斯诺发表了《两种文化》,三年后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说:“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级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4]3-4 斯诺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是从事文科的人与从事理科的人,相互鄙视,文人相轻,互不理解。“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4]5。梁宗岱在1942年就提出了类似于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他批评现代知识分子“缺乏理想,也就是缺乏鸟瞰的目光,广博的兴趣,以致把学术看作许多不相联属的断片,而养成一种狭隘,褊窄,互相歧视互相排挤的风气”[3]271。这与斯诺所谓的“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几乎是同出一辙。 梁宗岱类似的表述有:“我国底文科学生不独对于科学表示厌恶,就是对于音乐绘画雕刻一类的姐妹艺术也很少感兴趣;在另一方面呢,一个自命为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可以毫无愧赧地质问外国文学系底‘欧洲名著选读’一类的课程有什么用处,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把研究文学的看作废物。”[3]272梁宗岱尖锐地指出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性,文理分科的泾渭分明,导致了文学家与科学家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彼此鄙视。这种见解与隐忧在一个科学欠发达的国度,显然是十分前卫的,也很难取得普遍性的共识。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科学文化趋之若鹜,反传统的声势浩浩荡荡,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与自豪。梁宗岱在这样一种文化与时代背景下,能敏锐地察觉到类似后来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这充分体现出了其理论的前瞻性。 既然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是互为联系的,既然科学及科学精神与艺术修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文化的历史发展也就不可能完全专业化、独立化。梁宗岱非常喜欢作为诗人的瓦莱里,也非常崇敬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因为两者都有着丰富扎实而又全面的知识结构,瓦莱里对科学的兴趣十分浓厚,爱因斯坦对音乐和诗歌等艺术的兴趣与理解较为深刻。所以,作为诗人的人文文化与作为科学家的科学文化,本应当协调发展,而不是各自为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这就需要人类文化的协调全面发展,避免出现过度的专业化而挤压文化的广泛性特征。 不过,梁宗岱的“两种文化”理论也难以摆脱其自身的时代局限。与五四思潮一样,梁宗岱是以肯定西方来映衬中国学术界的“两种文化”分裂的严重性。在中西对比的天平上,就两种文化的合理性而言,梁宗岱站在了现代西方文化一边。这与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又有所区别。斯诺提出问题的初衷是对本土文化自身的反思,而梁宗岱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文化的偏颇。 梁宗岱关于“两种文化”的主体建构与世界视野,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美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个体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既需要科学理性的现代性启蒙,也需要审美感性的现代性关怀。所以,“诗与真”、“艺术与科学”是互为联系和互为影响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不是科学之幸,亦非人类之幸。 综上所述,艺术与科学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成就。艺术之真,既有科学之真的认识意义,又有其自身的美学特征。科学成就虽然助长了学术的功利性眼光,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是超功利性的,这种超功利性与艺术的无功利性的美学特征相类似。 梁宗岱在这方面的思考,将对今日中国类似的社会文化问题及美学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如今,重温梁宗岱在“两种文化”方面的思考,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宗岱.诗与真[M]∥马海甸.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 梁宗岱.诗与真二集[M]∥马海甸.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 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M]∥马海甸.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4]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M]∥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 (责任编辑 文 格) On Liang Zongdai's “Two Cultures” WANG Wen-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ngxi Education Academy,Nanchang 330032,Jiangxi,China) Abstract:The educational circles didn't pay attention to Liang Zongdai's thinking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spirit.From his related elaboration,it can be found that he profoundly realized the mutual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aesthetics, which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firstly,Liang Zongdai's so called “art of true” includes both the beauty of literariness and the cognitive true of science;Secondly, artistic think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cientific cognitive subject.Link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he anxiously worried about the split of “two cultures”,which might correspond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rational modernity and perceptual modernity.Furthermore, his viewpoint on “two cultures”,which was too advanced to be understood,was earlier than C.P.Snow's crisis of “two cultures”. Key words:Liang Zongdai;science and art spirit;scientific truth;artistic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