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泰斗翁独健

翁独健先生生平简介

翁独健（1906—1986），原名翁贤华，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人。现代历史学家。左足幼残，常以战胜厄运，自力更生自励。1922年福清融美中学（福清三中前身）初中毕业。1928年入北平燕京大学，1935年赴美留学，1938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建国后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历任燕京大学代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亚文化研究国际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主持点校《元史》，编辑《全元诗》，领导撰写《蒙古族简史》，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著作等身，成就卓越。

纪念翁独健先生文选

自有芳菲留人间——记先师翁独健教授

任崇岳罗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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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教授与世长辞了。就在先生逝世的前几小时，还以多病羸弱之躯在病榻上处理如何接待外国学者的事宜。谁能料到，他竟去得如此匆遽？使我们这些亲聆謦劾的受业弟子悲痛不已。

少年立志自强不息

翁独健教授原名翁贤华，1906年11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坑边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三岁那年，一场小儿麻痹症使他成了一个步履维艰的残废人。他的家庭本不富裕，为延医治病又变卖掉不少家产，差不多已到了托钵告贷的困窘境地。福建是林则徐、严复、林纾的故乡，在近代史上以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著称，但翁独健先生天资并不十分聪颖，加上顽皮好动，因而入学以后，成绩平平。据他后来回忆，是他母亲的谆谆教诲，促使他下了刻苦学习的决心。他母亲虽不知书，但颇达理，看到儿子终日同其他儿童嬉戏，很是担忧，便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你是个残疾人，无法同别人相比，倘不发愤读书，学到本领，便很难自立于世，那时后悔就迟了。”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朝齑暮盐，奋发淬砺，学业大进。他所在的乡村小学有个有趣的规定：每学期结束时，前三名学生照例发给肉包子作为奖品，第一名最大，二名次之，三名最小。包子本身虽然不足称道，但对于那些笃志嗜学的儿童来说，都把能得到包子当作无尚荣耀。贤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四年级上学期就得了个二号包子。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将这个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包子留在了课桌里，没有拿回去向家人及四邻夸耀，原来他因为未能夺得头名而悔恨。于是他学习更加刻苦，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到融美中学、英华书院，一路领先，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他不但数理化、外文成绩出色，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行文华实并茂，洒脱自如，纚纚如贯珠，很受老师的赏识，至今还有几篇作为范文保留在融美中学里。

学校放假期间，他几乎都是在二姐丹秋家度过的。二姐夫家姓何，家道殷实，藏书较多，这给了他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的大好机会。在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后，就在晚间的打谷场上将书中故事讲给人们听。他娴于辞令，讲得绘声绘色，听的人如痴如醉，受到很大感染。在何家藏书中，他还读到一本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中反复阐述的“物兢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给了他以极强烈的印象，他立志要开拓生活的道路，做一个战胜厄运的强者。

担簦负笈求学深造

十八岁那年，他中学还未毕业，父亲以自己有病为由，把他从学校叫了回来。原来，父母为了延续翁家香烟，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女方虽然貌美贤淑，无可訾议，但他当时正潜心读书，没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兴，更不想因此而中辍学业，坚决不肯答应。为此，惹得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父亲暴跳如雷，连连大骂他是“撒旦”，是“魔鬼”，咀咒他“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毫不妥协，扭头又返回学校。那时在中学生中，有不少人寻花问柳，荒废学业，而他却心如枯井，不为所动。高中毕业后，许多人弃文从商，很快便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贾，而他却我行我素，安贫读书，渴望继续求学深造。为了激励自己，他改名为“翁独健”，表示自己尽管只有一只健康的脚，也有振翮翱翔四海的凌云壮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好事多磨，由于阮襄羞涩，竟无法凑足路费，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说来凑巧，他教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也颇负盛名的史学家邵循正教授昆仲。若干年后当他们在北京聚首，重叙往事时，不由得逸兴遄飞，相视而笑。1928年夏，他从福州赁舟北上，由于盘缠无多，只好搭乘运载虾酱的货船先到青岛，然后弃水遵陆，几经周折终于到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名闻全国的高等学府，那里不但校园幽美，湖光塔影，而目藏书丰富，教授云集，陈垣、邓之诚、洪业等史学名家当时都在这里执教。按照校方规定，一年级学生不得享受奖学金，膳食书籍等项费用全部自理，翁独健先生既无家庭支持，也没有亲朋资助，只得勤工俭学，靠拔草等劳动来维持学业。大学二年级时，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没有枵腹之虞，他可以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了。洪业教授曾不无得意地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当时与翁独健先生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世昌教授。吴先生一目失明，翁先生则左脚颠跛，二人都因学业出类拔萃受到教授们的赏识。著名教授邓嗣禹曾戏谑地送给他俩一幅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对仗工整，寓意深长，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获得赴美留学奖金，遂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蒙元史。他之所以选择蒙元史进行研究，完全是受了陈垣、洪业等教授的影响。陈垣先生在课堂上说，19世纪以来，就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巴黎，因为那里有几位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后来日本人又雄心勃勃地声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应该把它抢到北京来。洪业先生则告诉他，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应该予以更多的注意。于是他选择了蒙元史进行研究，他的同学聂崇歧研究宋史，冯家昇研究辽史，后来都卓然成家。各有建树。一个身婴疾病、行走不便的残疾人，怀着为国家民族争气的抱负，渡过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波士顿，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这真是莘莘士子志，拳拳报国心啊！

1936年夏，原来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的邝平樟女士也来美国深造，二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后来终于结为伉俪。现在已经退休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邝平樟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了不影响学业，我们虽然鱼雁频传，但却很少见面，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缱绻缠绵，也没有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甚至为治疗颠跛他在波±顿动大手术时，也没有让我请假陪侍。天道酬勤，1938年翁独健先生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巴黎大学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元史。伯希和告诉他，蒙元史是一门国际学问，研究它要懂汉文、蒙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还要掌握诸如英、法、德、俄、日等国语文。他本来已经有了英、法、德、俄、日等语文的深厚功底，于是又在伯希和门下系统学习了波斯、阿拉伯、土耳其文等文种知识。在努力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又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重视对音规律和名物制度渊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吸收。当时，他们夫妇住在拉丁区邻近巴黎大学的一间普通公寓中。号称“花都”的巴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他们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经常自己动手烧饭吃。他们共同切磋，相互砥砺，在巴黎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四十多年后，当翁独健教授为参加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重抵巴黎时，曾专门造访当年的寓所，在那里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千。

春风化雨栽培桃李

1939年初夏，翁独健夫妇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当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形势紧张，德意英法等国，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遍布水雷的地中海，每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乘客们时时都有船毁人亡，葬身鱼腹的危险。同时为了防止飞机轰炸，轮船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灯火，轮船如一叶扁舟，在茫荡无涯的大海中漂流，气氛紧张之极。直到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后，才算解除了死亡的威胁，人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们乘坐的轮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终于回到了睽违四年的祖国。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虽然江山不殊，风景依旧，但已是满目疮痍了。他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据一位他当年的学生回忆，他在中国大学曾讲授过史学入门、中西交通史、世界史等课程。他首次开讲的是史学入门，由于这门课比较枯燥乏味、加之翁先生新来乍到，学生对他了解不多，因而听者寥寥。但翁独健先生毕竟不同凡响，他那幽默诙谐的谈吐，深入浅出的阐述，形象生动的比喻，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以后每逢他上课时，不但教室里坐无虚席，就是走廊上、窗台上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当时日寇肆虐，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翁先生讲课不忘爱国，他经常教育学生要“顶天立地做人，勤勤恳恳读书”，并加以解释说，顶天立地做人，就是要做个“站得住”的人，有人格、国格，讲气节的人。在日伪统治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中国大学薪金微薄，他全家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尽管如此，他宁肯课余去教家馆，甚至当掉结婚戒指，也不肯去待遇优渥的伪北大任教，表现了一个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忝列门墙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公务丛脞，但从未因此而耽误过讲课。他谈锋甚健，又循循善诱，使人如坐春风，如饮醇醪。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十分关心，在学业上却要求很严。有一次我们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唐代和亲政策的论文，涉及了已故的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当时我们写论文还很幼稚，称王桐龄为“冬烘先生”。翁先生十分生气，用手拍着沙发的扶手说：“王桐龄是我的老师，观点不同，可以商讨，怎么能用这样刻薄的口吻说话!”我们想凭借他的威望，让他写封推荐信发文章，他说，发文章要靠质量，不能靠人情，推荐信终于没有写。前年任崇岳同志与别人合作，写成《漫话后妃》、《河南古代史话》两书，专程来北京请他写序、题签，他欣然命笔，毫不推辞。当我们看着他伏在病榻上艰难地书写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写好书名后，他歉意地说：“我的毛笔字不好，我先打个电话，再写封信，你们去北京师大找启功教授吧，他与我私交甚笃，不会拒绝的。”他奖掖后进，扶植新人，滋兰九畹，乐此不疲。长江浪滚，雏凤声清，人才不断成长，是他最大的心愿，有很多学者就是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才有所成就的。每当有蒙元史的好文章问世，他都认真阅读，击节赞赏，于是他的斗室中就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追求真理刚正无私

早在1942年，翁独健教授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并冒着风险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就是由他亲自安排送往解放区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燕京大学任教，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同地下党关系密切，他家常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聚会之处。解放前夕，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担任总指挥，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与吴晗、张奚若等人一样，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波及许多无辜人士，著名作家萧乾、画家黄永玉都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当他们一帆风顺时，门前车水马龙，来访者络绛不绝，一旦“犯了错误”，便门可罗雀，冷落不堪了。翁独健教授不顾非难，步履蹒跚地常去看望他们，使他俩感动不已。“文化大革命”后。他俩的问题都得到了纠正，翁独健教授告诉他大女儿如璧说：“现在你萧叔叔、黄叔叔都成了忙人，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翁先生逝世后，萧乾同志挥泪写成《哭独健》一文，历数他们之间的交往，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故旧之思，溢于言表，使人潸然泪下。

十年动乱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痞姚文元罗织罪状，借批判《海瑞罢官》围剿吴晗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翁先生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怒斥姚文元居心叵测，罗织罪名，陷害功臣，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很多同志为他的直率担心，恐怕他直言贾祸，他却临危不惧，镇静如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发难。在六六年“横扫一切”的所谓红色风暴起来后，翁独健教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民族所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被关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达半年之久。以后，又被赶到河南息县干校，被分配去打扫厕所，有些人迳称他为“厕所所长”。在那浊浪排空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没有对前途丧失过信心。关牛棚期间，一些学者心灰意懒，情绪消沉，打算出去后将书卖掉，再也不搞学术研究了，他却对同关一室的另一位教授说：“我还有信心，我的书一本也不丢!”

粉碎“四人帮”后，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神州大地更是一派蓬勃生机。翁独健教授以耄耋之年临深履薄，努力工作，于1979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身居陋室坐拥百城

北京南池子大街61号，是翁独健教授居住最久的寓所。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会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是居室简陋，二是藏书丰富。

十年浩劫，将原来他居住的一座四合小院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左右厢房，分别搬进四户人家，正屋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成为他人居室。这座古老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暖气管道等设备都被“文革”革掉了，因而墙壁龟裂，光线阴暗，夏天潮湿，冬季寒冷，称之为陋室，毫不过分。先生身为著名学者，居住条件竟然如此寒酸，使人愤然不平，而先生却不以为意，安之若素。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生活上还是淡泊些好，过分求奢，会影响事业的。先生正是这样，在做学问上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却随遇而安，保持着俭朴风貌。他室中家具，大多是四十年代的旧物，年深日久，油漆都已剥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两把电镀椅，一把落地灯，就算是先生房中多少带点现代化色彩的物品了。与一些名流书房中古董纷陈，鼎鼐生香的情景不同，我们从未在他书房中见过什么讲究的古董文物，只是在书案上陈设着一个小小的巴黎阿菲尔铁塔的模型，一对蒙古铁马镫，一黑一白两尊木雕非洲象，这是先生以往生活历程的纪念物。墙上挂着两张装在镜框中的宋版书页，表明先生是嗜书如命的学者。

翁独健先生的书房，名副其实是书的天下，一本本书籍满橱盈架，外文的，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或插架，或堆叠，真是琳瑯满目，洋洋大观。由于书房兼作客厅与卧室，面积狭窄，就扩而充之，座头旁、榻底下，案几上、室门后，都被书占据了。这些书都是先生节衣缩食，在国内外多方购置的。他常去琉璃厂书肆购书，和那里不少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有好书到店，便随时通知先生。他庋藏的工具书与参考书，数量既多，质量亦高，如《五体清文鉴》、明刻《元曲选》、影元本《元典章》、《元史语汇集成》、《突厥语大辞典》、初版格鲁赛《草原帝国》、霍渥斯《蒙古史》、《史集》波斯文合校本、《世界征服者史》三卷波斯文本及多种元人文集，都是难得的好书。

先生爱书成癖，每有新书到手，他必定用灰色牛皮纸精心包好书皮、再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书名。他看书从不划线，也不折书页，因此他的书大多整洁如新。先生记忆力极强，凡读过的书，都如数家珍，非常稔熟，在为我们解难答疑时，能够随手拈出所需要的资料。1985年后，先生辗转床褥，行动维艰，便将各种书报置于病榻，阅读不辍，床头小灯，一直亮到深夜，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成就卓著誉满学林

翁独健教授的勤奋精神与严谨学风，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但问耕耘斋”，以表明自己潜心治学，不计功名利禄的志趣。数十年来，他在史学园地中耕耘不辍，最后才姹紫嫣红，卓然有成的。他所致力的蒙元史研究，是一门难度极大的学问，要求学者在专和通方面，横向(地域)与纵问(时代)方面以及语言文字方面，都具有比较广泛深厚的功底。翁独健先生知难而进，在大学读本科时就下定了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决心。

1932年5月，翁先生提交了他的学士毕业论文——《元田制考》，本文根据元代史乘，从十个方面“详考元代田制之沿革”，是一篇史料翔实之作。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期间，他着重于元代社会史和宗教史研究，1935年完成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本文分上、下两编，考覈精审，鞭辟入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期间，他出入于哈佛汉和图书馆，焚膏继晷，勤奋攻读，运用中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写出了一篇精心覃思，深具功力的学术论文《爱薛传研究》《AI-HSIEH：ASTUDYOFLIFE）(英文，约十万字，1938年)，该文广征博引中外史料，对爱薛这个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以这篇出色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辨，荣获博士学位。《爱薛传研究》至今还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推崇。回国后，他连续发表《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与《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这些文章论证精确，多有创见，为蒙元史研究中的嚆矢之作。继王国维、陈垣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翁独健先生又与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先生一道，以新的成果推动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我国蒙元史研究园地里，又树立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翁先生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政务繁忙。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弃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尤其是七十年代初由他负责点校《元史》，殚精竭虑，贡献尤著。在二十四史中，《元史》错舛讹误之处极多，向为史学家所诟病，而校勘此书难度又极大，很多学者不敢问津。翁独健教授毅然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点校二百七十万字的《元史》任务。几年之内，历经寒暑，做了大量钩沉发微，补苴罅漏的工作，校勘出书中讹误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了目前《元史》的最好版本，实在是一件嘉惠学林、功德无量的盛事!为校勘《元史》，翁独健先生耗尽心血，真是“一字之订千滴汗”啊!

粉碎“四人帮”后，翁独健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仍壮心不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几年来，他组织了对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翻译；主持了拉施特《史集》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汉译校订；负责编写《蒙古族筒史》、编辑《全元诗》与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并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与《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卷。正当他努力工作之时，不幸积劳成疾，身染沉疴，直至因心脏病猝发而赉志逝世，享年八十岁。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愿借范仲淹这几句话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悼念！

1986．7

翁独健先生与民族史及蒙元史研究

罗贤佑薄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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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86年）5月28日，著名老一辈民族史、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因心脏病猝发，医治无效，不幸谢世。作为受业门人，我们为失去尊敬的导师，不胜悲悼。

一

翁独健先生原名翁贤华，福建省福清县坑边村人，生于1906年11月28日。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三岁那年，又因患小儿麻痺症成了一个步履维艰的残疾人。贫困的生活，疾病的折磨，使他从小就饱尝到人世的艰辛。先生的母亲是位虽不知书，但颇达理的农村妇女，对他严格督导，谆谆教诲，告知他作为一个残疾人，只有学业有成，才能自立于人世的道理。他理解母亲的殷殷之心，立志发愤读书，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起，到福清融美中学，再到福州英华书院，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不但数、理、化、史、地、外文等功课出类拔萃，而且擅长作文，备受老师同学赞赏，至今还有几篇做为范文的作文保留在融美中学。

在英华书院读书期间，他坚决拒绝了家里筹办的婚事，心无旁骛，笃志求学。为了表明自己一脚虽跛，也要行万里路的远大抱负，他放弃了原名，为自己另取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名字——翁独健。

1928年高中毕业后，独健先生考取了燕京大学，为了措集赴学的路费，他便在一个姓邵的大户人家教了一个时期家馆，以所得酬金赁舟北上。为节省开支，他是搭乘运载虾酱的货船先到青岛，然后再舍舟登路，来到北京，列名于全国著名学府——燕京大学的学生花名册中。

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先生过得甚是艰难。因为学校规定，自二年级起，学生才有资格享用奖学金，一年级生的生活费用均由本人自理。先生在力学之余，不得不以病残之体，从事拔草等劳作，以挣些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升入二年级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金学。没有生活之忧了，他便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业之中，很快成了同学辈中的佼佼者。他的老师洪业教授曾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过：“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对他的赏识与器重，由此可见。

在大学一年级时，独健先生就萌发了从事蒙元史研究的想法，其契机是听陈垣教授的一次讲课。当时陈垣教授开设“中国史学评论”，课上谈到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后来日本人雄心勃勃地声称要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应该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回北京来。后来洪业教授又告诉他，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对此相当重视，我们也应有人从事这项研究。在陈垣，洪业等人影响下，他决定选择蒙元史研究作为毕生从事的事业。

1935年夏，他以学业优异获得赴美留学奖金，于是远渡重洋，入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部学习。他勤奋攻读，一心要为国家民族争气。1938年荣获博士学位后，离开美国，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他从师于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系统学习了审音勘同之学。1939年欧战爆发前夕，他离法归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北平，独健先生坚持民族气节，经常以各种方式教育学生不忘爱国。抗战结束后，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在蓬勃发展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运动中，独健先生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支持与保护进步学生。解放前夕，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任总指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上，先生与吴晗、张奚若等学者一样，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

全国解放后，独健先生曾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在彭真等同志的关怀与鼓励下，又出任了第一任北京市教育局长。以后，又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为组织科研与培育人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重大贡献。

1966年初，文痞姚文元罗织罪状，借批判《海瑞罢官》围剿吴哈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先生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斥责姚文元居心叵测陷害功臣，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形势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很多同志都为他如此直率而担心，他却坦然自若，镇静如常。十年动乱开始后，他受到了种种迫害与冲击。在所谓“红色风暴”中，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抄家封门，关在牛棚达半年之久。1970年，年逾花甲、身有残疾的独健先生又被赶到河南息县干校，强迫接受“再教育”，身心受到很大损害。

粉碎“四人帮”后，大地回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更是一派生机。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候，独健先生实现了他多年夙愿，于197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精神愈加振奋，不顾年高体衰，竭尽全力地工作，为繁荣学术研究，培育史学人才，贡献出所有力量。他与一些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史学会、蒙古史学会与元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培养了几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他还组织了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的翻译；主持拉拖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这两部波斯史籍的译校并亲自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他又领导编写了《蒙古族简史》，及编辑《全元诗》与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等项目工作；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与《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先生多次赴国外讲学，加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与联系。正当先生奋勉劳作之际，不幸病魔袭来，终以心肌梗塞，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二

翁独健先生将他毕生精力贡献给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将自己书房名为“但问耕耘斋”，借以表达潜心治学，不求名利的心志。先生史学精微，多有建树，而对蒙元史着力尤著，有很精深的造诣，是饮誉海内外的蒙元史专家。他生前在谈及自己治学方法时，曾诙谐地说过：“我是中西药都吃的人”，意思是说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囿于成见，而是将中国考据学的朴实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善于吸收他人长处，又不为外国学者之说所局限。先生见识广博，触类旁通，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多有创获，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下面，我们不揣谫陋，试将先生一些著作略加评述，庶几可见先生治学的风格。

先生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学士毕业论文《元田制考》，作于1932年，这篇论文从民田、牧地、限田、官田、赐田、职田、学田、寺田、屯田、田数等十个方面，“详考元代田制之沿革”，从而得出结论“元代田制，皆沿前代之旧，无根本创革也”。本文取材，主要是《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史书，史料翔实，论证确切，简明扼要，要言不烦，但总的来看，还没有超出自乾嘉以来的传统治学方法。

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系期间，主要致力于元代社会史宗教史研究。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与本科毕业论文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明显进了一步。本文分为上、下二编，上编曰述，下编曰考，重点在下编，篇幅占全文七分之六。“以问题为单位，搜集所有有关系的材料加以编比考证，目的在求正确详尽”。本文搜集材料相当广泛，于《元史》等中国史乘外，并征引了多桑《蒙古史》等多种外文材料，系统全面地对元代管领各宗教的机构进行考述，并对中西学者的疏漏错误之处进行纠正，例如多桑《蒙古史》将本是迦叶弥儿僧人的那摩，误作西藏的喇嘛。《元史新编》与《蒙兀儿史记》将那摩与海云混为一人，实际乃二人，行宣政院这个机构实际在至元28年便已成立了，《元史》和《新元史》的百官志都只从顺帝朝说起。都功德使司的职掌只是朝廷每年修设的佛事，《元史?世祖纪》把它误作与总制院的职掌完全一样。此外，还有许多错讹乖误之处，本文中都一一加以爬梳釐正。他在这篇论文中将中西史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对证材料，圆满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成就超越前入，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力作。

《爱薛传研究》(约十万字，英文，1938)这篇博士论文可称是独健先生代表作。拂林人爱薛，是元代中外交流与宗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元朝备受信任而居于很高的政治地位，是“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基督教徒”。对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中外史学家邵远平、钱大昕、魏源、屠寄、柯劭忞、陈垣、张星烺等及伯勒什奈德、德维里亚、伯希和、沙海昂、莫尔等人都有所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或不够深入，或有所乖误，只有伯希和做出些有价值的结论，然而他没有能利用一件重要史料即程钷夫《雪楼集》中的《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这是不足之处。独健先生在考察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所有有关爱薛的史料汇集起来，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对照研究，做了大量订误与勘同的工作。本文引用中外史料32种，参考文献12种，材料丰赡，核订确切，思考精深，见解独到。这篇深具功力的论著，至今还受到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人士的推重。

独健先生学成归国后，在40年代连续发表有关蒙元史研究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与韩儒林、邵循正等同辈学者一道，以其研究成果推动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发表于1940年，这是先生在国外期间对爱薛研究的继续。这篇文章，运用中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比勘对证，严密考订，指出两书爱薛传的疏谬近十处之多。这篇文章的问世，当时无疑为元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我国学术研究是一个新贡献。

同年发表的《斡脱杂考》，从五个方面对散见于元代史乘中用法歧异的“斡脱”一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诠释，指出了这一词汇的各种含义与语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成定谳。

《元典章译语集释》，写成于1946年。这篇文章就《元典章》所载的许多从蒙古语硬译的元代口语，逐一考释其语源与意义，多有创获，为学人利用《元典章》这部重要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先生写此文用力甚勤，正如他在文中所述：“……每遇音译语词，辄迻录别纸，且为寻绎语源意义，积日既久，粗有所获。”

《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篡》发表于1948年，这是先生对蒙元法律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晶。这篇论文以时代先后为序，对蒙古法典的源流与形成，元世祖时期法典的篡修与颁行，对《大元通制》、《元典章》、《经世大典》中的宪典以及元末时法典的编订，都详加阐述。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还对“札撒”等蒙古语词，用中外史料进行考释，究源竟委，甚为精辟。

总之，独健先生的学术著述，视野阔，起点高，严谨精粹，持之有据，不愧为蒙元研究领域的嚆矢之作。写作此文之际，我们重览先生遗作，对先生缅怀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起！

三

建国以来，独健先生在学术界、教育界历任重要职务，繁忙的社会活动与行政工作，并没有使他放弃历史科学研究与有关组织工作。他不仅对蒙元史，而且对整个民族史研究工作，都作出卓越贡献，他是我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50年代至60年代初，先生为推动民族史研究深入开展，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1956年，他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载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受到史学界普遍重视，产生积极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双百方针后，先生在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中，与翦伯赞等学者一起，多次组织有关民族史重大课题的学术讨论。当时，他还与韩儒林等教授共同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翻译工作，并亲自翻译了该书的一、二、三章。从1956年起，他分工负责内蒙、东北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指导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并亲自撰写《蒙古族简史》部分章节，审定全书。先生不辞辛劳，往来联络，制定出《蒙古史研究十二年发展规划》，为发展蒙古史研究勾画出一个蓝图。

70年代里，先生负责点校《元史》，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成就。《元史》成书仓促，错讹极多，由于书中涉及大量元代语言及名物制度的难题，学者对校勘此书，多不敢问津，屠寄等人虽做过一些，但不完全。先生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毅然肩负起此重任。他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多种《元史》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校有关史料，特别是元人文集中的史料，同时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连续几年，历经寒暑，完成了近270万字的《元史》标点，校勘出书中讹误一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出一部迄今最佳《元史》版本，完成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一字之订千滴汗”，先生在领导点校此书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曾参与此事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十年动乱结束后，独健先生已逾古稀之年，他仍是“壮心不已”，为开创我国蒙元史、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不遗余力地工作，他对如何推动民族史、蒙元史研究深入开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颇具影响。

1、民族史方面：独健先生在《民族研究》上发表《论中国民族史》一文，从远古至今，将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勾画出一个简明的轮廓，介绍了民族史学的发展，阐述了民族史研究中几个理论性问题。文章明确指出：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中国”一词只是一种地域的文化的概念，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历代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仅仅与汉族王朝划等号，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关于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各民族间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与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他并指出，民族矛盾并不全然等于阶级矛盾，在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诸矛盾中，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至于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性质问题，他认为应该作为国家的内部矛盾来处理，但要分清战争双方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另外，他对历史上的民族同化与融合，一些兄弟民族的族源问题、各民族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于有关两个以上民族的事件与人物，都应当以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必须肯定各兄弟民族在开发和建设祖国特别是辽阔边疆中的伟大功绩，发掘并研究少数民族对于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贡献，用以阐明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必须承认各兄弟民族人民通过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艰苦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另外他也强调在肯定各兄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承认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因为这一民族人数众多和生产方式先进，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于其他民族。

总之，这篇文章针对民族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看法，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对于发展民族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2、蒙元史研究方面：1979年，在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独健先生作了题为《加强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二百多年来我国蒙古史和元史的研究过程、成就与经验；介绍了国外蒙元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提出了今后的研究任务与努力方向，并强调要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系统整理蒙文、汉文、波斯文史料并进行专题研究，培养人才，组成精干队伍，提高蒙古史研究水平。在1980年元史研究会上，他在讲话中指出：前入改写《元史》的做法和为《元史》作注或补写的主张都过时了，没有意义。应该如同钱大昕的《元史考异》和汪辉祖的《元史本证》那祥，搞史实订误，做更彻底的考证，更全面的订误。因此，他建议将《元史》史实订误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争取用集体力量搞出一部《元史辞典》，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元史》文字及事实的校订工作。他又建议用集体力量，总结国内外元史研究情况和元史专家的成就，编写元史研究史，他还建议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能解决就是对学术的一个贡献，就有意义。并提出整理《元典章》和《蒙古秘史》、辑佚《元经世大典》、编辑《元碑集成》等许多设想。在《元史论丛》发刊词中，他也强调指出：“培养新生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开拓研究领域，这是进一步开展元史研究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总而言之，独健先生生前所做大量建设性工作，所发表的许多指导性意见，为人们开拓了民族史、蒙元史研究的视野，对发展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虽去，风范永存。独健先生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与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我们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之情景，我们将永志心中；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他那胸怀坦荡、磊落光明、正直无私的高尚人品，将永远放出绚丽的光辉！

无愧的暮年－－写在翁独健师逝后

张承志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738899.html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故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很少。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元史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一九四六)，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做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

从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他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清晰地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多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种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

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惊讶的神色。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细致地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提笔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的那神态简直使人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作品真的就是一切么？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导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既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

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翁先生问：“什么？”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严厉、厌恶、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象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我收益非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一九七九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会成为个作家。”

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的选择的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象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论文；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业绩不朽丰碑无言——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

张铣

http://jb.fqqxb.com/news/tg/200611/26885.html

今年11月28日是邑人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翁先生是中国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但如今的福清少有人知道他了，因为他即非高官又非富商，而且早在1986年以80高龄辞世，至今已20年了。我以为，翁先生是福清人的骄傲。他的精湛学术功绩和高尚思想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11月10日，我们一行来到龙高半岛突出部的三山镇坑边村，这里是翁先生的故乡。我们想溯流而上，从源头追寻哲人不平凡的一生。南国深秋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十几位年过半百的乡亲把我们接到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富丽堂皇的翁氏宗祠。刚进大门，迎面就看到粉墙上挂着翁先生“哈佛大学博士”的红底金字横匾，十分醒目。提起翁独健，乡亲们骄傲、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争先恐后向我们介绍，如数家珍，还捧出发黄的老照片和图文资料，佐证着自己的话语。“大珠小珠落玉盘”，散落的珍珠慢慢串成熠熠生辉的项链，翁先生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渐渐丰满，栩栩如生。

一

翁独健，原名贤华。其父翁圣铨是坑边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幼年的他患小儿麻痹症腿残而跛，父母见他成年后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缩衣节食培养他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贤华自幼好学用功，才华出众，在中小学都名列前茅。后来他自己更名为“独健”，含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意思。

1928年，22岁的翁独健在亲友资助下，到北平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民族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燕京大学攻读时，他常听导师说，元史是中国史研究很薄弱的部分。于是，他立志要专治元史，把蒙元史的研究作为自己毕业的事业。翁先生博学多识，学兼东西，精通英、法、俄等国语言，把中国的蒙古史和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爱薛传研究》、《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元典章译集释》、《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专著，以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练见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6年翁先生逝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罗依果发来唁电说：“我想作为对翁博士的纪念，最好是出版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尽管此文写于二次大战前，至今仍是这一课题的最精深的学人著作”。

二

翁独健先生首先是个坚持真理、坚持进步的爱国者。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便与中共党组织有关系。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独裁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民不聊生，广大爱国学生举行一次又一次“反独裁、反内战”的运动，翁先生都和学生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民主进步行动。学生们常借他家中召开秘密会议，还多次同他一道偷听我解放区广播。1948年8月，数百军警特务包围燕园，要入校抓捕被通缉的进步学生，情形危急。有人提出让一两位“情节较轻”的学生“出来自首”，借此解除封锁。翁独健看透了蒋政权反动统治的本质，表示坚决反对，他斩钉截铁地说：“绝不能自首，哪怕是一两个同学也不行。”经过周密的安排，让被通缉学生凌晨翻墙突围，使反动军警一无所获。后来，一批党员学生为躲避抓捕迫害，要撤退到解放区。翁先生对向他告别的地下党学生说，“你去解放区好好工作吧。我就是腿有残疾，行动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解放前夕，为保卫校园财产和师生生命的安全，地下党组织成立了燕京大学护校指挥部，在师生中享有威望的翁独健教授被推选担任了总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先生全身心投入教学和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成为我国民族史尤其是蒙元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位贡献很大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在1957年后，“左”的思潮肆虐，政治运动频繁，他顶住巨大压力，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历史研究规划和课题得到落实。“文革”中，翁先生受到冲击，尽管他腿跛，也被赶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但他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秉性依然闪闪发光。他曾对知心同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不得人心，总会垮台的，国家、民族还是大有前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支持各项改革事业，并于1979年11月以73岁高龄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三

翁独健先生晚年健康状况渐差，疾痛缠身，行动不便，但仍以极大的热忱，为促进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努力工作。1971年至1974年，他负责点校《元史》，领导一批中青年学者，完成了近二百七十万字的标点工作，校勘出书中讹误千余条，使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成为迄今最好的版本。从1982年起，又领导撰写和修订了《蒙古族简史》，并担任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主编。直至临终前几小时，还约定与一批外国学者会晤，为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竭尽最后的精力。

翁独健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桃李遍及海内外。建国初期，他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十年间，在经济十分困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致力于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奖掖人才，提携后进，循循善诱，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培养出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众多的科研、教学人员，使他们在业务上各有专长，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专门学科的继承人和带头人。尤其在中国民族史、蒙古史和元史的学术研究方面，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科研和教学骨干队伍，翁先生为此殚精竭虑，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986年5月28日，翁先生因心脏病突发而瘁然逝世，享年82岁。噩耗传开，闻者无不悲痛万分。福清县委、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出唁电致哀，并委托在京工作的乡亲敬献花圈。许多中外学人都撰文悼念他，公认翁独健先生为中国学术界立下一座丰碑，使人永志不忘。翁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的张承志沉痛写道：“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张承志还为他的“恩师”不平：“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四

然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翁先生的故乡，乡亲们回忆往事，有的只是由衷的仰慕和欣慰。他们介绍说，翁独健教授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夫人邝平章和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前后届的同学，后又都去美国留学，两人在美国相识、相恋，1939年于瑞士结婚，1940年回国定居，与翁先生一起在大学任教。邝先生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长期专攻世界史，是著名翻译家。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五、六届委员，1991年3月26日逝世，享年82岁。翁先生膝下“四朵金花”，均学业有成，家庭幸福。长女翁如璧、次女翁如琳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建筑师，三女翁如兰、小妹翁如琏均在美国定居，分别是职业画家和高级软件工程师。

乡亲们告诉我们，翁先生身在他乡，心怀桑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翁先生伉俪曾两次回福清。一次是1962年夏天，翁先生借到厦门大学讲学的机会，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坑边村。虽然父母早已过世，还是见到儿时的伙伴以及启蒙老师翁才秀，并在祖屋前合影留念。1963年5月，翁先生再次回到福清，安排时间到他的母校福清三中为师生开一场报告会。福三中离坑边村15公里，是百年老校。1919年至1922年翁独健在它的前身融美中学堂读了三年初中。1982年11月福清三中90周年校庆时，翁先生从北京发来贺电：“祝愿在未来的岁月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育出更多的人才。”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翁家姊妹还遵循翁先生的遗愿，回到家乡祭扫祖坟。

座谈中我们得知，翁兴恩是坑边村唯一到过北京翁府做客的乡亲。兴恩今年60岁，是翁先生的堂侄儿。1966年“文革”串联到北京，顺便跑到他伯伯家串门。正是乌云压城、山雨欲来的非常时期，翁先生没有心思陪小老乡，只让南方来的衣裤单薄的“红卫兵”，穿上姐姐们的大衣在北京到处闲逛。第二次是1983年，翁兴恩在供销社工作，趁出差的机会，再次登门拜访。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翁先生心情舒畅，谈兴甚浓。他一再打听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文教卫生事业的情况，回忆起孩提时吃过的农家荤菜——甘薯淀粉拌海鲜，说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家乡了。

翁先生自己用大烟斗抽旱烟，从书柜里拿出几包香烟和一罐茶叶招待客人。他亲自泡茶，在玻璃杯中放三枚茶叶。兴恩对一起前来的同事扮个鬼脸，悄声用方言道：“真小气！”翁先生听到了忙问：“你们说什么？”“没说什么……”兴恩不好意思了。“你说我小气，等会儿就知道了。”翁先生笑了，很开心。不一会，三枚茶叶泡开去，挤满茶杯，香溢客厅。烟看来质量颇佳，很提神，小半天两人差不多吸进两包。女儿说，这些都是翁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特供的商品，自己舍不得用，专门用作招待贵宾，笑着把剩下的两包烟拿起来。翁先生故作严肃地用方言说：“你俩把我半年待客的家当都抽光了！”说完哈哈大笑，像个老顽童。1990年翁兴恩第三次赴京，翁先生已逝世4年，门卫说他们搬了家。后来大姐如璧出差到福州也找过兴恩，不巧没遇上。

五

现在坑边村已经成为5000多人口的大村庄，水泥村道两边，栋栋小洋房拔地而起。乡亲们说，村里有一两千人在全国各地乃至出境出国经商办企业，十几年来，先富起来的乡亲捐资兴办了村里的各项公共事业，累计资金上千万元。翁先生的祖屋在村庄西南边，住在里边的农民都搬出去盖了自己的新房，原本就破旧低矮的农舍大部倾塌，一扇大门框还在，前面杂草丛生，我们在1962年翁先生摄影留念的地方又照了一张像片，感觉上像和翁先生一起合影。乡亲们说，村里正在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统一规划，不久一排新楼房就要在这里建起。返回的路上，经过坑边小学，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在晴空中像小鸟一样飞翔。一股深邃宽广的思念在我们心中回荡，竟有依依不舍的情愫了……

（2006年11月）

四个女孩的清华梦

选自《青年博览》2009年第23期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的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的父亲是冯友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梅祖芬的父亲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竟然会被拒之门外！

时间到了1957年，一个叫翁如璧的女孩，重蹈了上面三个姐姐的“覆辙”：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失败，被第二志愿的大学录取。但此时的翁如璧已经明白社会上流行的“走门路”了，她大哭着要父亲帮忙。如璧的父亲是翁独健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他回答女儿的只有一句话：“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如璧乖乖地去了录取她的大学。

家风，学风，校风，国风。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的确令许多后来者汗颜。

翁独健先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