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两重性认识

　　摘 要：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不是对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本身的记述，而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在书中托克维尔叙述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从爆发的原因、革命的性质到革命结果给法国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的看法。关于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有他自成一家的看法，但是身为政治家的他不免会受到出身及其阶级地位的限制，所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法国大革命的两重性认识。

　　关键词：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大革命 两重性认识

　　

　　一、托克维尔两重性认识的渊源

　　1.家庭背景。

　　托克维尔，全名阿列克西夏里・亨利・莫里斯・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法国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今伊夫林河畔的维尔内伊，1859年4月16日病逝于戛纳。家庭属于诺曼底贵族，如果深究，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征服者威廉时代的诺曼底贵族世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贵族世家）其外曾祖父马尔泽布（或译梅尔歇布）是旧制度时代颇有政绩的大臣，大革命时期曾作为律师在国民公会中为路易十六辩护。在辩护失败后，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一起被处死。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托克维尔，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分子，在复辟时期做过几任地方省长，其母亲对路易家族也有着真挚深厚的眷恋之情。在大革命中，他们也被革命政府逮捕，并处以死刑，后因为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倒台而幸免于难。但是革命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伤痕，父亲一夜白头，母亲精神错乱。

　　2.自身经历。

　　虽然出身贵族家庭，托克维尔却拒绝继承贵族头衔。由于家世显赫，托克维尔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1823年，中学毕业后，托克维尔赴巴黎攻读法律。1826年，获得学士学位，翌年在凡尔赛担任助理法官，时值复辟王朝末期。此间，托克维尔受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在思想上倾向君主立宪制。1830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登基建立七月王朝。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正走向社会平等，于是放弃君主立宪思想，转而重视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但由于家庭关系，他感到自己政治前途叵测，于是毅然决定和好友博蒙一起前往美国考察美国的民主政治。

　　从1835年至1840年，托克维尔先后完成了《美国民主政治》上、下卷的写作，并且凭借此书于1841年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托克维尔进入立宪会议，负责起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1849年6月到10月，他还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极力寻求欧洲均势，防止法国卷入国际争端。1851年9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此悲观失望，并拒绝效忠新政权。被解除职务后，愤而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历史。

　　二、托克维尔两重性认识的表现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写的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确实，在托克维尔之前已经有梯也尔、米涅等文人政客撰写过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虽然这些著作对法国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写作时，几乎没有援引他们的著作，而是另辟蹊径，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出发，研究大革命。尤其是他把1789年以后60年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这也使得他的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邃。

　　1.大革命的爆发并非起因于旧制度的残酷，而是改革的不彻底才导致大革命的爆发。

　　鉴于托克维尔特殊的家庭出身，以及自身的成长经历，他对大革命的认识带有矛盾性或者说是两重性。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这样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所以会爆发大革命肯定是人们受到残酷的压迫。可是托克维尔对此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有件事情，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不是在人们受到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们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他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并非总是情况恶化才引起革命。相反，事情常常是这样，人们长期忍受压迫并无怨言，一旦察觉到政府放松了控制，就乘机而起反抗政府的统治。革命爆发时的社会状况往往较以前较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个境况不妙的政府来说，当它试图改革的时候，正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实际上是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革命并非起因于旧制度的残酷压迫，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统治者软弱无力，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例如，路易十四远比路易十六专制，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臣民要比路易十六时代的臣民驯服的多。政府为了迎合人们的愿望而进行改革，结果往往导致更多的不满。政府只好再改革，然而越改越乱，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崩溃，革命也就成了符合逻辑的后果。

　　上面是从政治上看大革命并非起因于残酷压迫。从经济上看，托克维尔对此也同样有着自己的观点：托克维尔在法国的一些村庄发现了制宪会议所制定的土地分册和土地税收账目。同时他又查阅了户籍册、陈情书和固定财产拍卖单据，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国内追求财富、挥霍奢侈的风气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政府在推波助澜的同时又企图抑制它。这种致命的自相矛盾决定了它的统治必然垮台”。

　　托克维尔在这里所得出的结论，换一种说法就是：旧制度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坏，也不是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革命前法国人们的生活状况要比革命后的几十年好。革命之不可避免不是因为法国情况日益恶化，而是因为情况正在好转，财富的增加反而刺激了人们的贪欲，导致许多不利统治的因素，使得革命有了爆发的可能。

　　2.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又继承了旧制度。

　　过去谈到法国大革命时，都有这样一个观点：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象征，他将旧制度的一切都打倒在地，大革命与旧制度是截然对立的，似乎革命后的人们已与旧制度脱离了关系。

　　可是托克维尔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正文的前言里这样写道：“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和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入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大革命的瓦片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不情愿这样做……”

　　从托克维尔的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革命中人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与过去彻底决裂，但结果显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因为在对旧制度的调查和研究中，托克维尔发现了“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们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读到这里时，我们只需稍微联系生活的实际就很容易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的独到之处。试想在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做到彻底摆脱传统的影响，与传统完全决裂呢？所以说托克维尔在这里既肯定了大革命的功绩，即推翻了旧制度，又很肯定地认为，大革命是旧制度的继续，革命者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很多。

　　3.崇尚自由，蔑视民主。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着重讲到“民主”、“自由”、“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法国中央集权的问题，也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两重性。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表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确实一个贵族――也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力，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是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关于中央集权问题，托克维尔难以区分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以及拿破仑帝国时期中央集权的性质。这与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有关。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出托克维尔思想的两重性或者说是矛盾性。

　　三、托克维尔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65年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可是后来《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取得的成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到1859年托克维尔去世时，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时已印行16版，共计25000册。另外，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也都极为畅销。其中在英国，自1856年6月印行第一版起，至1949年共印行了13个版本。而进入20世纪以后，牛津大学校方甚至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程，可见它已经成为了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张芝联在中文译本的序言里将此书比作“史学珍珠”，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1870年以后，托克维尔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由于工人阶级的壮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托克维尔的社会改良思想无济于一解资产阶级的燃眉之急。到19世纪末时，《旧制度与大革命》已被视为过时的经典，很少再有人问津。

　　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给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极大的冲击。西方学术界掀起了“托克维尔复兴”的思潮，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试图从他的著作中寻求救世良方，用他的政治思想来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但他的某些观点也受到进步史学家的批判。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西方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对法国历史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贡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史料扎实，角度新颖，论断独到，自成一家之言。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不再就事论事地研究大革命历史，开始注意革命的长期起因。他对旧制度的研究，在当时为研究法国历史开辟了新的途径。19世纪下半叶，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相继问世，如勒普累的《社会改革》，泰恩的《旧制度》，索列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巴博的《旧制度下的乡村》和《法兰西的乡村生活》，等等。可见，无论在历史观还是在方法论上，托克维尔对法国历史编纂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他虽然称不上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但至少是一个有成就、有史识的历史学家。正如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一样。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著.冯堂译.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3］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回忆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写.托克维尔［M］.北京：三联书店，2006.

　　［5］胡勇著.一种中道自由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柏克著.何兆武译.法国革命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米涅著.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王养冲著.法国大革命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10］托克维尔著.周炽湛译.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