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欢迎的老师

迈克尔·桑德尔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老师？

□ 作者：吴海云 | 来源：凤凰周刊 201106

因哈佛网络公开课《公正》而全球闻名的美国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 ，“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近日携著作来华讲学，在京沪两地登台开讲。

图：迈克尔·桑德尔中国之行，演讲《正义：如何做才对？》

百年清华的讲坛上，桑德尔的课，一如既往，始于案例和发问。

“有两个兄弟，威廉和维迪。威廉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而维迪是黑帮人物，被指控犯有19项谋杀罪。联邦调查局找到威廉，威廉却谎称自己并不知道兄弟的下落，并拒绝协助警方调查。一名联邦检察官在陪审团面前向他施压，„你对你哥哥的忠诚，要大于你对马萨诸塞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回答：„我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同学们，如果你是威廉，你会怎么思考？”

台下一阵骚动。有学生发言，认为威廉做错了，他应该把马萨诸塞州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反对的意见也同时出现，认为威廉真的没有“义务”帮助别人逮捕兄弟，至少，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桑德尔于是发起了一轮“举手表决”。结果，只有少数人认为哥哥应配合警方逮捕，而大部分同学选择了沉默。桑德尔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话锋一转，抛出下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而是一场考试。你知道你兄弟作弊了，你会怎么做？保持沉默，还是向学校举报？”

学生们的选择起了变化。有一半人选择沉默，一半人选择向学校举报。有学生发言解释自己选择的变化：“第一件事我会举报，第二件事我不会。因为前者是杀人，后者会造成不公平，但不会像杀人一样触犯刑法?”

桑德尔微笑着对同学们的意见做了一个小结：“看来大家的冲突点在于，有

些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高于一切价值，有些人却认为公正公平的理念应当超越家庭甚至高于一切，还有一些人觉得，那得看具体情况。”

桑德尔的质询并未结束，相反，那才刚刚开始—

“假如你是一名忠诚的公司雇员，工作努力并回报丰厚。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公司为了赚取更多利益，在生产的食品里加入有害添加剂。你会怎么做？会举报公司吗？”

“那如果这一切发生在清华呢？一个国际评估团来到你们学校，对你进行访谈、了解情况。你知道一位教授在考试判分上不公平，但你很清楚，如果把这说出来，很可能会影响学校与学院的排名。为了学校的声誉，你究竟选择沉默，还是坦诚以告？”

“当具体的情境是国家呢？比如，奥运会来临，你却知道本国最有希望夺得金牌的运动员，由于谎报了年龄才得以参加比赛。你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这是典型的“桑德尔教学”—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对于一个案例，他很少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论断，而是以“苏格拉底式”的质询启发每一位听众，让他们在不断的追问和思考中打破思维的定势，重新体会道德的标准与价值。他从不引领学生达到某个结果，而是让他们知道每一个选择背后的伦理代价，以及人们应该为此承担的责任。

正是这种教学方式，让桑德尔成为哈佛大学最受爱戴的教授之一，更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这位凭借博士论文《自由主义与公正的局限》在学术界一举成名的学者，1980年初次在哈佛大学开设“公正”课程，当时的学生是100人；一年后，学生增加到300多人；第三次开课，学生人数激增到800多，此后一直维持在千人上下。哈佛大学因此向桑德尔和他的学生们开放了桑德斯剧场—一个有300年历史、可以容纳1200人的超级教室。30年来，逾万名本科生在那里经受了有关公正的哲学拷问。

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

凤凰周刊：在此次专访你之前，我在网上专门做了一个调查，问你在中国的“粉丝”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你。调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你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非常推崇。请问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教学方式？

桑德尔：那是为了刺激年轻人。我承认，我是故意地让学生掉进问题的“陷阱”里去，这可能就是人们把我的教学方式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惯常的思维受到了挑战，在犹豫、困惑和争论中，他们深切感受地到了哲学所赋予的冲动。

凤凰周刊：你在课堂和讲座中讲述的那些关于人性和伦理的道德问题，似乎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以至于你给学生制造的道德窘境总是十分的尖锐。为什么要这样？

桑德尔：因为当我们进行伦理学的授课时，不能靠抽象的演说，这十分无聊，而且永远也无法说服今天的学生。因此我举出充满矛盾的例子，比如一个道德伦理上的两难之境，告诉学生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的看法—不同立场的，不同角度和深度的，接下来，就请学生们选择立场和观点，并且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辩护。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在自我辩护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考虑道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想要试图摆脱自己陷入的道德窘境，唯一的途径就是思考，更深更全面的思考。我最终想要让学生们清楚的是，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伤害到一部分利益，无论你最终做出什么选择，也许都应该带上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的思路。

凤凰周刊：你的问题经常把听众逼入两难甚至三难的境地，是不是跟你问题的主题也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公正”，似乎本来就很难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桑德尔：当然。公正的本质也许很简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给予人们他们所应得的、他们所值得拥有的东西，但这只是在最一般层面上的含义。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对于谁应当得到什么、为什么应当如此，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天的人们对“公正”有着三种不同的理解和取向：第一种认为，公正意味着使得功利或者福利最大化，这是实用主义者的看法，这种看法的缺点是，公正成为了一种算计，而非原则；第二种认为，公正意味着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这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没有力量去要求人们质问偏好和欲望；第三种认为，公正涉及培养德性和共同善，它不仅包括正当地分配事物，还包括正确地评价事物。

凤凰周刊：你本人倾向于哪种观点？

桑德尔：我赞成的是第三种。在正当获取利益、尊重每个人选择自由的同时，关注并促进社会公正和公众德性，努力创建一个具有道德理想和公民觉悟的高素质社会，这也许是最完美的。但我不会把这种观点强加在我的学生身上。毕竟，这三种推理论证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都给人们提供了思考和处理现代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的方法。

凤凰周刊：既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们心目中的“公正”，你又为何鼓励持不同想法的学生彼此辩论，乐于把他们的想法推向极端呢？

桑德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知道，近几十年来，我们开始认为，尊重我们同胞们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就意味着忽视它们，不打扰它们，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公共生活中不涉及它们。然而我认为，这种回避的立场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尊重，它经常意味着压制，而非避免道德分歧；相反，一种对于道德分歧的更加有力的公共参与，能够为相互尊重提供一种更强而非更弱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学生们彼此争辩，希望他们关注身边的同学带入课堂的各种道德和伦理信念，并将这种习惯保持到日后的公共社会中—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质疑并且反对，可以聆听并且学习，但不要刻意回避。

互联网时代带来教育平等

凤凰周刊：随着你的公开课视频在互联网的播出，你对于“公正”的讨论已经从哈佛的礼堂扩展到了全世界。是什么促使你参与这个“开放课程计划”的？ 桑德尔：我本人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在我看来，教育是一项公共资源，应该被免费共享。它不应该是私有财产，或者是付钱上课的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它应该成为公共财产，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个想学习的人都可以学习。你注意到没有？这其实也是一个有关“公正”的话题。

凤凰周刊：那对于你的学生来说呢？他们愿意自己原先作为哈佛学生独享的精品课程被全世界的人分享么？

桑德尔：确实有那么一小撮的同学不那么满意。他们说：“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课程？我可是花了很多钱才来到哈佛的！”但绝大多数的同学，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和兴奋。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在桑德斯剧场里特别设了一块摄像机不会拍摄的区域，如果你不愿意被节目组拍到，可以选择坐在那里。但真的选择坐在那儿的学生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介意被拍到节目中，他们还主动发言、提问，以非常积极的情绪加入到这个全球公开的课程中。

凤凰周刊：因为你和其他一些教授网络公开课的成功，一股网络开放课的热

潮正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大陆的不少著名高校开始积极行动，把自己的精品课程推上互联网。你对你的中国同行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桑德尔：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也相信那些老师都会干得很棒。我所能给出的建议是，尽管您是在录制面向互联网受众的节目，但不要因此而影响您课程的完整性，不要去刻意地迎合镜头，原先怎么上课，还是怎么上课。我当初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完全没有顾虑摄制组的存在。没有重复，没有停顿，一节课，就是一期节目。事实上，在第一天开始录制的十分钟之后，我和学生都几乎忘了那儿还有摄影机。

在中国的体验

凤凰周刊：你这已经是第三次到中国讲学了。中国人对于“公正”的理解，对你的治学有特别的帮助么？

桑德尔：那当然。如果说西方传统中就带有对自由主义的热爱和偏执，那中国受儒家传统影响，对“公正”的考量，就更偏重家庭和群体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对我很有启发，要知道我本人就不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尽管我在讲课时、写书时提到的都是西方传统的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约翰·罗尔斯，但我对于自由至上主义，尤其是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 凤凰周刊：然而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已经渗入中国。尤其是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崩塌、甚至溃败。

桑德尔：这样的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事实上，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现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道德流失严重。这说明中国正在经历许多深受市场经济体制之害的国家遭遇的问题。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真正的危险来自市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并主导了社会关系，这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无论对中国、对美国、对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将市场力量与道德责任感结合起来，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普遍的社会福利、全民的健康保障、充足的受教育机会。 凤凰周刊：你为何对“市场”如此敌视？

桑德尔：我想借用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发表的一段演讲来阐明我的观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总而言之，GDP 并不能使生活变得富有意义。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

凤凰周刊：你觉得，全民对于“公正”或是“公正”的讨论，有助于你期望中的美好社会么？你如此执著地在全球进行有关“公正”的讲座，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桑德尔：我承认，我的动力就源自于我希望人们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相信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的、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公民教育不是灌输和教化，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于对自治的参与，来自于一个社会的公民同胞对于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而进行的理性商议。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道德和我们的信念有更深入的认识。政治哲学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它可以让讨论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