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戊戌变法中的慈禧太后

论慈禧太后不反对戊戌变法

摘要：

慈禧在政变后对待新政态度是有取有舍。取舍标准是以社会承受能力为准。慈禧甚至比维新派走得更远，戊戌政变后清朝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支持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关键词：慈禧 戊戌变法 不反对

长期以来，就我们从课文所知，作为晚清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封建顽固派和守旧派的代表，是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近现代的卖国贼，民主革命进程的阻碍者。在戊戌变法中，我们基本上认为是慈禧一手扼杀了历时仅103天的变法运动，阻止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以至于骂名与指责纷至沓来。在后人看来她就是帝国最为阴毒可怕、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了! “女人祸国”，多是人们对她的评价。即便在她离世后，人们也多不改对她的负面评价。难道在戊戌变法整个事件的原委果真如此简单吗？在处理变法方面慈禧太后的做法应该被全盘否定吗？

慈禧太后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清史稿记载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同年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杀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随后推动晚清洋务运动，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史称同治中兴。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1875年同治帝崩逝，慈禧择其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咸丰大统，年号光绪，两宫再度垂帘听政；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1884年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开始独掌大权；1889年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1898年，戊戌变法中帝党密谋围园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斩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并再度训政。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做为新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17点（未正三刻）在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

戊戌变法前，慈禧的态度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改变。随后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等外忧内患，使清政府部分开明官员及部分知识份子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改变方能自强。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的洋务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以“自强”“自富”为口号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更新军事设备，增添舰船大炮，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一时间清政府似乎达到“同光中兴”的“盛世”局面。

但是，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这场战争使堂堂大清帝国败在一个“蕞尔小国”的手上，《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国人对清政府的失望到了极点，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沧海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 [1]。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人们开始把愤怒的焦点对准最高统治当局，以发泄心中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也强烈地指责部分因循守旧的投降派大员。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封建制度提出质疑，他们利用科举考试的机会（公车上书）冒死向当权者请愿，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进行制度改革。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最为突出，他们利用人们在甲午战后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呼吁以维新变法救国，从而使变法成了一种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1888～1898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七次上书，大声呼吁变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书》，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方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2]。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深重、国事日下的情况下，年轻的光绪皇帝很容易受维新派的影响，立志革新图强。同样，作为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又岂会无动于轰呢? 故当光绪准备重用康、梁师徒着手进行维新交法的时候，慈禧出于维护自己最高统治地位的需要，也还是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不可能反对变法。“时帝颇流览新书，见刘瑞芬《英法政概》，宋育仁《采风记》„„。遂为后言，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进后览，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帝以告同龢，同龢退告其门弟子曰：今而后法必变矣。”[3]这是费行简所记《慈禧传信录》里的一段话，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慈禧太后一开始还是很认可光绪帝的变法想法。因此，还在戊戊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就多次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洋务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其改革涵盖了清政府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财政、军事、人才等方面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支持。另外，之所以说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光绪皇帝进行维新变法，这从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权力归属来看，也是合乎逻辑的。慈禧太后从1861年开始垂帘听政，同治十二年一度归政，但是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登基，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即使在1887年开始，慈禧太后就已经归政于光绪，但是大清帝国的真正权力还是掌握在慈治太后的手里。光绪亲政伊始，醇亲王奕譞等权贵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要求朝廷中有关军国政务的奏折，在皇帝批阅之后，要由军机处抄录“恭呈慈览”，这种做法一直延至“百日维新”期间。苏维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曾这样写道“德宗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

[4] 这就意味着光绪皇帝虽然已亲政却无实权，也就是说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所颁布的法令应该是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同意，在权力上名实不符的光绪帝根本就不敢也进行不了任何的改革，更不可能在短短的百余天里连续颁布了上百道改革法令。

所以，我认为在戊戌变法进行之前慈禧太后就已经倾向于变法求强，甚至已经在一定的行为上表现出对光绪即将进行变革的支持。

戊戌变法时，慈禧态度的逐渐转变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6月11日, 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 变法从此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启动后，慈禧太后并没有任何反对，据史料记载，光绪皇帝在颁布《定国是诏》之前，曾就此事赶赴颐和园乞请，慈禧曾表态：“汝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由此可见，光绪领导的康梁维新变法在最初开始时，慈禧太后对变法基本上是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而且，“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光绪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以及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皇帝‘恭呈慈览。’” [5] 著名史学家胡绳也曾指出： “对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的意见，有的上谕，如设商务局，还经过慈禧批示同意。有的上谕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的。” [6] 因此， 长期以来， “光绪皇帝和慈禧个人之间的矛盾被夸大了， 其实，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和光绪母子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 [6]濮兰德在《慈禧外记》中的也有这样的记载：变法之际，“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7]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也有类似记载。他说，百日维新之际，慈禧仅“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为此，她特地叮嘱光绪说：“苛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8]这句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还让光绪“自为之”。以上资料的记载者濮兰德是晚清时期英《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长期驻守中国收集资料，同清政府上层人士保持多种联系，可从内部得到相对可靠信息，所以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费的资料来源虽不好考证，但其记载与濮兰德相似，若非偶然，似乎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下诏废八股时，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诏令无法正常施行。他随即去颐和园请求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此外，就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慈禧太后又发出了一道重要谕旨：“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纳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9]这道谕旨同样说明了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慈禧还给予了光绪一定的权力去实行变法，使其得以下诏罢免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启用康梁等人为军机章京等职。甚至当慈禧的一些老臣要求她重新训政，废除变法时，慈禧还是拒绝了。“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宗法，请训政，后不许。” [10]由此可见，变法初期，慈禧对维新派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对变法也有着相当的容忍度。

但是，不久慈禧就发动戊戌政变，操刀挥向维新派，亲手埋葬了此次变法。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慈禧态度转变的事情吗？

从现有史料可知，在戊戌变法短短的百余天里，光绪帝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几乎每天3条。用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的话来说：“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另外，由于忙于颁布诏令，光绪帝对新政实施后会留下什么不良后果，以及会有什么影响都没有任何考虑。此等急于求成之心，实属罕见。我们都知道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政

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作为年轻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而作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凭借其数十年的执政经验已经看到了揠苗助长的后果，不管是出于对王朝稳定还是权力的争夺，帝后俩人对于变法的态度逐渐产生了分歧，这一点在光绪的密诏中可见一斑，该密诏是1898年9月15日光绪赐给维新派的密诏。密诏有几个版本，但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认为《光绪大事汇鉴》所载应为真本。故笔者这里引用该版本。密诏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11]从这份密诏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是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反对的只是“将旧法尽变”，也就是可变而不可尽变；第二是反对“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尽行罢黜（“尽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即登用康有为等英勇通达之人。而这两点恰恰就是康有为激进变法的核心所在。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主张激进变法，即主张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立天地之功”，“别立堂基，涤除旧弊”。[12]。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按康有为的想法：“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 日本实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耳。”[13]这种过激的言辞并不利于任何改革的进行，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反倒会树敌太多，招致更多的变法阻碍。因为改革必定会牵涉一些个人利益问题，还要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过于激进的改革必然会遭自被触及利益方的反对。例如废除科举，“人人都知道废八股， 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 ，数干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14]故此项改革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梁启超对此也深有感触：“凡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打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之为热中，或斥为病狂。”此举可谓使读书人群起而攻。慈禧虽然也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但也并没有阻止光绪的下诏。到了8月30日，光绪下诏“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湖北、云南巡抚、河道总督、各省粮道等官裁撤”。此诏一下，被裁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而9月初，光绪任命军机四卿，结果更是“军机大臣侧目而视。” 这个改革措施直接把朝中大臣推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当然，这样大范围的政治改革不可能不引起慈禧的注意，而且光绪帝在下诏之前并没有请示慈禧，这在慈禧看来相当于夺权啊！这也是慈禧难以忍受的。至此 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改变， 这种微妙的变化就连光绪皇帝本人也觉察到了。他在给维新派的密诏中透露了他的担心，光绪的担心随后就得到了验

证，慈禧太后不久就斥责光绪说：“ 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有法处治之”[15]

于是 ，在晚清帝后两党之间，由变法程度的分歧开始引发了矛盾冲突，随后就愈演愈烈。但维新派非但不调整，反而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进行变法，先是要设制度局，接着要想康熙、乾隆那样开懋勤殿；到了9月份，不但将礼部六堂官全行罢免，把李鸿章、敬信赶出总理衙门，甚至要“围园劫后”，捕杀西太后。维新派想杀慈禧，我们可以从谭嗣同德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可以看得出，“杀贼”无疑是直指慈禧。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甚至要置她于死地，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可以说维新派的作法不仅仅是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威胁到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安定，更关系到两派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条件下，慈禧发动政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失败。

戊戌政变后的慈禧

我们所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戊戌政变后慈禧废除了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维新措施。事实上，这个说法与事实有悖，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还应是慈禧在戊戌政变后对待新政的态度了。政变发生后，慈禧除了杀掉谭嗣同等六人之外并没有乘机大杀维新派人士，也没有废掉所有的新政，而是适可而止，并根据式情况来取舍，取舍标准就是看社会承受能力与国家的实际需要。社会能够承受的基本保留下来了，社会不能承受的则基本废除了。在政治上，慈禧命令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办事，毋庸裁撤”。但“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该督抚认真裁汰”。经济上，京城所设农、工、商总局虽被裁撤，但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并命刘坤一、张之洞等就沿江近海一带先行试办商务，并批准了张之洞所拟八条办法。教育上，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科举虽恢复旧制，经济特科也被停止，但考中武科举的要分送神机营或就近挑入武备学堂学习新式军事。社会风俗方面，“各省祠堂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至于民情不便”[16]。由此可见，慈禧在政变后对待新政态度是有取有舍。取舍标准是以社会承受能力为准。慈禧甚至比维新派走得更远，戊戌政变后清朝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支持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从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到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再到1905年9月，清朝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12月，下达“考察政治谕”，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再到1906年9月，慈禧发布立宪诏书，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义的决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举在慈禧看来，可使君权永固。最后到1907

年8月，宣布筹备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和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

清朝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诸多领域，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康梁的戊戌维新。因此说，如果慈禧完全是反对戊戌变法的话，那么三年后由她亲自发动的这次“清末新政”，我相信任何人也是难以理解的。

结论

综上所述，在戊戌变法的前前后后，不能简单地把慈禧太后归结为封建顽固派，也不能肤浅地认为慈禧太后是反对变法的。 因为在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基本上是默许、 支持光绪领导下的康梁维新变法的；在变法之中，慈禧提倡渐变，反对急变，强调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在政变之后，她还是论人不论事，对维新变法的措施取舍得当，反维新“ 乱党”，而不反对变法本身。 因此，笔者认为，就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来说，慈禧太后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变法，而是反对当时光绪皇帝和康梁维新派他们的过激做法，希望在维持整个国家的政局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变法，而她自己本人更是亲自主持进行晚清新政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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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c]．L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赵柏严. 光绪大事汇鉴(下册) •卷九. 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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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c]．L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4]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M]．上海：三联书店，2001．

[15]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c]．L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