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削藩"

　　31个省市区各自公布的2009年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量高出近1.9万亿元，增速高出3.51%。为避免数据吊诡影响决策，今年将实行国家统―核算地区GDP方案，相当于剥夺省级独立核算权。 　　从8.7%到12.21%，中国GDP又一次的“被增长”。2010年一开始，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再次感到了难堪和前所未有的压力。 　　可怜的“罪人” 一些大型国企上报数据的主动性和严谨性不够。 　　GDP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底。一个年度终了，不免需把自己的账本公布出来。 　　2010年1～2月是各地召开“两会”的日子，各省市区2009年GDP数据借机纷传捷报。《凤凰周刊》根据各地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汇总测算，31个省市区2009年GDP总量加起来是354028.31亿元，增速平均达到12.21%。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全国GDP总量335353亿元，增幅为8.7%，两者相差18675.31亿元。这个多出来的GDP占到了全国GDP总量的5.6%，相当于吉林、山西、新疆的2009年GDP的总和。 　　数字再次造假，使得2009年新修订的《统计法》和同年实施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几近一纸空文。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怎样判断经济形势？中央判断经济形势，不仅要看全国的经济数据，也要看地方的数据。”马建堂1月28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有些愤激地表示，一些地市在统计数字的时候，甚至有18%～20%的增速。 　　中央政治局对2010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极其复杂”，这迫切需要统计局有准确权威的数据供决策参考。 　　“我们的数据不是做给领导人看的，它关系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要继续执行，”马建堂说，“如果谁搞错了，将是历史的罪人。” 　　2009年为“经济增速和发电量的不匹配”，“工资被增长”，“房地产、就业数据部门间打架”而苦恼的马建堂，2010年1月在北大学生面前也没能得到丝毫慰籍。 　　当马建堂用最新出版的国家统计年鉴来激励学生回答“什么是统计”问题时，学生举手回答，“所谓的统计就是估计”。国家统计局国民核算司处长郑学工感到委屈，“不管数字失真的原因是什么，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统计局的头上，把统计局当作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 　　地方的GDP统计隐藏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和畸形。统计局身陷其中，只是整个行政体制一系列扭曲之后的末梢呈现。 　　三方博弈数据吊诡 　　自2001年开始，每年的GDP增长速度，地方公布的就比国家高两三个百分点。 　　中国GDP采取生产法加（卫生、教育、行政、家庭服务等）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GDP数据的形成，自下而上经历了乡镇、县市、省、国家四个层面的核算汇总过程。 　　由于统计数据承载了太多的利益诉求，数据流动到县、市、省的每一个行政层级，犹如瀑布，都会形成一个个深潭。 　　水潭深处，满是囚徒困境式的“统计博弈”。博弈方有三类人：具有统计资料报送义务的统计调查对象，负责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的统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地方政府领导。 　　县级GDP的数据收集对象包括各乡镇的报表，工商、地税、国税、质监、公安等平级部门的系统数据，以及对规模以下企业的抽样调查。 　　对各乡镇来说，真实数字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本单位需要配置数量质量都达到要求的统计专业人员、建立统计制度和组织、顶住报假可能得到的好处的诱惑、顶住外部的干预。 　　部门统计和政府综合统计是平行的，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协调。行业部门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时，并无法律规定应抄送同级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江苏省统计局的汤以伦介绍说，同时，由于考核指标牵引，有些部门对行政管理比较关注，不重视业务统计，采取应付的态度，说不清整个行业情况。 　　接受统计调查的企业，多为私营单位、个体户。透露家底并没带来多大好处。隆回县统计局的肖升初直言，特别是涉及与收入支出等经营情况有关的指标，被调查企业思想包袱沉重，顾虑较多，导致申报数据严重失实，更有甚者拒绝调查，社会配合程度整体下降。 　　汤以伦发现，某个发达地区省会地方的房地产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亏损面达75%，与当地一片欣欣向荣、明显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完全是两种景象。 　　统计局及统计人员是博弈的第二方。 　　统计部门在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是“弱势群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每项工作都是求助他人的工作，上求领导重视，下求统计对象配合。 　　于是，寻求制约权成为统计部门特别是上级统计部门的首选，统计考核应运而生。新型工业化考核、固定资产投资考核、节能降耗考核接踵而至，还有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经济指标排队。 　　但各级统计部门参与各种经济指标考核，是一把双刃剑。最后真正受GDP“考核”的就成了县统计局。 　　县统计局一般只有5～6人承担全部的业务统计工作，肖升初说，任务的繁重使县级核算人员整天疲于被动接受工作，数据质量已难保证。移动、联通、电信等很多法人单位属于上级直管，上报给县统计部门的数据存在某种随意性。加上统计局的人、财、物又都得靠地方政府供给，最后只能用统计数字的核算权和发布权与地方政府做交易，购买工作条件。 　　地方政府领导人是博弈的第三方。 　　对地方政府领导人来说，地方拥有统计权，就好像地方政府拥有一家合法的“政绩包装公司”。既然经济统计数据已被赋于政绩考核的“神圣”职能，那就利用上下级之间对数据了解的信息不对称，展开统计竞赛和利益寻租。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朱永新一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揭露，地方政府一个普遍现象是，精心设计“两本账”：对内一本账，对外又是一本，向上级汇报成绩是一个数字，讲困难、搞扶贫时却又出现了另一个数字。 　　地方领导还有一个困境是，由于历史数据积重难返，如果报上真实数据，和往年比较，某些地区可能会出现经济“负增长”，为了面子，不得不继续沿用虚假数字加以掩饰。 　　地方围绕数字与仕途之间的逻辑困境，最后以一堆数据形式“上抛”到了国家统计局面前。 　　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的国家统计局，并不是将各地方GDP数据简单汇总成国家GDP，而是再根据企业联网上报数据，中央各部委、银行及地方统计局上报数据，按照全国统一的计算方法测算出GDP。 　　这给国家统计局吃了不少苦头，同一个年度GDP要核算三次。第一次是依据进度统计资料核算，形成GDP的初步核算数，通常在次年1月底前发布;第二次主要依据专业统计年报资料核算，形成GDP的初步核实数，于次年9月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第三次主要依据专业统计年报和部门会计、财政决算等资料核算，形成GDP的最终核实数。 　　历史与“水分” 　　统计的困境源于上世纪50年代，并绵延至今。 　　1952年大陆统计体制确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模式。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导大跃进。《六十条》第9条规定：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公开发表，必须完成：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内部掌握，力争完成。第三本是地方的生产计划。地方也有必成、期成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必成的，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评比时，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这个“三本账”的方法是逐层加码的方法事实上，这种双重计划制度并不限于中央和各省，它还往下推广到县级，因此又多了生产计划第四本账。该制度的直接结果就是指标成了政治热情的象征。这种公布最低指标和对最高指标保密的制度在整个跃进过程中都坚持着 　　彼时，统计部门在成为地方党政机构用来刺激建设项目和展开竞赛活动工具的同时，也失去了进行准确统计的能力一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一部分统计干部，抱着一种神秘观点，认为统计工作是少数专家的事情，不能走群众路线。因此，他们只靠各级统计机构和少数专职统计干部办统计，强调统计工作中的垂直领导。一切报表制度、指标体系、计算方法，都要统一规定，上下一致;一切统计资料，都必须由统计机构的专职干部亲自来收集和整理，决不能依靠地方，更不能依靠群众。在主张这样做的人看来，如果把统计机构、统计工作置于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就可能损害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完整性，还有可能出现“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损害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很明显，这种观点、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统计工作逐渐脱离各级党的领导，走上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道路。 　　到1963年，“三年困难”后，统计体制调整为“一垂三统”，但随后在文革中被废除。直至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恢复“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体制。 　　此后，每个地区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事先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湖南新邵县统计局吕小梅表示，地方各级人大年初通过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往往自上而下“层层加码”。 　　当全国“十一五”规划确定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后，随之31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预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最高的达13%，最低为8.5%，普遍超过中央提出的总目标1-2个百分点。 　　这些分配的目标需要统计局来完成。夹缝中的统计局，实践中成了“桶气局”、“水分局”。 　　2005年2月3日，当安徽省级统计机构与地市级统计机构核对2004年各项统计数据的关键时刻，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自杀。就在刘敏自杀前一个月蚌埠市宣布2004年全年GDP同比增长16.5%，首超全国、全省平均增速。而之前2003年蚌埠GDP增长仅为6.4%。 　　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统计局甚至成了帮凶，曾亲自威胁企业，若不造假数据就罗列一些罪名，用《统计法》进行制裁。 　　统计“削藩” 　　为了制止地方数据造假，马建堂1月28日称今年将实行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据此方案，各省只提供基础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相当于剥夺省级独立核算权。 　　“这是中国统计系统即将到来的重大改革”，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 　　目前，已有浙江、上海等少数省市开始对地方县市的GDP直接下算，即由省对各个市的GDP进行统一核算，各市对所辖各县的GDP再进行统一核算。 　　这是用一把尺，自上而下倒逼各地统计标准和方法的统一。 　　此前国家统计局为数据独立已费过不少心思。2005年剥夺各省擅自公布GDP的权力，2006年，国家统计局直属的三支调查队合一后，规定各地统计局的GDP须由平级的调查队审核监督。但这些仍未能改变数据自下而上和交叉重复的结果。 　　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决定加快推进规模以上工业、资质以内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统计的国家联网直报，有条件的企业可通过联网将原始数据直报国家统计局，减少中间汇总环节。同时加大企业一套表的试点，解决统计中专业分割的情况。 　　同时，国家统计局透过其辖下一支由1.96万人组成的调查队加大抽样调查，补充地方统计局的全面报表。 　　此外，国家统计局也加快建立科学的数据评估方法，利用可靠的行政记录来评估统计数据，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指标与用电量、货运量、税收等增长的匹配性来评估GDP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从2005年起，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调研平级部门报送的统计资料，如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数据、财政部统计的财政收支数据等，判断上述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统计局所用。 　　为实行下算一级的核算制度，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也悄悄增加了地区GDP核算处。 　　“削藩”需要国家统计局做大。郑学工表示，国家统计局目前不足以承担全国统计系统的领导中枢作用。 　　他介绍，国内现行的统计调查体制在人员设置中，国家一级的数据开发利用人员和基层直接参与统计调查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中间环节的上传下达人员却占用相当多的人力，机构层级过多，调查人员力量分散。 　　“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国统计系统有一个肥胖的身躯，却长了一个小脑袋，大脑指挥不动四肢，行动起来很不协调。”郑学工说。 　　统计权力上移后，叶青感到的不是失落，他说，这是一种解脱。 　　下算一级的未来方向是取消地方GDP。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等人，曾一度向全国人大建议把GDP指标从地方指标中取消，地方只管卫生、教育、就业、环保这些硬性指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李文溥教授称，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地方上并没有进行GDP统计的惯例。美国统计全国GDP也不是采取地方政府上报统计报表的办法，而是抽样调查，由抽样企业所填写的数据，与地方政绩考核不存在关联。 　　但取消地方GDP，同时需要转换中国经济增长的“诸侯竞赛”模式，剥离数据上附加的利益。否则一些地方很难不会因此而“跑部钱进”，加大公关力度。 　　编辑 王何畏 美编 庞克 统计数据失真，人们容易把过错算到统计局头上。图为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被记者“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