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同志的才识全党皆知。他‘才兼文武’，‘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是江泽民于1996年7月24日为《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作序时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而且是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萧克将军曾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夏，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直接主管军队日常工作；1952年夏季后，他虽然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由于周恩来生前虚怀若谷，不愿多宣传自己，加之一些史料还没有公开，他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远未被人们知晓。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是一支拥有500多万兵力的军队，但几乎没有海军和空军，更不用说拥有原子弹和氢弹这样的尖端武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又使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国防形势，周恩来于1950年6月明确提出：“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同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这实际上明确了我国国防建设的战略目的。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是保护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和平建设的依托，又是反对、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他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提出国防现代化的任务后，周恩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他认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要大力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要瞄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武器装备。“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掌握和运用尖端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国防工业和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素质，同时，“对现代化装备不仅要懂得运用，还要懂得它的性能、原理”。在军队的现代化装备方面，主要抓尖端，还要抓常规。周恩来指出：“现在的常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常规了，尖端主要是指原子、电子、导弹、超音速飞机等，其他都是常规，是现代技术水平上的常规。”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国防建设的战略目的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且还提出了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与原则。他认为，国防建设必须立足国内、依据国情，坚持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完全依赖外国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还会受制于人。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要拒绝接受外国援助，“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周恩来主张国防建设应依靠人民，尤其“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号召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参与国防建设，他说：“今后对付帝国主义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做出更大的努力。”他还提出，国防建设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其规模和发展速度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并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加强。另一方面，“军队的装备、我们的国防工业，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走在前面”。至于如何把握平时与战时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提出要平战结合、军需民用结合。他要求各个企事业单位和经济部门，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同时，又要求军工部门在和平时期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一味考虑生产军品，武器造出来，仗又不能打，枪炮又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而且武器装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更新，大量的武器生产会造成严重浪费。和平时期军工部门能够生产的，民用工业不要重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军工部门支持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同样也就增强了国防力量，提高我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总体实力。

　　“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一个战略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主要作战任务由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解放全中国转变为防御外敌的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要作战对象由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者。为适应这一转变，周恩来提出了优先加速组建和发展人民空军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空军的“任务最重，不但要掩护陆军，配合海军，本身还要独立作战”。“现代战争的打击力量主要是空军掌握”。为了改变新中国没有空军的状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决定于1949年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由他负责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随即，周恩来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在全党、全军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

　　空军建设，首要的问题是人才建设。周恩来很早就开始关注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的人才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党曾选派了43名红军干部到新疆盛世才所办的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机械。周恩来对这批人才十分关心，他先后两次看望他们的代表，并指出：“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先培养干部，将来一旦有了飞机，你们40多个同志，就能形成战斗力。”“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抓了创办航校的工作，对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等，都亲自过问。他在会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时说：“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校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创建人民空军需要大批的飞机、器材、设备,在短时期内我国都不可能生产，而组建航校和航空兵部队又都急需飞机和器材设备。当时，解决这一供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苏联购买。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1950年10月他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与苏联领导人重点商谈援建中国空军问题，回国后又就飞机装备等问题，多次向苏联领导人发出电报。经过3年的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建立起20多个师及其他勤务部队。

　　人民空军组建后，周恩来十分关注空军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国土防空等作战工作。朝鲜战争对年轻的人民空军来说，既是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同时也是一次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极好机遇。1950年8月，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轮番实战”的战略思想，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周恩来“轮番实战”的思想，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空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由于人民空军是刚刚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军种，缺乏与敌空军作战的实践，对空战的特殊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而所面临的作战对象，又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有着丰富空战经验、装备精良、规模庞大的美国空军。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态势下，为争取空战的胜利，在战斗中壮大自己而不被强大的敌人所消灭，空军不能过早地、零星地使用兵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作出之后，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还及时提出了“准备第一，逐步使用，逐步学成，由少而多，由后而前”的作战方针。人民空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准备，慎重出动，第一次空战便取得了击伤敌机一架的战果。志愿军空军在初战告捷的基础上，一面扩大作战兵力，由出动几架飞机的小打，逐步扩大到同时出动上百架飞机的大打；一面认真总结空战经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不会空战到能够空战直至精通空战的转变。人民空军在历时2年多的抗美援朝作战中，一共击落敌机743架，击伤敌机1654架，打出了军威、国威。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空军又先后进行了援越抗美以及入闽、入桂的轮战锻炼。在援越抗美以及国土防空作战中，空军部队都较好地贯彻了周恩来的这一作战方针。实践证明，空军参加实战锻炼不仅是战争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促使空军成长壮大的正确道路。

　　周恩来还用相当多的精力指导和关心空军的军事训练，提出了“从实、从严、从难”的训练原则。“从实”就是从实战要求出发，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周恩来指出：“三从主要是从实，要从实战情况出发实际地去打。”“从实”的另一层含意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周恩来指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它提高，我们也要跟着提高，在技术上、战术上拿它做榜样，要赶上和超过敌人。”“从严”对飞行训练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周恩来对空军历来要求很严，他在与空军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不管做任何一件大小工作，都要认真负责，严格要求，都要细致踏实去做，才能做好，才能落实。”有一次，当他看到飞机起飞前，有人骑自行车通过跑道时，便非常严肃地批评道：“飞机要起飞，怎么还有人骑自行车通过跑道，你们管理太松弛了，这样以后要出事故。”“从难”是指空军训练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飞高难度课目。他指出：“各种条件都要飞一飞，不要太神秘了，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从实、从严、从难”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周恩来求真务实思想在飞行训练中的具体运用。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上长城’”

　　海防在周恩来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中也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人民海军的建设同样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1949年8月，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视察战火中诞生的华东军区海军时题词：“为建设中国人民的海军而奋斗。”经过他的精心筹划，1950年4月正式建立了海军领导机构。6月，他在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谈话时，要求加强海军建设，同时听取了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表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1950年7月，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制定海军建设的战略规划问题，指出：“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统一部署下，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加紧进行战斗训练和力量建设……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海军党委召开海军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建设规划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审阅了海军提出的三年建设计划。这一计划明确规定了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组织原则、基本任务和具体实施方针，提出了“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的奋斗目标，从而对海军力量建设做出了战略性的筹划。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在海军和海防建设史上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建立海防”必须把海军的“力量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注重海军兵种建设，把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等诸兵种的建设作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基础；注重海军院校建设，培养海军高素质人才；注重武器装备建设，积极推进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注重军事训练，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形成现实的战斗力；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不断推动海军现代化进程。1951年夏，周恩来视察了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他动情地对副校长张学思说：“我国是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上长城’。你们海军前途很远大，既是大海的保卫者，又是大海的建设者，你们是海洋的骄子啊！”1954年4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1957年8月，为庆祝我军建军30周年，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检阅海军部队。在阅兵式上，他强调指出：“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阅兵式结束后，应受阅官兵请求，他又挥笔写下了“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的题词。“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海军诸兵种建设，特别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核潜艇部队的建设更加关注，并抱病为海军建设和发展扫除障碍。周恩来关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以海军为主体，以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为骨干的海防力量体系的思想，关于建立以核导弹潜艇为标志的海军战略兵种以遏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实行海上威胁的思想等，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周恩来还正确指导确立了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的“三军”配合、协同作战的原则。他认为，陆、海、空三军部队是“常备军”，是海防武装力量的支柱。其中，海军是海上反侵略、“御海洋”的主力；沿海陆军是抗登陆、“固海岸”的骨干；沿海空军是打击空中袭扰之敌、支援地面和海上作战的空中堡垒，三军共同筑就新中国的“海上长城”。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联合作战、协同作战的基本原则。海军内部的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和陆战队等诸兵种也有一个配合协同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开展海防斗争中必须坚持“积极配合”、“主动协同”的作战原则，以提高海防武装力量的“综合作战能力”。1950年11月，周恩来对“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的提法表示赞同；1957年8月，他检阅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举行的联合演习时，对协同训练的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

　　“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勃然兴起，人们称之为“原子能时代”。当时美国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图称霸全世界。周恩来为党中央迅速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许多奠基工作。早在1949年春，他就考虑到建国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批准拨给一笔外汇，让科学家在国外采购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后，中央书记处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最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创造了基本条件。1956年3月，周恩来派刘杰、刘伟和钱三强等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由于周恩来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掌握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了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国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面对中苏破裂后严峻的国际环境，周恩来发誓：“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1964年10月，周恩来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2月，周恩来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如果搞得好，能够制止战争，最后消灭核武器”。又说：“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他又及时提出，应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以“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1970年7月，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试验反应堆即将进行启动运转试验，周恩来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并做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重要指示。1971年6月，我国即将在潜艇上装填核燃料，做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又做了重要指示：“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取得经验。”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回顾我国尖端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钱学森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钱三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组织领导下，我国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发展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题图：1957年8月，周恩来在萧劲光的陪同下检阅海军北海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