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笔下的阁下形象

2013年第3期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3, №3 总第41期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Serial №41

漫谈契诃夫笔下人物对生活的“怕”

张中锋

（济南大学， 济南 250022）

提 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表现出对生活的怕。这种对生活的“怕”往往来自在多个方面：专制的高压、大众的蒙昧、生活的庸俗化、对新生活方式的惊恐，以及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等。这种对生活的怕不但揭示了人物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压抑，而且怕的无所不在也造成了读者心理上的紧张感、恐怖感，以及由此种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本能快感，从而达到了美学上的审丑效果。

关键词：“怕”；恐怖感；快感；审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他的主要创作时期是处在19—20世纪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不但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与革命、贵族与平民、传统与现代、市场化的与市侩化的、道德的与拜金的等新旧杂陈的诸种观念的交汇时期，而且还是一个信仰危机和容易患世纪病的时期，因此，作为一个思想非常深刻和感受能力特别强的作家契诃夫，一定会感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代，因此，他抛弃了先前或者同时代那些文学大师们惯用的对社会充满道德激愤的宏大叙事方法，而是采用了较为能够迅速反映出生活百态的中短篇小说。至于戏剧创作契诃夫也不再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对立与冲突，认为这样做是对生活的一种简化，因此，他的戏剧带有散文化的倾向，这表现在美学上就是取消了悲剧与喜剧、崇高与滑稽等的严格界限，使得其创作带有“泛喜剧”的味道。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掩饰不住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对现代社会变动不居或稍纵即逝的难以把握或难以预测感，是一种现代情绪，这既是先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室”人对世界恐惧的继续，也是后来卡夫卡笔下那些生活在“地洞”里人的先声，当然，这种对生活的恐惧既有形而上的成分，也有形而下的成分，因此读契诃夫的作品读多了，经常会读到作品中的主人公发出“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契诃夫 2000a ：6—7），或者“这算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谁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 2000a ：

64）等慨叹。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对生活是恐惧的，这种恐惧不仅笼罩着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也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恐惧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恐惧又像魔鬼一样，如影随形般地跟着每一个人，牢牢地抓住人们，使其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拒斥恐惧，他们不但逃避事业，回避爱情，放弃责任和义务，自甘沉沦与堕落，甚至不惜结束自己的生命。莫名的“怕”主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抑制着他们的想象力，束缚着他们的心灵，阻碍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导致他们或喜剧或悲剧地了却一生。契诃夫对生活“怕”的描写，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只有后来的卡夫卡才堪与之媲美。

2对专制高压的怕

造成契诃夫笔下人物对生活“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原因则来自人物内心对专制暴政的恐惧感。虽然十九世纪的俄国在六十年代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从而使俄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俄国在政治体制上仍然采取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特别是1881年3月13日有“解放者”之称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之后，继任者们在政治上采取了高压政策，到处特务横行，警察遍布，整个俄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兵营、大监狱。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严重脱节，专制制度已丧失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变得更加残暴和反动。马克思对专制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 1956：411）专制统治唯一的法宝就是大搞社会恐怖，人人自危，正像孟德斯鸠所说的，“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孟德斯鸠 1997：60）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为什么会时时处处感到生活的可怕了。

在《第六病室》里，主人公伊凡·德米特里本是一个有知识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却被现实的恐怖吓坏了，当他偶然一次在一条巷子里遇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忽然觉得自己也成了罪犯，并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关进监狱，因此他便故意表现出无辜的样子，到处表白自己。结果伊凡·德米特里这种反常行为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最终被送进了“第六病室”（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病房）。在医院里，医师拉京在伊凡·德米特里的启蒙下，看到了现实的腐败和可怕，想对医院进行改革，结果也被当成精神病人被折磨致死。在这里，“第六病室”成了专制政府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了俄国本身政治黑暗的缩影。据说革命家列宁在读了《第六病室》之后，感到无比震惊，他向别人讲述道：“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人关进了‘第六病室’里了。”（列宁 1960：834）

专制制度抑制人的个性发展，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丧失尊严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人不敢过一种真实的生活，人人虚伪，互相欺骗，处处提防，彼此折磨，从而造成人的心灵伤害，契诃夫笔下有很多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生活中，逐渐变得心灰意冷，未老先衰，事业上更是一事无成。在《恐惧》中，知识分子德米特里·西林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向“我”倾诉道：“不消说，那些幻想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了解生活，怕生活。……世界上有一种害怕旷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契诃夫 2000a ：6—7）正是因为对生活的怕，德米特里·西林才处处逃避生活，由彼得堡跑到农村，最后又由农村逃回彼得堡。正是因为害怕生活，长期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情感，和美丽的妻子同床异梦，当看到唯一信任的朋友“我”在暗中和妻子接吻时，他连最后的一点信心也丧失了，只好再次逃走。

知识分子感到生活的可怕，官僚阶层也如此，因为在人治社会里，得不到制度保护的官场更是充满风险，一个官员的升迁全掌握在他人一时的喜怒无常之中，能不恐惧吗？因为“独裁者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独裁者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马克思，恩格斯 1956：414）在《一个文官之死》里，文官切尔维亚科夫因为不经意把喷嚏喷到了看戏的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头上，竟被活活吓死。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变色龙》，警官奥楚蔑洛夫，为了处理一个狗咬人的案子，反复无常。其实案情非常简单，狗咬了人，当然应该处罚狗和它的主人，但是奥楚蔑洛夫却由于难以确定狗的主人是谁而变来变去，毫无是非原则，是个地地道道丧失人格的变色龙。这些人物我们读后初始觉得好笑，转念想来又觉得心情沉重，其实他们很可怜，他们之所以活得战战兢兢，终日如履薄冰，还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非人道的专制社会吗？有谁会不愿意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呢？

3对大众蒙昧的怕

生活的可怕还不仅仅是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官僚、警察等造成的，这里还有庸众的可怕。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 1982：79）“庸人是构成专制制度的材料，而独裁者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独裁者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马克思，恩格斯 1956：414）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暴君也往往制造出暴民，而这些暴民又都不自觉地成为暴政的同谋。法国思想家福柯对这种权力的无所不至，并构成社会窒息力量的认识颇为深刻：“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福柯 1997：176）关于这一点，契诃夫在《札记》中感叹道：“有一个聪明人，就有一个糊涂虫；有一个清楚的字眼，就有一千个糊涂的字眼；一千个压倒一个，就是为什么城市比乡村进步得这么慢的缘故了。大多数、群众，永远是愚蠢的；它永远占优势；……”（契诃夫 1996b ：133）也就是说，专制的维持在很多时候是靠庸民去实现的，他们扼杀着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这一现象的存在加重了生活的可怕。

《第六病室》中善良的拉京医生，他不是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而送他去的恰恰是他的同事、他的助手，以及他最信赖的朋友，并且最为可悲的是这些人恰恰是以关心其健康的善良动机“迫害”他的，他们不自觉地维护了专制的秩序。在《姚内奇》中，契诃夫给我们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年轻的医生斯达尔采夫是怎样被庸众所迫而丧失良知的。因为“渐渐地经验告诉他：你尽可以跟当地人打打牌，或者吃吃喝喝，这时候他们都心平气和，宽厚善良，甚至相当聪明，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吃喝以外的事，比如说谈谈政治或者科学，那他们就目瞪口呆，或者发一通空洞、愚蠢、恶毒的议论，叫人听了只好摆摆手走开。有时，斯达尔采夫甚至试着找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当地人交谈，比如说到人类。他说，谢天谢地，人类在不断进步，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人类将废除护照和死刑。这时候，对方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他，问道：‘这么说来，到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任意杀人了？’有时斯达尔采夫参加应酬，在饭余酒后说到人应当劳动，生活中没有劳动是不行的，大家便认为这是指责他们，开始生气，喋喋不休地争辩起来。尽管这样，城里人还是什么事也不干，对什么也

不感兴趣，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些什么。斯达尔采夫只好回避各种谈话，只管吃喝玩牌。”

（契诃夫 2000b ：196）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医生就这样在庸众的“监督”之下，自甘堕落了，成了守财奴。如果说斯达尔采夫还仅仅是堕落成市侩的话，那么《匿名氏故事》中的奥尔洛夫则走向了知识分子的反面，他逐渐成为专制者压制新思想的帮凶，尽管这种帮凶角色的扮演者有可能是无意识的。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尔洛夫一手导演了冲出家庭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齐娜伊达的悲剧。奥尔洛夫连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还不如，他践踏美好的感情，嘲讽有价值的思想，甚至鄙视他人的生命，他向齐娜伊达这样表白自己，“您以为我是英雄，以为我有某些不平凡的思想和理想，而事实上我是个最普通的文官，是个牌迷，压根就没有热衷于什么思想。……要把我提高到您的水平，我做不到，因为我太坏。要您降低到我的水平，您也做不到，因为您太高尚。”（契诃夫 2000a ：52）由此可见，我们平时所说的“庸众”不只包括那些一般大众，还应包括某些知识分子。

城市是这样，在乡村也是如此，甚至表现得更甚，愚昧的农民，这些本来都是专制的受害者，可是他们在本能情感上又是拥护专制的，渴望明君，追求安定，坐稳了奴隶位置是大多数愚昧农民的“理想”。因此，他们抵制和压抑任何想改变生活的新生事物，压制任何有创造的行为和有益的事业，因为他们的知识和眼界使他们看不到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在《新别墅》中，工程师库切罗夫在某个乡村建桥时，依照妻子的要求在该村买地建了幢别墅，想和村民生活在一起，并尽可能地帮助当地农民，正如工程师的妻子叶莲娜所说的，“我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如果一切都顺利，那我就应许你们，凡是我们的能力所办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我们会修路，我们会给你们的孩子造学校。”（契诃夫 2000b ：233）可是这些

农民并不买他们的账，他们还是照常对工程师一家发难，敲诈他们的钱财，偷伐他们的树木，破坏他们出门的道路，直到把他们逼走为止。

如果说上述这些农民还仅仅是愚昧的话，那么有些农民则近乎反动了，他们主动站出来蛮横地维持乡村秩序，甘愿做专制者在乡间的义务兵。在《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中，一个退了伍的中士，现在是农民的普里希别耶夫，因为村民们围看一具溺水而亡的死尸，他便感到异常震惊，驱散人群，污辱执勤警察，当调节法官告诉他这些事不归他管时，他竟然非常愤慨和委屈，“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管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管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有说有笑。我已经记下来了！”（契诃夫 1997a ：23）如果人们连唱歌，连晚上点灯坐着的自由都没有了，生活将变得多么可怕，又多么荒唐！

在专制社会里只有两种人存在：主子和奴才。庸众的本性就是奴性，因此如何克服人身上的奴性成为契诃夫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在给苏沃陵的信中说：“请您写这个青年怎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醒来，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人的血了。……”（契诃夫 1997b ：125）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有人像我们俄罗斯人这样被任何一种名义的权威沉甸甸地压低，俄罗斯人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奴役弄得退化，害怕自由了……”（契诃夫 1997b ：144）一个稍有良知的人和富有正义感的人，生活在被庸众包围的环境中，该有多么可怕是可想而知的。

4对生活庸俗化的怕

除了专制和庸众的“合作”挤压之外，让人感到生活之所以可怕的是社会急遽地庸俗化。庸俗化的生活虽然看上去更像“日常生活”，但它在不知不觉中却吞噬着真理，销蚀着正义和良知，取消着生活意义和价值，把人变成非人。

造成社会庸俗化现象有专制的原因，也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借助对人的本能欲望激发有关。对于专制的危害，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既没有荣誉又没有品德，人们之所以有所作为，只是希望得到好处而已。”（孟德斯鸠 1997：67）托克维尔说：“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性，一切互相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紧闭在私人生活中，人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冰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托克维尔 1996c ：35）因为在专制社会里，人的个性和尊严被剥夺，人只有凭靠卑躬屈节、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两面三刀才能获得安全保障，才能在社会上获得最大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风气的庸俗化。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出现，虽然有唤起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但不可否认也激发了人的欲望膨胀，导致情欲横流。自由的发展与实现，需要人的个性培养和人的理性建构，而俄国由于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像哲学家H ．A ．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没有体验过西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这里没有出现文艺复兴。”并且“俄罗斯经常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混为一谈……”（别尔嘉耶夫 1995：86），这样就造成俄罗斯人的个性和理性都不发达，再加上俄国历史上数百年的农奴制，俄罗斯人的个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培育，这样就很容易把个人主义变成无原则无责任的自私自利，而由没有个性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也就必然走向庸俗化。在庸俗化较为严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信任、同情和友爱，而是实用主义、自私自利、麻木不仁、见利忘义；人生不是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而是遵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退回到动物状态。生活成了吞噬人的泥潭，在这样恶劣环境里，人们要么与庸俗为伍，要么就去自

杀。

在《匿名氏故事》中，“我”面对齐娜伊达被情人抛弃的悲剧感慨道：“一个古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粗俗的激情，只要善于疏导，就可以变为有益的力量；可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高尚而优美的激情迸发，过后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被人们理解，或者给弄成庸俗低级了。”（契诃夫 2000：46）“……为什么我们感到这么厌倦？为什么原先那么热烈，大胆，高尚，有信仰，到了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却完全泄气了？为什么这一个害肺痨病死掉，那个往脑门上开一抢，第三个在酒和纸牌里把一切遗忘，第四个为了扑灭恐惧和痛苦就无耻地践踏自己纯洁美好的青春时代的形象？为什么我们一倒下去，就再也不努力爬起来，失去一件东西就不再追求另一件东西？”（契诃夫 2000a ：62）庸俗吞噬着一切优秀的东西。在《第六病室》里，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里对他所居住的城市发出如此感慨，“……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契诃夫 1996b ：295—296）《醋栗》中的“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城里五万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会大声疾呼，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上市场采购食品，白天吃饭，夜里睡觉，他们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结婚，衰老，平静地把死去的亲人送到墓地。”（契诃夫 2000b ：335）在《我的一生》中，米赛尔·波洛兹涅夫议论道：“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契诃夫 2000b ：75）从这些“感叹”中可以看到，庸俗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如果上述知识分子还都是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庸俗的话，那么有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启蒙资格，因为其本身也庸俗化了。《决斗》中拉耶甫斯基自责道：“他素来不需要真理，他也没有追求过真理。他的良心给恶习和虚伪蒙蔽，已经昏睡不醒或沉没无声了。他像一个局外人，或者一个从其他行星上雇来的人，根本没有参与过人们的共同生活，对人们的痛苦、思想、宗教、知识、探索、斗争等一概漠不关心。（契诃夫 1996b ：238）在《海鸥》里，女主人公阿尔卡基娜就是一个非常庸俗的典型人物，她每天都在扼杀着一切富有创造和生命力的现象出现。阿尔卡基娜当了一辈子演员，晚年回归故里，可是昔日的辉煌仍使她活在过去里，甚至已经达到痴迷和自欺欺人的地步。阿尔卡基娜嫉妒心很强，她故意轻慢儿子特里波列夫的剧本创作和其情人妮娜的演出，尽可能地伤害儿子的自尊心。她在经济上也苛待儿子，尽管她有七万卢布，特里波列夫却穿得却像个叫花子，整日被憋闷在乡村，最后在孤独、忧郁中开枪自杀。阿尔卡基娜还浪漫多情，紧紧抓住还有一点良知的作家特里果林不放，把他拉进庸俗生活里，使其一事无成。她对有病的哥哥索林，虚情假意，毫不关心，花尽她的钱财后，便把他抛弃在乡村里，任其自生自灭。总之所有的庄园里的人都得奉承她，都得陪她回忆过去和打牌喝酒，都得过一种庸俗生活才行。在这里庸俗战胜了一切，统治了一切，顺者昌，逆者亡，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毁掉。如果说“第六病室”是俄国政治黑暗的象征，那么阿尔卡基娜生活的庄园则是俄国社会庸俗化的缩影。

契诃夫的作品读后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既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庄园，以及我们的家庭，处处充满庸俗，所有的正义、理想、良知都被扼杀，“……把人都给陷进去了”（契诃夫 1996b ：238），这样的生活，的确有点可怕！

5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怕

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其来势也是凶猛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巨大的潜在作用，它一方面消解着传统的或许还有点神圣的价值观念，甚至包括专制的合法性

问题；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们提供着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诱发着人们对个人权力的追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在追求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失败和堕落。资本主义的到来使个体从各种隶属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空前独立。但是理论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合理性，在俄国，就恰恰吃了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苦。资本主义发展缓慢，阶级分化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不壮大，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元化的民主环境、高度发达的公民意识，以及个性意识均不具备。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理性还不健全，因此俄国的大多数人在新的生活方式到来面前，不是受到鼓舞和振奋，而是感到惊恐和忧虑，因为过快的生活变化把人们给吓坏了。这种对新生活的恐惧首先发生在贵族阶层。贵族文化是以家族为本的封建文化，个人没有地位，个性长期遭受压抑的结果必然造成个体能力的丧失，与之相比，以个人为本位的资产阶级文化则充满了勃勃生机。作为农业文明代表的贵族阶级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知道经济上为什么会突然间入不敷出，进而破产；不知道他们所崇尚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价值，变得可笑和滑稽；当他们被迫走向市场竞争而需要个人奋斗时，他们往往表现为软弱无力，无所适从，这样就只能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夸夸其谈之中，生活在对昔日繁华时光的回忆里，生活在自虐式的麻木沉沦中，甚至干脆开枪自杀了事。

《海鸥》就描写了一件发生在贵族庄园里的事情。在该贵族庄园的主人阿尔卡基娜的庸俗行为中，实际上就包含着因对生活感到可怕而刻意回避生活的现象。她的极端自私和把金钱看得十分重的变态行为，已经说明她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吝啬鬼或守财奴，而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拜金主义者，金钱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亲情血缘，因为唯有金钱能够维持住她的自尊严和虚荣心，也只有金钱才能使她有条件拉住情人，返回莫斯科，最终达到逃避生活的目的。与阿尔卡基娜情况差不多，回避现实，害怕生活更加严重的是《樱桃园》中的郎涅夫斯卡雅。郎涅夫斯卡雅是樱桃园的主人，她刚从巴黎回来，可是她一回到家就赶上了庄园拍卖。对此，从小在樱桃园长大的郎涅夫斯卡雅非常伤感，庄园的一切都引起她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可是由于自己挥霍无度，由于自己的情感放纵，再加上她对商业经营近乎无知的单纯，那么接下来她唯一做的就是对庄园拍卖之事不管不问，自欺欺人，以及随时准备着再度出国回到巴黎。当罗巴辛（她原来的农奴现已成为庄园买主）建议她把樱桃园分段租给别人盖别墅，这样不但不会亏损，而且每年还将近有两万五千卢布的收入。对于这一合理化的建议，郎涅夫斯卡雅置之不理，仍然陶醉于樱桃园是省内唯一漂亮庄园的虚荣心，而全然不理会当前的困境，其实她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突然的生活变故使她丧失了最起码的利害判断，更何况她所受的文化使她既不会也不屑于经营计算，这样的事只有下等商人才去做。郎涅夫斯卡雅最后只能在砍伐樱桃的斧声中凄然离去。

如果说贵族中老一代是以逃避和自欺的方式来解决对生活的“怕”，那么年轻一代则又表现出另一种对生活的恐惧。《海鸥》中的特里波列夫是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看不起老一代作家的创作，迷恋形式主义，追求先锋性，可是戏剧演出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当然，如果他能够一直坚持创作下去也会有可能获得成功，比如他已经对形式主义有所反思，开始意识到创作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要服从心灵的自然流露，并已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可是作为出生在贵族之家的特里波列夫性格却是软弱的，因为没有金钱他不得不滞留于乡间，又不敢像妮娜那样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去吃苦去受累，他最后只能把枪口对准自己。对于特里波列夫来说，生命已成为难以承受之重，死似乎成了一种解脱。

还有《三姐妹》中三个姐妹，奥尔加、玛莎和伊里娜，以及他们的哥哥普洛佐罗夫，他们住在外省的某座小城，日常的繁琐和生活的庸俗使他们心烦意乱，他们怀念童年时期在莫斯科度过的美好时光，如今他们渴望再度回到莫斯科去，想象着回到莫斯科生活的快乐，可是他们直到剧终也没有动身，在漫长的煎熬等待中，普洛佐罗夫开枪自杀了。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回到莫斯科的话会幸福吗？也未必，去莫斯科不过是他们逃避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已经对生活持有一种恐惧态度了。长期的贵族教养已经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就像

长期奉养在金丝笼的鸟，即使打开笼门他们也不会飞了，即使勉强飞出去也难免饿死，冻死。呵，生活是多么可怕！

6对疾病所带来的死亡的怕

除了上述因素外，契诃夫对生活怕的描写实际上也与作者自身患绝症所带来的悲观情绪有关。

契诃夫是个医生，他对自己患的什么病，以及病情有多么严重，内心十分清楚，因为在这之前他的哥哥就因为患上此病三个月就离开了人世，因此契诃夫对死亡的恐惧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作为病人的契诃夫也必然会把这种悲观情绪带到他的创作中去。契诃夫的创作高峰恰恰是在世纪之交，因此此时的肺病已经不单单是生理疾病，而且无形中被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成了一种“世纪病”，因而悲观的契诃夫也就被舍斯托夫称为“绝望的艺术家”，并认为契诃夫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杀死生活中所有的希望（舍斯托夫 1998：8—11），这一观点的提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姚内奇》里，作者在写斯达尔采夫赴墓地约会时，竟赞美起死来，墓地“这地方，他还是平生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跟人世不一样的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摇篮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没有生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许了一种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悲伤、安宁。”但在赞美之余又感到死的可怕“……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女和姑娘，她们原先美丽妩媚，满腔热情，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契诃夫 1994a ：348—349）死后固然有宁静之美，但生命的消损毕竟是可怕的事情，大自然表面的美好，掩饰不住内在的残酷，这正像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可见大自然是多么残酷。契诃夫曾借助《海鸥》里的作家特里果林表达了自己从事创作的艰辛，“我放不开自己来休息休息，我觉得我是在吞噬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丽的花朵里的花粉一齐用尽，在把我的花朵一齐采下来，并且践踏着花根，来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供奉一刹那的花蜜啊。”（契诃夫 1997a ：437）契诃夫在创作《三姐妹》时，精力几乎消耗殆尽，加速了迈向死亡的进程，在这种状况下创作，其笔下的生活很难有亮色。

表现对生活绝望情绪的是《没有意思的故事》。该作品的主人公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大学教授、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治学严谨，热爱科学，相信科学能够给人带来福祉。同时，尼古拉还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责任心强，在学校是好教师，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总之，尼古拉到他62岁之前，一直生活得非常幸福。但是，就在他62岁这年，他忽然患了不治之症（从作者描写尼古拉的症状来看是肺结核），生命对于他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死亡才真正把他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才真正认识到他以往所具有的显赫地位、社会声誉、科学贡献、家庭温暖等等，都是虚假的，是“非本真的存在”（海德格尔语），都不能阻止住他即将死去这一事实，死亡只不过是一件仅与他自己有关的私人事件。“姑且承认我出名极了，我是我祖国认为光荣的一个英雄，所有的报纸都登我的病况，邮差已经送来我的朋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单地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

这是不能怪别人的；可是我得承认我愚蠢，我不喜欢我的名望。我觉得它好像欺骗了我似的。”

（契诃夫 1996a ：457）并且直到如今他才发现社会在借用他的名声，学校的同事在嫉羡他的职位，家庭也在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总之，没有人关心他这个叫“尼古拉”的本人。别的倒还好说，对于家庭的“变故”，尼古拉感慨最深，“我瞧着她们母女俩，直到现在吃这顿饭的时候，我才看得完全明白：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已经为我所不了解了。我觉得从前到是跟一个真正的妻子，跟真正的女儿同住在一家里，现在我却跟客人同桌吃饭，家里那个真正

的妻子变成假妻子，我瞧着丽莎，她也不是真正的丽莎了。”（契诃夫 1996a ：427）“觉悟”了的尼古拉自己也开始改变生活，他不再善良、温和、看重荣誉，而是愤怒、仇恨和放纵，“我起了点变化，只有奴隶才会有我现在的这种心情。一天到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有毒的思想；我从来没有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扎下了根。我满腔的仇恨、轻蔑、愤慨、厌烦、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契诃夫 1996a ：432）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逃到一个偏僻的小城中，在极度的恐惧中死去。这是一部最能说明契诃夫内心世界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列夫·舍斯托夫说：“在我看来，《伊凡诺夫》和《没意思的故事》是最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它们之中几乎每一行字都在哀号……”（舍斯托夫 1998：10）也许哀号的不是别人，正是契诃夫自己。

7结束语

总起来看，契诃夫笔下人物对生活的“怕”是多方面，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有社会的、文化的原因，还与作者自身的患病而带来的悲观情绪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作者内心有一颗强烈渴望自由的心灵。1888年契诃夫在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写道：“我心目中的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个大艺术家，那么这就是我要遵循的纲领。”（契诃夫 1997b ：86）正是由于契诃夫这种强烈而成熟的自由意识，他笔下的主人公才会发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强烈呼声，它的作品才会生发出要做生活的主人而不要做生活的奴隶等正义呼声。契诃夫反映生活的可怕之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生活的勇气，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从而达到不惧怕生活之目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契诃夫仍然是一位启蒙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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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俄]舍斯托夫. 开端与终结（方珊译）[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Fear in Chekhov Characters’ Lives

ZHANG ZHong-feng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Abstract: Chekhov's characters frequently demonstrate their fear of life in his works. This kind of “fear” is usually shown in several aspects: autocratic pressure, public ignorance, vulgarization of life, shock of new life styles and threat coming from illness and death. The fear of life not only uncovers the terrible and depressing e nvironment that the characters live in, but also causes the tension and terror in readers’ heart and the instinctive pleasure resulting from this emotional experience. Chekhov’s works obtain the effect of ugliness appreciation aesthetically.

Key words: fear; terror; pleasure; ugliness appreci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审丑的生成与转换机制研究——以外国文学中的审丑现象为例”（项目批号：12YJA751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中锋（1964—），男，山东夏津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美学。 收稿日期：2013-05-09 [责任编辑：刘 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