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摘 要: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从起步开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军队由完全单一兵种发展成为多兵种,由装备简陋的军队发展到基本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使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影响,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军事强国之一。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作用;影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立即对朝鲜进行了野蛮的武装干涉,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占领我国领土台湾海峡,使得朝鲜战争的局势转为国际化。由于美国直接插手,使南北朝鲜军事实力形成悬殊的差距,致使本来对北朝鲜有利的战局急转直下。美国不顾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呼吁与谴责,竟然越过“三八线”向北扩张,直接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与中国领土的安全。中国政府应朝鲜劳动党的请求被迫出兵,同以美国为首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进行殊死较量,经二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付出极大的代价,终于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中国人民志愿军现代化建设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者就这个立题谈几点拙见:
一、朝鲜战争爆发后,时局促使中国政府紧急着手军队现代化建设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还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状态,基本属于单一陆军兵种的军队,装备也十分落后。战争爆发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现代化装备,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中国将进入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因此,开始紧急着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准备。
其一,当美国侵入朝鲜半岛后,中国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调整部队编制和装备,以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由于边防军装备的调整,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可能大批进口先进武器装备,所以装备编制调整立足于部队现有条件,将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集中调给东北边防军,以提高一线作战部队现代化装备。
其二,参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国防军作战部队的编制规定,适应未来作战的要求,着重加强和充实师以下部队的火力,加强连、营两级的迫击炮和军一级的反坦克炮火,并切实保证师级单位的现代化高度机动作战能力,重装备尽量放到军一级。调整的步骤是,先把现有装备修好、配好,然后再视情予以加强。对军、师、团、营、连、班武器装备也进行了调整升级。
其三,按照现代化编制补充装备保障。由东北军区为边防军部队补充步枪2000枝,轻机枪459挺,重机枪69挺,60毫米炮179门,81毫米迫击炮45门,92毫米步兵炮55门,订制了2000个燃烧瓶;由总后勤部为边防军调拨补充重机枪28挺、82毫米迫击炮71门、山炮17门、反坦克地雷2000枚。①中央军委尽最大努力调整总后勤部、东北军区、中南军区和边防军的装备,这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可称为装备最好的现代化部队。据第13兵团估计,调整后边防军就火力而言,团以下部队除了没有坦克之外,其他火力与同建制美军部队差距不是太大。
其四,经中央军委批准,沈阳军事会议决定,后勤保障和物资准备按照现代化部队编制配备,决定立即恢复与建立各级后勤机构。军设立后勤部,下辖兵站、医院、运输辎重营和担架营;师设立后勤处,下辖供应站、医疗所、运输辎重连、担架连。中央军委又决定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3个后勤分部,每个分部编制2600人。边防军全面转入战前准备工作之后,后勤部门根据部队训练、编制、装备调整和现代战争要求,进行了繁重的物资筹措、调运和储备工作,包括被装、枪弹、粮食、车辆、油料、卫勤、担架、车皮等。
其五,向苏联紧急订购急需的现代军事装备。中央军委为解决边防军运输保障,曾决定向苏联订购1万台汽车。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情况的国防会议上指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等火力……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②这次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各部门都要有深刻的现代战争观念,并确定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立即着手拟订三年建设计划。会议同时决定:空军在已有7个航空兵团的基础上,到1951年1月底,再增编3个轰炸团和1个海军飞机团。1951年下半年再增大编制。装甲兵编成3个旅9个坦克团,共360辆坦克。高射炮编成18个团,中小口径高炮428门;榴弹炮、野炮、火箭炮、战防炮等以配足10个军的队属炮兵计算。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建设所需的现代化装备、器材,国内绝大部分不能生产,均从苏联购买。
由上可见,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的,这是中国军队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所不曾有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促使中国军队步入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
二、抗美援朝战争,促使中国尽快建设一支现代化多兵种军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初期,在兵种上仅为单一陆军,而“联合国军”却是海、陆、空俱全。为了能与“联合国军”抗衡,采取了多种手段,齐头并进,建设现代化多兵种军队。
其一,建立了一支现代化人民空军部队。
1949年11月,计划组建2个歼击机团和1个轰炸机团。1950年2月,第二次拟制了组建7个歼击机团、4个轰炸机团的计划。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再一次调整了组建航空兵部队的计划。到1950年9月,组建空军部队所需要的12个师部、49个团机构全部配齐。向苏联定购586架各型飞机。同年10月,中国空军接收苏联空军驻上海、南京等地部队的武器装备,计有各型飞机119架,其中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39架,图――2轰炸机9架,伊尔――10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1950年8月苏联航空队到达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后来采取同样办法,将其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1950年10月以后,中国有偿地接收苏联飞机12个师的装备,这些装备组建了第三、第四批航空部队。以后第五、第六、第七批航空部队的飞机都是在战争期间由苏联提供的。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初,空军边打边建,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现代装备的强大空军队伍的国家之一。
其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建立了现代化装备的多兵种部队。
志愿军刚入朝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兵力达44万余人,其中空军36677人,海军59438人,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各型军舰200余艘,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的装备也占有绝对的优势。每个步兵师拥有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辆,各种炮959门,各种直射炮120门、各种迫击炮160门、高射炮64门、火箭筒543具,总计有各种火炮6049门,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具有巨大的火力优势。每师有联络飞机22架,各种汽车3800余辆,各型无线电机1688部,密码机145部,甚至每个排都有无线电话和有线电话。③
此时,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计有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以及部分工兵、高射炮兵部队。第一次战役打响后,第50、第66军也入朝参战,总兵力约29万人。志愿军的兵种也是单一陆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并且没有坦克,没有摩托化装备,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很少。每个军共编有各种火炮520余门(其中第50军和第66军火炮编制更少),包括有直射炮108门、各种迫击炮333门、火箭筒81具,没有榴弹炮和高射炮,其中7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90余门。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还不如美军一个师装备的强,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装备的54%。志愿军第一批入朝6个军,加上志愿军炮兵的火炮在内,共有各种火炮不足3000门,仅相当于美军火炮总数的45%左右。志愿军一个军装备无线通信机只有69部,有线电话机375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各军入朝时只临时配备100辆左右运输汽车。步兵装备的枪支,美制、俄制、德制、日制和旧中国制造的都有,只有1/2左右是自动枪支。运输能力弱,跟进保障能力低,团以下单位的作战、生活物资均靠步兵携带。
从1951年春季开始,中国军队逐步实现了全面现代化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组建的有: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④上述装备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最新式和最先进的,但是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装备。
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能力的多兵种部队。
其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锻炼和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化作战能力的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是中国军队首次直接参入现代化国际战争,并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较量,无论是作战对象、武器装备,还是作战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战争中学习现代战争的技能。如空军在战前突击训练9天,使指挥员能在简单的情况下指挥2至3批飞机起飞作战;雷达观测员能同时掌握4批飞机活动情况;航空兵部队再次起飞准备时间大大缩短,飞行员掌握了一些编队协同作战的方法,能注意利用云层、地形等条件隐蔽出航;对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的搜索识别能力有所提高,强击机能及时发现和辨别清楚需要攻击的目标,轰炸机能准时到达预定空域对目标实施突击。在战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具有现代空战能力的年轻空军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在刚入朝时,某些人有一种“恐美”、“媚美”心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军队战胜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把握性不大,在取得与“联合国军”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树立了现代化条件下作战的必胜信心。
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才使中国军队真正培养锻炼成为能适应现代化战争,把握现代化战争,应对现代化战争,取胜现代化战争的部队。
三、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抗美援朝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由于多年战争创伤,新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国防基础十分薄弱。在近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使军队现代化建设基础实力得到增强。
其一,在全国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等大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成倍增长。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为部队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二,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人才。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建设一支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于1950年12月1日,发出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在全国各地统一招生。全国各大院校都积极努力,开办军事人才培训班,组织应届毕业学生报名参军,大大地改变了部队的知识结构,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工会、青联、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工商业者的同业公会等组织,普遍制订了捐献武器的计划。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男女爱国同胞共捐献了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⑤中国人民用捐献款项购买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为部队提供了现代化装备基础。
其四,抗美援朝战争促使军工企业、军事基地迅速地发展。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基地。1952年财政预算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在加快必要的军事基地的建设。战争期间在东北建起了8个飞机场,在东北还相继建立了后勤物资供应分部和物资储备库。在这期间全国围绕战争,纷纷建立了武器工厂、弹药工厂、军队被服厂、军供食品加工厂,这些项目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夯实了基础。
其五,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为中国现代化军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军事装备和经济实力不足。斯大林也很理解中国的难处,对中国提出的军事和经济请求基本是有求必应,为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确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在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在恢复时期对中国经济解困和现代化国防建设却占有重要地位。
其六,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援华贷款,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帮了大忙。20世纪5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苏联给予中国的贷款军事用途多于经济用途。苏联向中国提供许多战略物资,作为苏联援建项目的补偿。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56.76亿贷款,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⑦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多数是战争所用。这一期间的贷款为中国应付抗美援朝、建设现代化军队帮了大忙,缩短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间,拉近了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军队的距离。
综上所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从起步开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军队由完全单一兵种发展成为多兵种,由装备简陋的军队发展到基本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使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影响。新中国不仅是世界人口大国,也已经成为令世人所瞩目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军事强国之一。
注释:
①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第176页.
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⑥⑦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第124页,第133页.
⑤《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抗美援朝战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