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投稿
初探抗战时期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
高臻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院
硕士研究生
初探抗战时期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
高臻
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生院 ，甘肃 兰州，730000
【内容摘要】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自此走向八年抗战，中国新闻也走向其极为特殊的一段历史。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地区要数上海了，由于其不可复制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环境，上海一直以来都是思想文化极其繁荣、庞杂的地区。而中日战争更是造就了上海极为特殊的“孤岛”地形。在“孤岛”上，中国报人们以笔为刀、以纸为盾，开始了自己与日本当局、日伪政府的抗衡。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滩，舆论界的斗争也是激烈而残酷的，但是报人们秉承的是民族大义，无畏的是鲜血与生命，为新闻史写下了值得歌咏的一章。
【关键词】 抗日战争；孤岛地形；舆论宣传；上海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军事、中国经济、中国国力而言，同时也是对于中国新闻界。八年抗战史，日本所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不用说八年抗战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灾难，不用说我们被毁坏的村庄、城镇，不用说那些流成了河的鲜血，不用说那些惨绝人寰的屠杀，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稔于心。而正是秉承着同一颗爱国的心，秉承着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四万万中国人走向战场，走向前线，保卫国家。这其中有杀敌现阵的正面战场，也有在舆论界以笔为刀、以墨为盾的新闻界的战场。而上海，也充分利用了自身特殊的政治地形，在抗战时期，展开了一场配合全国舆论宣传论调、鼓舞正面战场的，在舆论界的御敌斗争。
一、上海特殊政治地形（孤岛地形）形成的原因
上海特殊的政治地形准确说来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首先，是历史方面的原因。1840年，英国人发动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暂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的苦难却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鸦片战争后，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领土完整权、领海权、司法权、关税主权均收到了严重破坏，而这些种种的受益国，当然就是英国了。这个先例一开，各国列强都纷纷加入到了这场毫无道理、极端不公平的，对中国资源、市场、财富的“强取豪夺”中来。自此，各种战争接连不断，大小赔款、特权不计其数。除此之外，列强们还不惜运用各种武力或欺诈的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
统治的租借。直至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约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租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外国知名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上海租界俨然成为了“国中之国”。
其次，是日本与洋人间微妙的关系。中国，原本就是洋人先看好的市场，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从一次又一次的特权到彻底的丧权辱国，洋人早就已经把中国当作了嘴边的肥肉、煮熟的鸭子。“国中之国”是他们穿着“中立”与“帮扶”外衣下，对于中国的侵占，对于中国资源、市场的大幅掠夺。而对于后起之秀的日本，雄心勃勃的想要侵吞整个中华，这样的野心、这样的“大不敬”，这些洋人们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呢？所以早在1937年10月1日，日本最高领导层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就共同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中明确规定了在与中国交战期间，最大限度的、最大可能的不与洋人们发生摩擦，不威胁到洋人们在华原本已经享有的利益。以期望不引起洋人们的不满，甚至以保全洋人利益、优待洋人利益为前提，渴望得到洋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干涉。从而不影响日本国对于中国的全盘计划。
最后一点，就是现实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中国人幻想和平解决、反对武力的心愿彻底化为泡影。11月，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上海、南京接连失守，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日军占领了上海华界地区，他们的占领对于上海仅存的英租界和公共租界，在地形上呈包围状。但是，正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因素，日本人在覆没的上海，保全了租界这枚“完卵”，以求不激化与洋人的矛盾。所以此时的上海租界，就形似一个四面被日军所包围，仅可安生的孤岛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孤岛时期。
二、孤岛地形中宣传战线的斗争
抗战时，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了。而这个斗争，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军及其伪政府和中国爱国报人在舆论上宣传上的抢占；另一方面是中国爱国报人自发的对于日军及其伪政府丑恶嘴脸的揭露，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我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是相辅相成、难以区分，又是同时进行、互相贯穿的。而斗争的主体，总的来说是两个方面，就是日军及其伪政府与中国爱国报人。
1．宣传战线斗争开始的具体背景
我们知道长久以来，上海就是舆论宣传的一个重地，各种思想、观点极其庞杂而活跃。所以抗战一爆发，几乎同时上海就有大量的抗战报刊问世，著名的《救亡日报》、《抗战》、《文化战线》、《救亡周刊》都是在这个时间创办。舆论上的攻势可以说到达了一个顶峰，而其不管是对于人民群众还是士兵们，鼓动作用都是可想而知了。可是这种大量的舆论宣传，大规模的笔上抗日行动注定并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地区，舆论控制就成为对华战争的一片重地，舆论
战线的抢夺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斗争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展开了。
日本的宣传战略也是步步展开的。日本自知自己资源短缺，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长期在中国耗下去，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从它制定计划起，就认为对于中国要采取以战养战，控制中国舆论，扶持在华代理人的方法。在传播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是“培养理论”，该理论强调了舆论对于大众的绝对影响。也就是说，公众所认知的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而另一个是舆论所营造出来的拟态环境。公众往往会倾向于相信这个拟态环境，由于传播中的各种倾向性问题，真实世界与拟态环境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久而久之，公众会被传媒所影响，被传媒的世界观所影响，认为拟态环境就是真实世界。其实，当时的日本，应该就是秉承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只要把握住在华言论，宣传一种亲日的、消极抵抗，或者干脆不抵抗的言论，宣传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长久以往，会起到消磨意志、蛊惑人心的作用。不管是对于正面战场的斗争，还是沦陷区的统治都是极其有用的。那么相反，如果被中国人抢占了先机，中国的反日情绪一旦爆发，恐怕再难以收拾。所以当务之急，肯定是争夺舆论宣传的先机。谁把握了上海宣传的主导权，谁就把握了上风，同时由于上海的世界性大报办事处也非常多，所以把握上海舆论，对于把握世界舆论的方向性也有重要意义。
2．日军抢占上海舆论市场
所以，1937年11月28日，日本军事当局就迫不及待的接管了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并且强迫各报馆都要接受新闻检查机构的审查。另外，还用重金收买、绑架恫吓等方式迫使报人屈服，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妄想掌握上海舆论界的主导地位。而那些坚决抗日、“死不悔改”的报刊，日本则是利用其手中的新闻检查局对于报馆进行查封、勒令停刊，甚至是残杀报人。对于外国报纸也运用收买、金钱贿赂等手段。《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就在他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中写道，日本武官的助手高桥少佐就对他大行贿赂，甚至还到处打听其他欧洲记者的平均收入，进行贿赂，以期望报导立场能有利于日方。在这种重压之下，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报纸，一时间所剩无几，而也有个别报刊被日军收买，成为其发布亲日、伪善讯息的帮凶，亲日、虚假的言论开始在上海“大放光彩”。
（1）日军控制的报纸及其主要影响
总的来说，在这段期间，日本人在上海也陆续控制了许多报刊或者主笔，主要有：日伪的《新申报》、1939年复刊后沦为汉奸报纸的《中华日报》、大汉奸周佛海主办的《平报》、汉奸大特务李士群主办的《国民新闻》，甚至就连著名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改组”为附逆报纸。但是正是拥有了这样一批数量庞大的大型报刊，拥有这样一些汉奸、特务为日军及其伪政府们摇旗呐喊，它的信服力却微乎其微。这些报纸，大多是以刊登一些日本军部的
言论、消息为主，甚至有些报纸，还公开叫嚣对于中国的战争。这些报纸，丧失了道德性，丧失了人格性。这些报纸，最起码的，作为新闻的最低要求，真实性也消失殆尽，满口胡言、满篇瞎编。他们在侵略了我们的国家后，还妄想消磨我们的意志，在杀害了我们的国民后，还口口声声的“帮助”、“共荣”，这难道不荒唐吗？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有谁会是不清楚这些离奇可笑的谎言？这些为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帮凶们，打着报纸、打着新闻、打着记者的名号，却干着什么勾当。我们清楚的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丧失了这个最最基本的条件，新闻就不可能称之为新闻了。这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对于什么人，都是基本的原则。而人民，对于国家或者说世界发生的事情，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在充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人民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一切，都是以真实为基本又基本的条件。可是日本人，已经完全把新闻，不管是对华、还是对外的，通通作为为虎作伥的工具。日本人侵吞中国的野心早就是昭之若然的事了，他们虚假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只能够是徒劳而无意义的事。
（2）七十六号魔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对抗中，当中国人巧妙的运用日本人与洋人的矛盾而办起了“洋旗报”时，有部分中国人却甘愿遗臭万年，当起了日本人的走狗，迫害自己的同胞。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汪伪政权及其爪牙了，他们还成立了上海租界内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会”，被人们称之为“七十六号魔窟”。日本人奉行以战养战、华人治华的手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这个汪伪政府，其无耻程度、其迫害自己同胞的嚣张、残暴程度也是实属罕见的。他们一方面是广发声明，软硬兼施的要求广大新闻界人士投靠伪政府；而对于绝不投敌的报馆和报人，他们则是无情的杀戮。他们明目张胆的血洗《大美晚报》，事发后却能联合日本宪兵队要求法国巡捕房放人了事；他们用尽心思的给《文汇报》的报人们送去毒水果篮，以期望能“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他们大大方方的逮捕报人、迫害报人、“敲掉报馆”，一次又一次为日本人卖命，残杀中国人。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行为，这种“忘祖忘根”的行为注定是要不得人心、遗臭万年。
日本人在这场舆论的争夺战中得到了什么，恐怕只有越来越激烈的反日高潮吧。我想他们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忽视了有一种情感叫做国家，有一种信仰叫做民族。他们口口声声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中心主义①，他们也许认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种就是日本人吧，所以一方面在侵占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却宣传虚假的言论。他们将新闻真实性践踏殆尽，确认为中国的民众都是白痴，能够听信、坚信那一套套虚假的说辞。日本人的舆论战应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他们丢失了真实、道德、人格，或者说，时至今日有部分日本人仍然是不知悔改的，我还能够说什么呢，
言论、消息为主，甚至有些报纸，还公开叫嚣对于中国的战争。这些报纸，丧失了道德性，丧失了人格性。这些报纸，最起码的，作为新闻的最低要求，真实性也消失殆尽，满口胡言、满篇瞎编。他们在侵略了我们的国家后，还妄想消磨我们的意志，在杀害了我们的国民后，还口口声声的“帮助”、“共荣”，这难道不荒唐吗？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有谁会是不清楚这些离奇可笑的谎言？这些为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帮凶们，打着报纸、打着新闻、打着记者的名号，却干着什么勾当。我们清楚的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丧失了这个最最基本的条件，新闻就不可能称之为新闻了。这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对于什么人，都是基本的原则。而人民，对于国家或者说世界发生的事情，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在充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人民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一切，都是以真实为基本又基本的条件。可是日本人，已经完全把新闻，不管是对华、还是对外的，通通作为为虎作伥的工具。日本人侵吞中国的野心早就是昭之若然的事了，他们虚假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只能够是徒劳而无意义的事。
（2）七十六号魔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对抗中，当中国人巧妙的运用日本人与洋人的矛盾而办起了“洋旗报”时，有部分中国人却甘愿遗臭万年，当起了日本人的走狗，迫害自己的同胞。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汪伪政权及其爪牙了，他们还成立了上海租界内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会”，被人们称之为“七十六号魔窟”。日本人奉行以战养战、华人治华的手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这个汪伪政府，其无耻程度、其迫害自己同胞的嚣张、残暴程度也是实属罕见的。他们一方面是广发声明，软硬兼施的要求广大新闻界人士投靠伪政府；而对于绝不投敌的报馆和报人，他们则是无情的杀戮。他们明目张胆的血洗《大美晚报》，事发后却能联合日本宪兵队要求法国巡捕房放人了事；他们用尽心思的给《文汇报》的报人们送去毒水果篮，以期望能“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他们大大方方的逮捕报人、迫害报人、“敲掉报馆”，一次又一次为日本人卖命，残杀中国人。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行为，这种“忘祖忘根”的行为注定是要不得人心、遗臭万年。
日本人在这场舆论的争夺战中得到了什么，恐怕只有越来越激烈的反日高潮吧。我想他们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忽视了有一种情感叫做国家，有一种信仰叫做民族。他们口口声声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中心主义①，他们也许认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种就是日本人吧，所以一方面在侵占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却宣传虚假的言论。他们将新闻真实性践踏殆尽，确认为中国的民众都是白痴，能够听信、坚信那一套套虚假的说辞。日本人的舆论战应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他们丢失了真实、道德、人格，或者说，时至今日有部分日本人仍然是不知悔改的，我还能够说什么呢，
历史会给他们一个答案吧。
3．上海报人们坚守舆论宣传阵地
相应的，在中国方面，在抗战时的上海，中国爱国报人守住了最后一块舆论的论坛，不断传播真理，揭露阴谋，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斗争。
（1）斗争开始时，对于上海报人的极其不利的环境
可以这么说，刚刚开始斗争时，对于中国报人而言情况是很不利的，他们面对的是被日军所控制新闻机构的检查。表面上言之凿凿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检查中国报人的新闻报导活动，其实就是要控制新闻言论的导向，其实就是要在思想上蚕食中国人。日本人的这些阴谋又怎么可能不被人所知道呢？可是，又能怎么做，上海租界内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稍不留神就会被盖以各种头衔的查办，甚至会无缘无故的被暗杀、绑架。新闻上的斗争一时间无从开展。针对这种情况，《救亡日报》、《立报》、《民报》、《时事新报》等爱国报刊都相继停刊，用无声的抗议，来回答日军的恶行；用缄默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斗争。上海滩的言论一时间成为日本人的天下。
可是，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刚刚拉开序幕。上海的爱国报人们十分清楚，此时的退缩意味着什么。在学习危机传播时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在乱世中，主流媒体的保持沉默无非是放弃了自己的舆论权，但是相关的舆论并不会就此停止，反而会更加加剧小道消息，从而产生一种不愿见到的、难以控制的后果。而对于孤岛中的上海滩而言，本来就是在洋人和日本人的夹缝中勉强度日，对于外界信息是知之甚少的，如果中国报人轻易的放弃了舆论上的宣传，日本人必将完全把握舆论，那就再也没有了真实的舆论界的宣传。这时的中国、这时的上海如果再被日本人鼓吹的亡国、投降、伪善的言论所把控，那么结局会是什么呢？报人们并不畏惧死亡、不畏惧权利、也不贪恋钱财，他们只想依赖自己手中的笔，救人民与水火之中。他们没有退缩，只是坚定地握住手中的笔，用这支笔和特务们、日军们手中的手枪、刺刀作斗争。任务是复杂而艰巨的，一方面要与日军抢占新闻阵地，另一方面也要揭露日军的丑恶嘴脸，报导真实的信息。于是，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如何夺回舆论主导，如何斗争，怎么开展，又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上海孤岛报界的特殊产物——洋旗报
在一团乱麻中，率先打开局面的是美商华文报纸《大美晚报》的社长史蒂发表的一篇《责任声明启事》。在《启事》中他指出《大美晚报》的英文版与华文版均是一家。而《大美晚报》一贯“服膺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畏及切实之言论，及登载不参成见、纯属事实之新闻。报纸属美人所有，但对于服务带有国际性的上海社会之责任，亦极能认识”。因此，“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这是一份特殊的声明，对于当时的上海租界无异于一针强心剂，中国报人在绝境中清
楚的看到了一丝希望：外商注资的华文报纸可以不接受日本人的新闻审查。
一时间，许多停刊、查封的报纸又纷纷活跃起来，他们聘请外国人担任发行人，在海外注资，打着外商的名号，又重新复刊。“洋旗报”是对他们的概括，也是形象的说明。上海租界内，一片洋旗的天下，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又被中国人抢回来了。而在上海孤岛的抗战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的《每日译报》和《文汇报》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它们的创刊同时也打开了舆论界抗日的新局面，推动了又一次抗日高潮。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斗争绝不是平静而安全的，即使有了外商这把保护伞，仍然是一场血雨腥风的较量。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概念，是“集合行为”。它所指的是，在结构性压力和正规消息管道不畅通时，如果又有了紧急的触发性事件，那么群众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失去理智、流言满天、群聚、闹事等的集合行为。我们在学习这个概念时，一再强调，集合行为的结果是很不妙的，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都是极大的冲击，甚至有时会演变成灾难性后果。那么同样的，这个概念用到日军当时的情况下也完全合适。作为中国民众而言，国家都面临生死存亡，本来就是一个极其特殊敏感的时期，而如果中国报人继续鼓吹抗日，激发民众对于日本人的仇视，那么日军的消磨中国人意志的想法就会破灭。当舆论宣传到达高潮时，也许日军对于侵吞中国的全盘计划，也会受之影响。所以，他们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呢？
显然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新闻检查制度只不过是一个摆设，又怎么可能姑息上海民众与报界所响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之声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打着外商招牌、秉承中立的洋旗报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呢？日本人怎么也不会料到，日本与洋人们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本来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才容忍存在的“孤岛”，这些种种会让中国抗日报人钻了空隙，让这里成为抗日热情滋生发展的温床，洋人成为了一把庞大的保护伞，中国人的意志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越燃越烈，这是他们所不能姑息的。
（3）上海报人双重斗争对象的复杂与危险性
就像我前文所说的，在不适宜于洋人硬碰硬的前提下，伪政府就是对付中国报人极好的手段了。相应的，报人们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除了侵华的列强外，还有一个重要对象就是汉奸、伪政府。
唯一值得欣喜的是，我们还握有手中的笔。孤岛时期，中国报人们又一次感到了压在自己身上的重任，宣传战线的斗争也有了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特点，爱国报人们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报纸与国家与人民血肉联系的这一点，被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当时的全国民众或者孤岛上的人民而言，在变幻的局势下，如何看清世、分清敌我，正因为有了舆论上的宣传，一次又一次揭露了汉奸、日本人丑恶的嘴脸，才使得孤岛不孤，才使得大家都能够对
于局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早在1939年5月，汪精卫一伙人筹集上海准备成立伪政府之初，《文汇报》、《申报》、《大美晚报》、《新闻报》、《中美日报》就都无不对他破口大骂，揭露日军扶持为政府作为在华代理人的“良苦用心”，他们指出汪伪政府实则为奉行卖国政策的“汉奸政府”、“小丑政府”，在这十里洋场内建立这样的“弄堂政府”，实在是“一大笑柄”，且“臭不可闻”。中国爱国报人的这些种种行为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像《文汇报》、《每日译报》、《大美晚报》等众多爱国报纸仍旧是不畏不惧，从容以对。《每日译报》几乎每天都组织大量稿件而发布“讨汪攻势”，另一方面也揭露日本从伊朗运往中国64万吨鸦片的阴谋。这种明打明的对抗当然是日军和反动政府们所不能够容忍的了，他们秉承的原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诚然，在当时的上海滩，中国爱国报人虽然藏身与租界内，打着外商的招牌，但这张保护伞本身就不是万能的，而且作为他们保护掩体的租界原本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产物。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美、英、法是不承认日本对于上海的占领，他们仍旧认同的是蒋介石政府。正是如此，才得以使租界内的大小抗日活动被包容被容忍。而中国的“笔上抗日”很多情况下，也是源于美、英、法三国出于各种目的的保护，才能够顺利的开展。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种种，其实都是源于美、英、法三国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对于他们的“视而不见、大不敬”，是秉承了一种“保护世界舆论正常化、真实化”的世界警察的想法，而不是对于中日矛盾的关注。美国国内真实的态度是，中日之间的事，只是东方的事，与我们又有何相干？况且中国当时与美国的贸易额只不过一亿美元出头而已②，可是日本是大豪客，犯不着为了中国得罪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的上海，即使是租界内，和平的表像下，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指望一味的寻求洋人的帮助呢？
日军和汪伪政府更是对反日、反汪报刊恨之入骨，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誓不除掉这些报人不罢休。他们表面上言之凿凿的运用法律手段与上海租界当局进行交涉，要求取缔，另一方面安插大量特务收买、威胁报人，绑架、暗杀报人，甚至烧报馆、炸报馆也并不在少数。他们还组织策划了多起暗杀，《大美晚报》的朱惺公、张似旭，《申报》的金华亭，《华美晚报》的朱作同，大光通讯社的邵虚白等许多著名报人都是在这时遇害的。但是他们这种宁死也不弯脊梁，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有为之士。日伪们的计划不会得逞，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场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而舍弃一切的斗争中来。如果有墨，我们可以书写正义，如果没有墨，就是用鲜血，我们也会记下侵略者对于中国犯下的浓浓罪恶。
三、孤岛时期宣传战的明显特点与主要变化——涉及共产党内容的报道篇幅明显加大
孤岛时期的上海滩，作为中国报人们宣传战线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大量增加了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报导。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我们知道，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始终是一种敌视的情况，而像上海这样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对于共产党的消息一向是知之甚少的。此次的抗日让当时的两党连手抗击外敌，同时更是对于共产党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作为宣传战线的主力军的《每日译报》就是其中一份。实际上是日军刚刚进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办的一份纯翻译的小报——《译报》的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每日译报》③经过编者有选择的精心编纂，报纸抗日氛围明显，言辞犀利、笔锋尖刻。同时作为中共的一份机关报，《每日译报》大幅的刊登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八路军、新四军的动态消息。对于日军蚕食中国的阴谋也是无情的揭露，汪伪政权更是坚定的批判。在当时的上海，孤岛中孤立无援的上海，一片日本人与洋人天下的上海，《每日译报》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与曙光。
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报刊，像《文汇报》这样的国民党方面的报刊也由大幅的刊登共产党的消息。《文汇报》是由爱国报人严宝礼主持报务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情、爱国情，大幅报导抗日消息，尤其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文汇报》连续22天对于这一战役进行详尽报导。对于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进展进行高度评价。它与其它主张抗战的洋旗报纸相互配合，在人民心中筑起了抗日爱国的坚定堡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报》更是有抗战是著名的副刊《世纪风》。这个副刊是由柯灵任主笔的。对于当时上海滩，硝烟弥漫的上海滩，风云变幻的上海滩来说，可谓是一阵清凉风、清醒风。《世纪风》上每期都刊有的大量抗日和反汉奸的杂文、专文。由于当时的上海租界内，红军、新四军这样的名词是陌生而缺乏了解，所以《世纪风》更是对于红军和新四军有详细的介绍和报导。是上海人民了解外界、了解真实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
在我翻阅了很多资料和书籍后，我发现新闻史上普遍认为抗战时的上海之所以会出现大量有关共产党的报导，是由于日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并且迫于租界内势力庞杂，力量无法控制，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还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当时、在民族危亡之时，是没有时间考虑许多的。我们所想的只是一起捍卫我们的国家。所以不止上海，才会有许多城市都出现国共共同抗敌的大幅报导。在抗战时的上海，在抗战时的上海报纸宣传战线，这种意义上的团结，这种意义上的秉承真实的报导，也许就是那真正意义上的黑暗中一丝曙光吧。
四、抗战时期上海孤岛地形下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或启事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孤岛报纸一直是一条主线，也是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在刺刀与手枪的缝隙之间艰难战斗的。他们不屈不
挠的拿起手中的笔，坚持把最真实的讯息传递给受众，秉承的是良心。他们一次次突破了日军的舆论封锁，坚持守在危险的地方，秉承的是民族。即使到了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上海的报刊仍然是在夹缝中艰难的宣传正义真实的主张，他们也一直是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主流，日本人用尽各种办法，都最终未能抢夺走这块舆论战线。新闻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次又一次被验证，新闻的证实功能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爱国报人们所付出的，是鲜血与生命，写下的是一段不可能会忘记的岁月。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对于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媒体而言，我们又能想到什么呢？今天的媒体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报业，我们是拥有报纸、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的大众媒体。我们的传播力，我们的传播手段再也不用依赖于简单的纸和笔了，我们获得真实讯息的能力也不是简单的听信与证实了。可是结果呢？结果是媒体的公信力不断下滑，结果是媒体人职业操守几乎为零，结果是对于国家、民族的认识消失殆尽。我们可以笑着说，自己处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可以笑着说，自己是无冕之王；我们可以笑着说，一篇报导可以赚多少钱；可是笑到最后，自己都没有了开口的底气，也没有任何的媒体公信力可言。抗战时上海的报人们无论是在多么艰辛的条件下，仍然是坚定的报导事实，向公众提供真相，他们所付出代价是生命。而我们呢？甚至还为了一个又一个噱头，去编纂一些别有居心的不实报导，还堂而皇之的冠以媒体策划的名字，我又能说什么呢？
当今的媒体，俨然已经是一份高薪职业，选择这份职业时，又有多少人是秉承着道义、良心，有多少人是为了揭露一个真实的面貌给大众。许多人恐怕更是贪恋与记者这个名号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吧。我们的主流媒体们，还有部分声称发行率有多高的报纸杂志，每天又都在关注什么？媒体新闻的生命是真实，它需要的是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可是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呢？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每天发布一些无关痛痒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讯息，甚至是有偿新闻、假新闻满天。那么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职业操守呢？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传统，如果在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媒体业，和二战时期的黄色小报，又有什么区别？
抗战时期上海报纸宣传战线的斗争，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是一段早已过去、不用再回想的历史，是永远需要铭记、不断学习的记忆，或者还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放在今天，你又会怎么做？你舍得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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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三版第73页，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主义。
②美 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第248页，“说教者总是以这样的严肃教训收尾‘毕竟，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不过每年一亿美元而已„„其他入侵者那样’”。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83页—286页，上海孤岛的抗日宣传活动。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一版。
②《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③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三版。
④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⑤美 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⑥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⑦柯灵：《燕居闲话》，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⑧沈立行：《上海特攻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作者联系方式：
高臻（1988-），女（汉族），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从事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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