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重要会议

（2014年9月26日）

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今年已快91个年，在91年中党召开的重大会议有51次（不算近10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会议）。

有一首政治性很强的抒情歌曲叫《走进新时代》。歌中有这样三句歌词：“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今天选择三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来共同回顾，有两次会议是此首歌曲中所表述的内容，以此纪念伟大的党。

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１９２７年７月）

（一）白色恐怖，血雨腥风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爱才如命；其二，挥金如土；其三，杀人如麻。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 “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

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二）蒋介石为什么仇视共产党

一是政见不同，国共翻脸是早晚的事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8年2月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引言中写得很精彩：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共产党宣言》在结尾中更是直言不讳地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一九二0年十一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第2条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

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

二是共产党势力迅速养大，令国民党坐卧不安

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有了合法地位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甚至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中共党员数超过了23360 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

三、地主和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的仇视

对于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当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渐渐地，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甚至担心这样下去，“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就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再加上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希望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至２６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会上，党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展示了新的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开始改变了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的决策和措施，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奠定了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良好基础。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党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指1927年8月1日，中国江西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承孙中山的武昌革命起义，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8月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二、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７座县城，于１２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

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保证！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国家生存面临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来走出困境 1978年，我国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

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观念。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的失调的要求。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三）会议的历史作用

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肯定了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

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

（四）会议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小结：

1927年7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最大成果是：“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 ”。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是：

“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成果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