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之"长短"
识别、预警、处置，政府对风险的管理，一定是滞后于市场变化的，而负面清单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了，政府圈定的“禁区”只能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
整整一个月，围绕着9页纸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弹赞之声兼而有之。
这份清单明确列出了不予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意味着超过八成的行业对外资开放。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大多数人因这“八成”开放度备感振奋；但也有“好事者”翻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负面清单一一比对，竟发现两者在禁止和限制项投资产业上高度吻合。
“负面清单”，作为上海自贸区最受关注的政策之一，出台后的这30余天，所搅动的各种复杂情绪，掀起诸多“长短论”，皆因期许与寄望而起。那么，对一张“清单”，我们该如何期许才不至于失望？
从表面来看，上海的这份负面清单，较之于美国1页纸，日本的2页纸，的确是“长” 了。如果寄望这张清单能够在市场准入方面有实质性突破，难免会感叹放得“不够过瘾”。
放权与监管，其实是一对辩证关系。密密麻麻的“负面清单”，无论是禁止还是限制，其实就两个字“风险”。对风险的管理，需要监管能力去匹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也就意味着，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制定，其参考坐标不应是美国、日本，而是与当下自己的实际监管能力相适应。
不难理解，自贸区9张纸的负面清单，是一种审慎的渐进性策略，给自己留足了空间和余地。
“长”，不是最要命的，因为负面清单只能做“减法”，最大特点是不可逆性，这个“2013版”的“后缀”，本身就意味着还有完善的空间、缩短的可能。
负面清单的真正含金量，或许不在于长短，不在于“放”了多大尺度，而在于其对政府转变职能的倒逼。外商投资，由原来项目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由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也就是说，没实施负面清单前，政府没有规定不能做的，也不一定就能做，还要过审批这一关。有了负面清单后，凡不在清单以内，只需备案而不用审批，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过多过滥的审批，是管制型政府的一大特点，从政府管理流程上来说，属于典型的前馈控制。此次，在负面清单之外，政府管理的关口后移，实行宽进严管，裨益之处，一在提高行政效率，二在有效抑制腐败。
从前馈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反馈控制，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自贸区成立之初，就有人问最大风险是什么？风险来自于市场，还是来自于“市长”？
显然，是后者。自贸区试验最需要担忧之处，就是政府的管理能力。就负面清单来说，政府未必能够一次性识别所有风险区域。市场发展变化莫测，新行业、新投资领域层出不穷，而资本无孔不入的逐利性特点，又决定其具有突破禁区的冲动。
识别、预警、处置，政府对风险的管理，一定是滞后于市场变化的，而负面清单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了，政府圈定的“禁区”只能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长于审批而弱于监管的政府，需要走出办公思维，要从现场和一线中甄别、发现风险点。及时了解问题、提出对策、化解管理风险。
由是观之，今后负面清单的长与短，不是市场来定，而取决于政府能否适时而变，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优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