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

作者：方松华

社会科学 1996年07期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极为重要的课题，这个论题既关系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世纪难题，又牵涉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业已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方兴未艾之际，它便具有了特殊的时代意义，而东亚工业文明的兴盛与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又使这一课题具有了普遍的国际意义。本文所要探索的即是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一、“五四”思想领袖与现代新儒家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它与道家、佛家一起，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并铸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乃至骨肉血脉。儒家自孔孟创立以来，经两汉特别是宋明程朱、陆王等构造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以伦理为本位，在哲学上崇尚“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政治上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其间，经由历代统治者的采纳和发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都由此纳入道德人伦之中，纲纪伦常和礼仪规范铸成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心。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涵盖下，近代中国既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也未能产生出近代民主。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船坚炮利”和文化思潮的侵袭，古老的中国被迫开启了国门，而维系这个古老文明的精神文化——儒学命运便自然地告急！儒家所面临的是二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围绕儒学现代命运的论战，大体上可分为以下的几派：即“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现代新儒学”等等。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世纪主潮，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方面，着力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最深刻的则要数“五四”思想领袖与现代新儒家。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两者作为对立的学派进行研究，而在我看来，两者的关系却大体上应是既对立又相通的。

　　众所周知，清末张之洞等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功能亦宣告终结。面对儒家作真正历史性批判的则是“五四”的思想领袖。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整体性的进攻，尤其是《新青年》周围的一批学者，毅然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本世纪初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乃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狂飚突进的大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历史功绩即是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世纪之初的十余年中即告完成，而猛烈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乃是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尽管对“五四”思想领袖在民族文化上的情绪化反映现有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正是“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和知识分子主流将古老的中国引向了现代，使我们今天能够得以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共同的基本挑战——现代化。

　　其次，“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在今天仍有其时代价值。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之所以步履艰难，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冲突绵延不绝，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危害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悲惨事件。所以，“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主流对儒家的批判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事实上，“五四”思想领袖如鲁迅对中国的脊梁的称赞，胡适对“那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种种经历总是满抱着研究、评价的兴趣”。表明了“五四”思想领袖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实质上仍是一种扬弃的精神。因此，“五四”决不是什么“缺乏思想性、知识性的情绪化浪潮”。“五四”知识分子主流对儒家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尖锐性，对中国民富国强的渴望和现代化的呐喊，至今仍具有极大的震撼力。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当时的“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等复古思潮何以不能与“五四”思想领袖相匹敌。

　　然而，百年风云变幻，“五四”思想领袖不会料到，当中国正以豪迈的雄心实践着他们现代化的世纪之梦的时候，当代中国新思潮的热门却赫然写着：现代新儒家。

　　从表面来看，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宗旨的现代新儒家乃是与“五四”精神相悖的，特别是在对儒家的基本态度上，两者的对立是毋容置疑的。问题在于，现代新儒家在很多方面却又表现出与“五四”比较一致的观点，这种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关切，使它具有了深刻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现代新儒家的崛起是随儒学在20世纪所遭遇的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五四”时代，儒学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近十多年来，儒学的历史境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二战以后，以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为首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迅速发展，而他们的文化背景却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为标志的，这种特征在日本尤为明显。儒家与资本主义如此的“嫁接”，正如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所说，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大战后英国占领期间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儒家文化与日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相结合，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日本当代新文化体系和形态，而且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透到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之中，这已经不是原始儒家文化，而是一种包容了儒家文化基本因素的新文化体系。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方面，新加坡作出了以儒家为主导思想，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决策，认为欲建立正直和谐的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

　　与以上这些历史背景相对应，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尤其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们认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是多元的。因此，中国现代化必然具有中国性。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化，已经碰到了各种难题，现代化不是“西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已化合在中国价值系统中间，像血液一样流动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是用简单的方式能够实现扬弃的；粗暴地反传统，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西化”。因此，现代新儒家的思考重点，“还不是使儒学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起某种积极的作用，或者是让儒学对东亚的现代化，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而是如杜维明所说的：“还必须先站在一个更根本的基点上，就是儒家如果有第三期的发展，它要经过怎样一个创造的转化？……”〔1〕

　　现代新儒家与“五四”的相通之处还表现在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基本要素的认同。梁漱溟不仅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精神，中国人要全盘接受，而且在推测世界未来文化中中国人所应持的态度时，他又写道：“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这就是说，在世界未来文化走向第二路（中国之路）之前，中国人必须先获得西方向前要求的第一路向的成果。因为梁氏亦有他的民族文化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他甚至精辟地写道：“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这种哲学家深邃的自我批判意识当然不能和封建复古派同日而语，而却与“五四”思想领袖有相近之处。

　　如上所述，“五四”思想领袖与现代新儒家本质上仍是两股既对峙又相通的思潮。明乎此，对于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家是有益的，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建则更为重要。

　　二、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要证明儒学在20世纪的时代价值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它首先必须证明其自身，特别是它的创造性和时代意义。现代新儒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将带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问题：诸如生存的困惑、人类的价值、文化的意义以及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投射到中国当下的现实之中。而其问题的中心仍是儒学与中国现代化问题。

　　面对世纪初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危机，梁漱溟“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他自称：成为儒家文化的传人是为了解答当时甚为迫切的东西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人类的迷惘与痛苦。梁氏将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与不安，投射到中国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对人类的普遍性关怀结合到特殊的中国处境的当下问题上。也即是将“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相联，提出了儒家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梁氏断言，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文化是人类生命所当皈依，世界文明所当趋归的方向。梁氏多次强调：“世界不久将来的文化一定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与梁氏的文化哲学相异，熊十力则是力图通过创立某种保存中国所特有的骨髓和风貌的哲学形上学体系，来肯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与其后来者相比，熊十力似乎更多地是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获取思想资源，但他对于道德的形上追求和建构本体论哲学的雄心却使得现代新儒家在努力方向上更接近于宋明儒学。与梁氏不同，熊氏更多地致力于树立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以回应来自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挑战，因此，熊氏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精神象征。

　　如果说，梁漱溟和熊十力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为了解决儒学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回应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重要任务则是怎样构建新儒学体系，以对应日益迫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牟宗三的“儒学第三期”和“三统并建说”就是为了挑起这一重任。牟先生认为，儒家学术第三期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即新外王。尽管现代新儒学大师承认科学与民主并非是文化发展的全部内容，并且断言，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才是评价某种文化素质的主要依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之精神”及“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的事实，表现出中国文化“有道统而无学统无政统”之特点。因此，儒家文化亦只有融纳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才能出现新的形态，实现其理想。然而在这种中西文化的自然融合中，儒家的道统是核心，是根本。这是牟宗三所恪守的根本原则，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第二代的思想原则和基本心态。

　　比之于现代新儒家的前辈，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学者似乎具有更为开放的胸怀和顺应时代潮流而进的明智态度。他们提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现代新儒家对于20世纪中国的贡献，不在于它是否已构建一个比较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它在当代的中西古今之辩中，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现代新儒家亦有其不可克服之缺陷，这就是它强调的儒家本位主义和泛道德主义（道德决定论），而这正是包括整个儒家传统在内的不可克服的难题。因此，结合中国现代化问题，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儒家思想过去没有导出中国的现代化，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导出中国的现代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既没有引发出近代科学，也未能产生近代民主。而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正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两大基本要素。

　　其次，尽管现代新儒家着意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即希望由儒学之“内圣”开出“新外王”——确实，儒家对人本身，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的前途、命运的探索是富有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但它本身的缺陷又使它不可能成为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当代文化精神。

　　当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将我们引向伟大的现代化之路。对世纪难题的出色解答，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乃是20世纪末世界文明史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而文化的冲突、社会的转型又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之建设日益迫切。毋须讳言，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则将会异常强化人们的物欲、金钱至上以及功利意识，而贪婪、吸毒、环境恶化、精神空虚，所谓经济和道德的悖论决不是危言耸听。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迄今为止，人的伦理行为的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准却急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快。结果是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的，也是致命的。”〔2〕与人类历史上许多大时代相类似，有关道德、理想、幸福乃至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将会在当代中国凸现出来，如何从形而上之层面来探索和重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甚为紧要和迫切的课题。如上节所述，尽管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主体，但现代新儒家仍提醒我们，在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时候不能割裂历史文化传统，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与改造，儒家伦理对中国步入现代化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工业文明的兴盛，一方面表明了儒家文化仍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能力，另一方面亦宣告了个人主义并非是现代化的唯一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

　　我们肯定儒家和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但也决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负面效应。

　　注释：

　　〔1〕《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 第99页。

　　〔2〕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432页。

作者介绍：方松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