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颖:政治协商制度的价值

　　张梅颖，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政治协商制度，源于和谐包容的文化传统

　　王克己：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您认为应给予怎样的评价？

　　张梅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还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多自己的创新。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比如民主监督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

　　说到制度问题，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性》这本书里有一句点睛之语――“文化是制度之母”，我非常欣赏这句话。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实行什么制度，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独有的文化。我们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础，共同创立的政治文明成果。它源于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谐包容的传统，源于“天下为公”的广阔胸襟。

　　王克己：现在我们在大力推动协商民主，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搞协商民主呢？

　　张梅颖：中国政协里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8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还有34个界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的人民。在政协这个大家庭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多样共存。正因为这种多样性，所以要协商。但在政协的34个界别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目标。正因为目标相同，所以我们能够协商，也乐于协商。政协的本质属性就是四个字：团结、民主，这是政协的主题。

　　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了一种土生土长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协商民主。对于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协商在决策之前，而且还要求在决策完成之后，在政府正式执行的过程中，也要有协商。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既服从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我们的协商民主中，少数人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这样就避免了“多数人专政”的弊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三峡工程动工之前，民盟等几个民主党派的专家是坚决反对的，而且反对的声音相当强大。那时还是1980年代，中央听取反对意见的胸襟是很宽广的。当时民盟有一批专家反对建设三峡工程，包括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还有一些水利方面的专家，比如黄万里等。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反对的理由非常充分，指明了哪些技术我们还没有达到，哪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行，这个工程又会造成哪些后果。黄万里说得最严重，他说就算三峡大坝建好了，早晚也得炸。当然，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最后还是在人大通过了，虽然票数不是很高。

　　三峡大坝建成后，我曾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前往考察，没想到三峡的工作人员排成两队，夹道欢迎我们，特别热烈地为我们鼓掌。我当时感到挺纳闷的。他们的书记最后对我说，如果当初没有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意见，三峡大坝是建不起来的。因为那些反对的意见，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国内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国际招标来解决，最后才把三峡大坝给建起来了。当然，在后来的运行中，三峡工程也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移民问题、滑坡问题、环境问题等。但是，在建设三峡大坝时所确定的几大目标，想要实现的五大功能，基本上都实现了。说老实话，民盟那些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我每次去看望他们，他们都会问我三峡怎么样了，他们仍然有担心、有牵挂。

　　这个事情反映了什么？说明有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三峡的工作人员那么尊重和欢迎政协考察团，实际上是表示政协过去所提的那些反对意见，对整个三峡工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很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我经常参加高层的会议，对一些问题进行协商，也经常给高层提一些意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不太愿意听不同的意见，总希望大家“保持一致”。有时候下面一有不同意见，无论持不同意见的是一般老百姓还是其他人，我们总觉得这可能是敌对势力又要怎么样了，其实这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有些问题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是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不能老是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分析它们。这方面，确实有待改善。

　　我们的决策非常高效，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来救市，那天上午开完政治协商会，下午就把钱砸下去了。当时政协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全国政协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定”。我当时就提出来，这句话得改，现在就说“正确”恐怕为时过早，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就说正确了，以后别人还能再提意见吗？因此，我建议把这个“正确决定”改成“分析、判断”，当然，政协对此还是拥护的。

　　“三个自信”的三个依据

　　王克己：您刚才说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创新，它的优势在哪里？

　　张梅颖：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在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嘴杂，而地区发展这么不平衡，如果没有这套共产党领导大家来协商的政治制度，非乱套不可。这个制度的设计，其实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过，我们要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只是口号，但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有道理。

　　我认为“三个自信”的依据，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践的检验。我们的这套制度，在过去并不长的时间里，推动着十几亿人口走出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正在进入全面的小康。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并正在坐二望一。此外，中国现在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疫病，也能应对各种国际风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过去的这些成功实践，我觉得这个制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 　　二是共产党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与时俱进，而且还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有人讲共产党拥有的是自我净化能力，但我觉得其实是纠错能力，因为光净化是不行的，还得纠正错误。中国在前三十年里搞阶级斗争，把经济搞得濒临崩溃。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的体会是最深的。

　　再比如，近些年来，中国的权贵贪污腐败很严重，贫富差距也扩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公平正义这个大旗举起来了，要把贫富差距逐渐地缩小，不断地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同时又让国企的过高收入降下来。

　　最说明问题的，还是当前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意义极其深远。谁也没有想到中共会如此严厉地反腐，要把自身肌体里的腐肉给剔出去，没有自信是做不到的。

　　三是共产党的开放。我们能够敞开大门，向一切先进文明学习。我们派了多少人到国外去学习？引入了多少技术和资本？我们敢于开放，我们有自信能抵制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有自信能吸取一些好的东西，包括民主与法治。

　　所以，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我认为制度设计是非常好的，它在实践中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这正说明我们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缺乏监督机制。过去开会时，一提到监督，就强调已经把监督含在参政议政里了，监督寓于参政议政之中，但这其实是两码事，这使得政协的监督职能被淡化，有时甚至几乎没有了。另一方面，因为政府的很多事务有待公开透明，政协的监督有时也只能处于准备状态。

　　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王克己：具体而言，协商民主是如何协商的，协商的内容是什么？

　　张梅颖：我们的政治协商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层协商，就是中共领导人与民主党派领导人政治协商，内容都是治国理政的方针大计。

　　另一类是社会协商，我们现在需要推进。我觉得将来可做的事情非常多，因为社会协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方法。不管拆迁也好，城管与小摊小贩也好，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用城管去强行管制，用推土机去强拆，这其实都是对立的手段。城管很多时候是在践踏法律，管与被管没有赢家，这合算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多一些治理、服务思维，少一些统治和压制。所以，我觉得在社会层面的协商是非常重要的。直面矛盾，跟老百姓协商、对话、沟通、妥协，绝不回避问题；该对老百姓妥协的，就得妥协。老百姓的利益被你侵犯了，你不妥协行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缺乏妥协精神，有协商才有妥协。对于不同声音，不要认为这就是“敌对势力”，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点，否则将会导致万马齐喑，形成不正常的局面。听反面意见，要有诚意，没有诚意，就不利于监督。

　　王克己：中央目前正在强力反腐，在您看来，目前最大的腐败是什么？

　　张梅颖：我们国家现在有三大腐败，这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腐败。

　　第一，吏治腐败。吏治实际上是能够决定政党的质量的。但现在，吏治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买官卖官现象，多少钱一个镇长，都公开标价了，军队也未能幸免。由于吏治腐败，导致我们的人才选拔出现逆淘汰，优秀的人才上不来。在某些地区和单位，谁会拍马屁，谁能够出钱，谁能够送礼，谁就能上位。这样的腐败，贻害无穷。

　　第二，司法腐败。法官也开始论价了，你要解决多大的问题，就得给多少钱。如果到这种地步，司法的底线就没有了，让老百姓信什么？

　　第三，媒体腐败。媒体有鹦鹉学舌的趋势，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观点，这能进行监督吗？舆论监督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披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表明，我们的舆论也能被收买。只要给钱，负面消息就可以拿掉，这算什么事呢？

　　这三大腐败不解决，其他腐败都是解决不了的。教育腐败、医疗卫生腐败，不都跟这三大腐败相关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什么吃什么。教育领域吃家长的，医疗领域吃病人的……大家都这样，这个社会就“溃败”了。

　　所以，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得不到足够的约束，监督太弱。被监督的人不愿意被监督，就设了很多障碍和禁区。

　　小平同志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曾讲过要有“三个有利于”：第一是有利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做到了这点，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真正的效率，是要讲究对资源的利用率的。第二是有利于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切实的民主，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尚未达到，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监督。第三是有利于比资本主义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就跟在流水线上的生产一样，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创新型人才很难辈出。

　　我觉得从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角度讲，我们仍然需要虚心学习，不断进步，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发现不少人认为中国好像马上就要领导全世界了，我觉得这是在把中国推向极端。这种论调是有问题的。

　　王克己：您在政协工作这么多年，对于政治协商，有何建言？

　　张梅颖：我们处理任何问题，要考虑能不能双赢，要双赢就必须要有妥协，要妥协就必须要有协商。所以，我认为政治协商这个制度很好，但是它有待完善。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到广开言路，至少在政协内部，要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发表真知灼见。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政治协商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得选出人来，谁来协商很关键。我们必须选拔具备优秀素质、有胆有识的人进入政协，否则如何协商？如果不改变政协选拔人才的办法，甚至花钱买委员，政协很难充分发挥政治协商作用。此外，我认为高层的政治协商，还应该再透明一些，在政协委员的选拔上，也应该进一步公开透明。

　　医患问题的根源，在于错误地把医院推向市场

　　王克己：前一段看到了一则“岳阳数百名医务人员静坐抗议医闹”的新闻，现在医患问题很严重，有些事件的问题在于家属，有些事件的问题可能在于医院。您曾是医科干部，在您看来，医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张梅颖：关于医务人员静坐抗议医闹，这是医生的权利，不能说医生就只能挨打挨骂。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现在如此严重的医患问题是怎么形成的，这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我们国家在1990年代开始搞医疗改革，国家就不管医院了，要医院自负盈亏，明确一是以药养医，二是多赚多分，这不就把医院推到市场上了吗？所以，医院为生存就要赚钱。我当时正好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就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全院都下海了。具体到各个科，挣得多，工资就拿得多。有了这样的政策导向，医院能不赚钱吗？我当时就向上面提出来了，医院到底是公益的，还是市场的？如果医院做的是公益事业，那就不能这样做。所以，医患问题表面是因为看病贵，根源却在于当时错误地把医院推向了市场。

　　王克己：但国外很多医院也是市场化的。

　　张梅颖：国外的市场，不像咱们的市场这么乱。国外医院的市场化，不是说医生今天挣得多，就能拿得多，而是根据医生的水平。如果你是个高级医生，就给你开高新，比如年薪一百万或两百万。他们是分等级的，比如说D段医院属于社区医院，那么平均年薪就是六万美金，护士的平均年薪是四万美金，内科医生是十几万，外科医生是二十来万，都有一个大概的平均数。看病人看得多一点，医院可能会加点钱，但不能由你自己来主宰。

　　可是我们把医护人员推向了纯粹的多劳多得，在市场上自己捞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错误的，背离了医院的公益性质。

　　王克己：您对这种乱象有何解决建议？

　　张梅颖：一方面不能让医生拿药品回扣了；另一方面医生可以多行医，比如说我技术高，周末别的医院请我，我也可以在那里拿一份工资。原来我们对此是加以限制的，现在不限制了。在中国，国家给医生的钱确实太少了。按照国际惯例，医生的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4-6倍，而当下医生的工资比公务员还低。我们在医疗改革的方向上出了问题。

　　第二，社会对医疗的认识有问题。公众对医疗有相当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很有限，一些广告大多是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有些疾病有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手段，但每个个体千差万别，有些疾病包括常见病如“三高”，有的患者就是治不好，所以一定要让公众明白“医学不是万能的”。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常常误解，在医院治病怎么会死呢？于是就闹。

　　第三，医护人员主观原因。有病的人起早挂号、等待，有的千里迢迢投奔大医院，十分不易。作为医护人员要将心比心，多多理解病人及家属的感受和心情，对病人多一份人文关怀，多一点耐心和笑脸，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第四，个别媒体缺乏常识，缺乏责任心，对医疗纠纷不当炒作，混淆视听，推波助澜，起了负作用。如近期媒体报道的湖南产妇死亡事件，以及2013年肝炎疫苗事件，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我国被称作“肝炎大国”，上个世纪末我国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达一至二亿，每年死亡病例30万人，不仅对患者造成很大伤害，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最有效、最廉价的办法就是预防免疫。当时我国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研制乙肝疫苗， 2005年为全部新生儿实施免疫接种，2009年扩大到15岁以下人群。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以接种疫苗为核心的综合防控措施对控制我国乙肝病毒蔓延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接种者感染率几乎为零。我国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3千万，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全球免疫联盟认为：“中国控制乙肝所取得的成效，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

　　但2013年12月媒体报道的“乙肝疫苗事件”，误导大众对疫苗产生恐慌――如果是疫苗质量问题，一定是群发而不是个案。这不仅导致几个生产肝炎疫苗的工厂都停产了，更重大的损失是很多家长不敢带孩子去打疫苗了。据有关机构对10个省监测显示，2014年初我国乙肝疫苗接种率已下降30%，这就意味有30%的人群可能感染乙肝从而终生不幸，如果乙肝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的防治感染肝炎的成果就要功亏一篑了。作为肝炎防治基金会的理事长，我马上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建议《焦点访谈》为此专门做一期调查节目。中宣部很重视，当天晚上《焦点访谈》就做了一期节目，现在形势有所好转。所以，我觉得某些媒体真的有问题，有时不仅不能揭开真相，甚至可能背离真相，误导大众。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