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北方

　　“黄河诗派”持续时间较短，从1985年前后出现，到1986年冬天，也即三位代表诗人潞潞、张锐锋、陈建祖参加1986年诗刊社在山西举办的 “青春诗会”后，大体不到三年时间。 　　“诗派”起事，以郭志勇在《太原日报》上发表的类似“山西‘黄河诗派’宣言”文章、张锐锋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山西诗之现状与“黄河诗派”的雏形》两文为标记，前期代表诗人有潞潞、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随后壮大，有秦岭、周所同等加盟。重点作品：潞潞的《肩的雕塑》、《青铜之子》、《城市与勇敢野牛之血》，诗派成立，又专门写了两首长诗《黄土地》和《跛脚上校的女儿》；张锐锋，以《乡村的孩子》命名的系列组诗和长诗《大地情歌》影响最大；陈建祖，代表作品有阐发历史幽思的长诗《云冈石窟》和表现历史与现实交融碰撞的《农民，啤酒的欢乐》；郭志勇，代表作品有《秋天的情歌》和《道路的季节》两首长诗，颇具聂鲁达风格，情感饱满，热情放达，还充满哲学沉思；秦岭，代表作品有抒情诗《我不是诗人》和《诗刊》年度获奖作品《燃烧的爱》，诗人因在大同矿务局工作，山西的煤自也成了他的抒情客体，诗写得十分真挚，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周所同，则为《黄河系列组诗》，约40余首，状写晋西北黄土魂，晋西北儿女黄土情，有着浓郁的晋西北民歌抒情调子。这些出自“黄河诗派”代表诗人的作品，同样也是当年山西诗坛的重要收获。 　　他们几位，当初除选择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外，又经常出现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上。像潞潞惠特曼式的《中国正在筑路》、格调清新的《中国，早晨好》，以及稍后写的精粹短诗《古道》、《川西小景》、《三棵大槐树》、《山崖的下面》等，都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黄河诗派”成事的客观条件，一为潞潞、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周所同、秦岭等创作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突破实力，而且大多当时已在全国成名；二为几位诗人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潞潞担任《山西文学》诗歌组长，每年争取一个诗专号，海子的《抱着白虎走向海洋》、张锐锋的组诗《乡村的孩子》、陈建祖的长诗《云冈石窟》、于建军（非默）的长诗《人》、郭志勇的长诗《秋天的情歌》等，都发自潞潞编辑的诗专号上；作家成一主编《黄河》时，郭志勇借调，后张锐锋调入，前后双双负责诗歌栏目，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潞潞的两首长诗《黄土地》和《跛脚上校的女儿》、于建军的组诗《遥远的风景》、雪野的组诗《生命的舞蹈》、金汝平的处女作《春天》等，在此面世，形成影响；陈建祖，任《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编辑，“双塔”为全国报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园地，文学评论和诗歌更加引人注目；还有，秦岭后调入大同市文联任《云冈》诗歌编辑，周所同在忻州任《五台山》诗歌编辑，他们二人先后都办过颇具影响力的诗专号；三为潞潞在山西大学期间与李杜一同办《北国》暨“北国诗社”，已积累了一定的组织与编辑经验，特别是外省约稿，眼光准，规格高；四为有陈建祖这样的活动家、演说家，他的热诚，就是一种凝聚力；五为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在诗歌创作外还写评论，能扛鼎理论旗帜；六为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举国再度西风东渐；北岛、江河、舒婷等新一代诗人成为更多文学青年的榜样和关注焦点；“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正被多种写作浪潮所取代；“晋军崛起”引起关注；“寻根文学”酝酿成熟，形成气候。 　　另外，他们的老师，“新时期”山西诗歌的传薪者文武斌之死，似也构成了一个山西新兴诗歌力量聚拢的历史契机。有人说，文武斌生性孤僻，与一些同行难合群，为诗坛怪人。这话无非讲了个表面。文武斌生前有话，诗歌是愚人的事业。让他不能容忍的，实为残留在他周遭、貌似固若金汤的“文革”口号式分行写作，他这一代人受伤害太深，他本人就写过一本《大寨战歌》。文武斌热爱诗歌事业，并且十分关爱青年诗人。他最不希望昨天甚至今天仍在戕害着他那一代人的东西严重影响到青年诗人的成长上，所以他在心底下争斗的，是一种旧有的、顽固的、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和诗人心灵世界完全无涉、在诗坛仍处于喧宾夺主地位的虚假诗歌势力。作为《汾水》（《山西文学》前身）的诗歌编辑，《汾水》是整个山西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阵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甚至肩负有某种神圣庄严的历史使命――把感同身受与有限的现代诗歌认知传达给下一代如潞潞、秦岭、周所同、张锐锋、陈建祖、于建军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诗人。 　　就这一时期，我省文学评论家李国涛先生，还在《诗刊》上特别著文《论后起的山西诗界》，介绍评价了这一代新人，文中评介潞潞时写道： 　　潞潞诗里的内容很厚实。但是他愈来愈能够从这种厚实中向外开拓，向上升华，达到诗的抽象、诗的象征。我是说，他不把厚实的生活化为具象的堆砌，化为板滞的、毫无灵气的事实。他把厚实的生活用诗的感受来熔化，用诗的眼睛来改造，用诗的语言使之成形成境，使之稳定。《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便是这样的。《肩的雕塑》 有一点情节，然而着墨处却不在那点情节，而在于情绪，在于健康的肌体、青春所构成的力量。潞潞的《青铜之子》（《人民文学》1984年第9期）把现实、历史、象征、真实都化成一个诗的整体。从我们的祖宗熔炼青铜，到第四代计算机指挥炼钢――这里面有历史，有哲理，有理想，也有现实生活。 　　潞潞在诗的形式上追求内在的节奏，而不很讲究韵脚和形式上的整齐，这很合他的气质。他有一种宏大的气势能把他的语言控制到虽散而是诗，不是分行的“文”。这很不容易。比如，《青铜之子》的结尾就是这样： 　　我的血液像钢水一样沸腾， 　　我听到钢炉内低沉的咆哮， 　　是即将出海的舰队骚动着，呼喊着， 　　是正在冶炼中的太阳翻滚着，急欲喷薄…… 　　潞潞、张锐锋、陈建祖1986年参加的“青春诗会”阵容异常强大，除他三人，另有韩东、于坚、车前子、翟永明、宋琳、吉狄马加等人，而且这期“诗会”出了不少名诗，如于坚的《尚义街5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翟永明的《母亲》等。张锐锋的《乡村的记忆》和陈建祖的《雪线》、《潮汐》也写于此时，最能体现“黄河诗派”所追求的深沉博大，走新的民族化道路，融崭新的美学思想与古老的黄河文明于一炉。陈建祖人都有了变化，他不仅下巴上蓄起一把胡子，还一夜间变成一个河曲民歌高手。还有潞潞的《老歌》、《泥路》、《石头屋子》、《两张桦树皮》、《内蒙狼山岩画》，都是看去不长的小诗，但写得极美，充盈着极高的才情和创造力，读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诗中那深远的意境，更是会长久地镌刻在人心间。 　　山西是有天才诗人的。“黄河诗派”，那时如潞潞、张锐锋等，在创作上一开始便勃勃雄心，从不隐瞒自己欲成长为这块土地上的大诗人，在诗中接受神谕，天才地代言这块黄土地。“黄河诗派”的命名与崛起，体现的是当年山西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的诗人冲破种种意识形态樊篱桎梏的一种坚定的自抉。今天看，必须说还带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属性，青年诗人们艺术上的搏击，亦能划归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的大架构，如此，也更能探明现代诗歌在山西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及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