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自治的影响
第31卷第6期2012年12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1No.62012.12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自治的影响
陈
12琳,李方方,王
巍
1
常州213000;
2.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检察院,江苏常州213011)
摘
要:修身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礼为核心,尊崇孝道,要求官员既修形也修
心,既注重外在形态与仪态,克己复礼;又注重内心的修养,抑欲正心,轻利重义,舍生
取义。修身思想在思想层面上为官员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促使官员自治文化的形
并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对中国古代的吏治产生作用。在中国古代,官员修身的程度成,
直接影响吏治的状态,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的治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修身思想;官员;吏治;自治;儒家思想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2)06-0069-04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全其真,。”《臣轨》德尊是唐代武则天年间对官员治理及自
,其文之主体所用也是“君子”由此治的箴言集要,
可见,君子是为政者是被官方所默认的。孔子曰:
[2]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能“使”于四方的当然是官员了。圣人在中国人的眼里尤其是在儒生的眼里是至高无上的。孟子曰:
[3]
“圣人,”人伦之至也。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
儒家所说的“士、君子、圣中道德完全的人。所以,
人”并非普通百姓,是为政者或者即将为政者,从主体上看,修身的主体比官员的外延要大,但是很
官员占修身主体的主要部分。显然,
2.修身的客体
的内涵,并非“身”的表面修身的客体即“身”
儒家的修身讲的是既修形也修心,修于内也意思,修于外,内外兼修。修身以礼为核心,即要求修身“一切准乎于礼”,不仅要求修身者的外在形态者
和气度上符合礼制,而且要求修身者有一颗仁爱之心、克己之心。
所谓修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形态方,“容貌、面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
[1]
”就是要求修身者在容貌、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仪态、进退、疾走、慢行,雍容儒雅,避免倨傲偏邪、庸俗粗野,这样要求不无道理。外在形态是人与人
时刻保持外在形态上的礼仪才能之间的第一印象,
首先赢得他人的好感,这样可以便于政事。一方面
(1.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江苏
一、修身思想的内涵
“修身”?在儒家的典籍中论述很多,何为但
却甚为零散,比较系统地阐述修身思想的应当是儒
《大学》《荀子》。《大学》和中这样说道“大家经典
、“古之欲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
。这是大学对修身思想的宏观阐致知在格物”知,
述,也是古人自我修炼的一种模式。而《荀子·修身》则是从微观上比较具体地讲述了修身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修身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指导为政者如何更好地施政于民。
1.修身的主体
修身的主体是即将为官者或者已经为官者。从儒家现有的文献材料中不难看出儒家所讲的士、君子、圣人都是为政者或者即将为政者。正如安小
《荀子》:“荀子之学,时所说以礼为归,他兰在译注
所论的学,并非我们今天所指的一般性学习的概
”念,而是指为士、为君子、为圣人之学。这段话其
整篇主体的定性,下文也有与之实也是对《荀子》
相呼应的地方,如“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
[1]”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另外,唐代的《臣
:“清净无为,轨》有言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则地
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与之财。君子虽富贵,
毁廉。智者不为非其利,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
收稿日期:2012-09-28作者简介:陈琳,女,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律史。
李方方,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69·
是外在仪态方面,“行而供翼,非渍淖也;行而俯
项,非击戾也;偶视而先俯,非恐惧也。然夫士欲独
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1]即行走时恭
敬小心,不是因为害怕陷在烂泥里;走路时低头,不是因为害怕撞上东西;两人对视,先俯身行礼,并不是惧怕对方。这乃是因为君子想要修养自身的品德,不因为此而得罪于世俗之人。这是对修身者气度和风度上的要求,仪态端正,谦恭有礼,不偏不
倚,
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修身于内即为修心。如果说修形于外能初步获得民众尊重和信任,那么修心于内才能获得民众真正的爱戴和认同。儒学认为,修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要求官员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中国古代是一种差序格局,官与民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所以官对民之仁爱是上对下之情,官员投之以仁爱之桃,民众则报之以拥护爱戴之李。官员能否获得民众的爱戴关键在于官员有无仁爱之心,有无仁爱之举,是否能够造福一方或一隅之百姓。二是克己复礼。修身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并非是虚无缥
缈的,
最能体现它经世致用特点的就是其对修身者的要求:克己。官员是一个拥有权力的阶层,中国古代是君权专制社会,民众的权利不足以制衡官员的权力,官员的权力实际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官
员是否能做到“克己”
,关系到官员能否长久拥有权力。官员自身克检要受到律法的监督,考绩不合格者即有可能受到惩处、免官或者受到官员阶层内部的排挤。所以,不管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官员修心都是实际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当然这对官员的治理和自治以及赢得民众的认同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何以克己?儒家典籍里有诸多的叙述,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抑欲正心。欲是一种天性,抑欲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正心。荀子说道:“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乱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
之,失之矣。”[4]也就是说,心之所想是否合理关乎
国家的安定,只有心正才能抑制欲望不危害国家,从心出发,抑制人性的弱点才是正道。从荀子的论
述中不难发现,
他所说的欲关系国家社稷安危,很显然这种欲与政治有关,与为政者有关,并且这种欲会惑乱人心,从而影响国家的安定,所以抑欲对为政者来说考验很大,意义也更重大。荀子提供抑欲的方法是正心,即让修身者明白,其心之所想关·70·
系国家的安定,
行为处事之时不忘基本的价值判断。所以,修身者要修心克己,抑欲正心是关键,这也是为何各代君主都重视官员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考察,为的是让官员们形成修身为民、为国、为社稷的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只有“心正”才能
从根本上“抑欲”,才能让官员们认识自己最终的
价值归属。所以,修身者要修心克己,抑欲正心是关键。
其次,轻利重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5]
孟子也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6]
,“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人皆
以为贱。
”[7]重义更是从古至今受到推崇,《清史稿·孝义传》中记载的山西闻喜县郭景汾的仆人便是典型的一例。郭氏仆人曾因救主被朝廷封为义仆”,后来郭氏受诛,仆人不远千里,不惧牵连而奔丧,受到当政者的褒奖,并把这一忠义之事记载下来。以上种种都说明了一点,轻利贱利是古人的传统,修身者克己轻利,才不会轻易被利益所迷
惑,做出“与民争利”的“不仁”[8]
之事。只有修身
者主流价值观上,对“利”淡薄,对“义”重视,才能
引导修身者行“重义”之事。
再次,舍生取义。“轻利”可以“重义”,但“轻
利”却未必一定“重义”,即官员一旦为官,其手中
的权力使得官员可能获利的渠道越来越多,
这就存在官员“私利”与百姓“公益”矛盾的问题,当“私
利”和“公益”发生矛盾时,孟子如是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义者也。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9]
这段话虽表面没有直接回答“私利”
和“公益”的矛盾问题,但实则已经告诉修身者利益面前应有所取舍,应舍小利而成大义。也就是说官员一旦为官,其自身的利益必然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当舍弃自身的利益来成全百姓和国家的利益,这是儒家修身思想对修身者为官的要求。
二、修身思想对官员自治影响之体现1.修身思想为官员自治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修身思想为官员统一了价值观主要是通过科
举考试来实现的,艾永明教授说
:“隋唐实行科举考试后,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以儒学作为鉴别官
员的标准,这是中国古代儒学指导行政法律的一个重大发展。”[10]因而,儒家的为政思想和理论渗透
到官员的选拔考试中,成为官员入仕之前所修炼的
素质。以清代为例,《钦定科场条例》也对乡试的
题目作了具体的规定:
“
乡、会试题。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
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
四书题,首《论语》,次《中庸》,此《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则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
《孟子》。
五经题,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
《春秋》,次《礼记》。有前后颠倒者,照出题错讹字
句例议处。
[11]
所以,古代的科举考试极为重视对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的考察,一方面这些书饱含了儒家对为政者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参加考试的人员能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树立起“忠、孝、节、义”的价值观以及“为民、为国、为社稷”的价值目标,期待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后,入仕为官成为对国家、百姓、社稷有用之人,从入仕之前,就正其心。当权者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反映了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对入仕为官者的修身要求。另一方面,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在入仕前就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即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成为官员。通过科举这种“正途”入仕的官员大都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即要修身为民,加之考绩等行政法律对官员修身的要求,使得官员的这种修身价值观得到不断强化。
2.修身思想促进了官箴文化的形成
官箴是对从政者给予有益的规劝和告诫,以期廉洁政务,善待百姓。[12]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官员为政有益的规劝和告诫都属于官箴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官箴在总体上是一种集体文化成果,又因为其内容与修身相关,加之收集的官箴要文多数记录官员为官的心得,所以,官箴在性
质上是官员关于修身的集体文化成果,
是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总结。
官箴内容是对修身思想的体现。首先,官箴中关于修形的要求,其一,要求衣冠正。如明代汪天赐所著《官箴集要》中所载:“夫礼宜谨慎,体宜正大,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生畏,斯
不亦威而不猛乎?”[13]
要求君子端正自己的仪容,才能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受到他人的尊重,才能树立
自己的威信。其二,
要求慎言语。“轻言戏谑最害事。盖言不妄发,则出言而人信之;苟轻言戏谑,后
虽有诚实之言,人亦弗之信矣。”即官员言行须谨
慎,
否则,在百姓中就树立不起威信。其次,官箴关于修心的要求。官箴中要求修心
的内容较为具体,其一,要求清心,“清心省事,居
官守身之要。心静能处事。心地干净,自然宽
平”[13]
。认为官员为官首要的就是清心寡欲,只有
内心平静了,
就不会多生事端,民众也就不会因此而增添负担了。其二,律己以廉,公平公正。廉洁是抑欲的要求,公正是对民的责任,因此关于廉洁公正的内容是官箴里讲述最多的内容,并且各代都有相关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述。以西安碑林博物馆《官箴》碑上铭文为例,其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
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认为,官员只有廉洁公
正,才能在行政机关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获得百姓的认可和爱戴。其三,要求戒贪。这其实也是
对廉洁的延伸。“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
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请邪?况一身
之微,所享能几”[13]
。要求官员为官须受廉戒贪,克己修身,控制个人的欲望。再次,官箴反映恤民的要求,这主要也体现在税收上。要求定限征输,
禁止重叠催税。“下乡催科,每半月才一到县,为
力不烦,得以从容为官办事,此一法也”,“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13]
。综上所述,官箴是官员修身为官过程中的心得和体会,作为官员日积月累的集体智慧,其内容是纷繁复杂的,且较之修身的内容更为具体。官箴除
了在价值标准上受到修身思想的影响,
在内容上也表现为对修身思想的再现和深化,因此,修身对官箴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
三、修身思想对官员自治产生的作用
修身思想为官箴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因此官箴不仅仅是官员自身的为政之道,也不是单单靠官员自身的修养来完成的,它是整体官员的一个意识形态,它在官员内部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道德但却高于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个别官员违反了官箴在无形中订立的准则,就会为整个官员集团所不耻,羞于为伍。官吏文士因为品德、执政,受到“清议”
则“终身不耻”[14]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方式,但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制度总是为能够理性思考的人设计的,
没有理性,制度以及后续的惩罚效果也得不到保证。官箴体现的是一种比任何制度都要强大的信念,制度只能禁锢人的行为,但禁锢不了人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官箴对官员治理的作用并非不及制度,官箴是官员自身的一种追求和理想,是自发的,由内而外的,从制约效果上看,这种自发的要比外力强制的要有效。
同时,“官箴”体现了官员阶层内部对官员行
为的评价,是与非,善与恶,一目了然,也许贪婪可以变得富裕,但不可能高贵。谁违反了谁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将被诟病,必将是孤单的。孟德斯鸠也曾
·71·
说过
:“让我们把不名誉作为刑罚最重的部分吧!”这种官员内部评价的“不名誉”就比最残酷的刑罚
还重,在古代妇孺百姓都要求自己“人穷但不能志短”
,何况是熟习孔孟之道的士大夫呢。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官箴”文化对官员治理的影响,官员清廉、勤政、爱民必定受到百姓的爱戴,君主的赏识,同僚的倾慕,与此相
反,则受百姓唾弃,君主厌恶,同僚鄙夷。官员违背“官箴”体现的为官之道,必然是饮鸩止渴,其身后也是万丈深渊。除此之外,以清代为例,还有专门
的制度约束官员修身,
比如参奏,即参劾具奏,是“都察院及各地方长官奏请惩戒方式之开始”[15]
,而这种参奏是清朝提起文官行政处分的最普遍方式。
四、修身思想对现今官员治理的借鉴意义太史公曰:“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16]修身思想关于官员自治的合理科学之处对现今官员的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法制现代化有尊重传统的需要。传统并
非仅代表过去,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而且传统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其自身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现今对官员规制的立法主要是从西法移植过来的,西法的规则必然是根植于西法的传统,依赖于其社会形成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西方社会经历过比较成熟的民主近代化运动,政治上成熟的代议制或者直接选举制使得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比较成熟,同时也为官员义务观念和责任观念奠
定了基础。然而,
西法的这些传统条件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后并没
有经历很完整的民主近代化历程,
公民没有树立起权利义务观念,官员的社会地位超然。国家恢复主
权后,
官员接受的教育是“服务”观念,所谓服务,更依赖于主观的意思表示而没有被定性为义务或者责任,法传统的不同使得法律在移植的过程中面
临许多困难,
而解决这一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尊重自身法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有条件的移植。现今
对官员治理的立法就是缺乏中国古代传统基础,
以至于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地
方,
所以现今对官员治理方面的立法改革应当重视修身思想,以弥补其法传统上的基础。
第二,有利于弥补现今法制理念的不足。现今社会对官员的治理特别依赖制度化的规制,而忽视思想上官员统一价值观的建设和思想上的重要引
导,
这样的制度设计只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员不违反法律,但无法从根本上去引导官员执政为民。·72·
而官员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手中握有民众给予的
权力,
身上担负着管理社会的责任,对其不管是制度上的规制还是思想上的要求都应当高于普通的
民众,
不能仅仅单纯依靠外部惩罚性法律的规制,更需要在一般的日常的制度和思想上的规制。而
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修身思想及其体现它的相关的法律制度能够弥补现今社会的这一不足。
五、结
语
在法治社会下,法律与体制的优势不言自明,但诚如先进的机器需要卓越的操盘手一样,优秀的官员仍是社会发展和发达必不可少的因子。加之
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
官员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大,社会对官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官员的廉洁性受到整个社会的质疑,科学合理的官员治理模式噬需建立。但正如西方的文明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一样,我们也应当站在
历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传承历史,借鉴历史留给我们的灿烂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作为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在几千年的官员自治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应让这样的文化埋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应当开发它、挖掘它,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
让它为现今的官员治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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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6]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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