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问题
Food supply and food safety issues in China
Hon-Ming Lam, Justin Remais, Ming-Chiu Fung, Liqing Xu, Samuel Sai-Ming Sun
引 言
中国人口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14亿[1],国家人口的转变会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动物产品及食用油消费量不断增加造成的营养转变[2]。数量庞大的中国食品生产和消费企业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成为影响国际市场和贸易伙伴的重大利益问题。在本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问题,将之与全球趋势相联系,分析了在今后几年中,可供中国选择的稳定粮食供应及提高食品安全的关键政策。
从历史上看,粮食安全在中国的公共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4]。上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尽管关于饥荒所造成影响的数据是零星的,但那段时期饥荒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估计是以千万计的[5]。1959年全国死亡率为1.46%,1960年为2.54%,1961年为1.43%[6],其中1960年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6]。这场公共健康灾难的形成所遗留下来的是,粮食供应、价格和可获得性持续成为中国国家事务中404
优先关注的领域。
大饥荒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数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增长,这些也对国家粮食供应产生了新的压力。1995年,Lester Brown发表了他的经典文章《谁来养活中国》[7],向全球的决策者敲响警钟,并且警告称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耕地转换,可能最终导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间的巨大缺口,这将对全球农产品市场构成压力,并可能会威胁全球粮食安全。本文重温了这篇开创性论文发表后,近20年来中国粮食供应的资料,检验食品安全问题与粮食供应、价格和可获得性的趋势相吻合的程度如何。随后,还检视了中国的关注点正从粮食供应保障转向食品安全。
影响中国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土地、
水、土壤和饮食
影响农业生产的环境因素部分可以由中国“糧”这个字来概括(框表)。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函数,包括中国众多的人口,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气候因素,水资源供给和稀缺性,土壤中微量营养元素的丰裕程度等。中国只拥有世界上7%~9%的耕地,但是人口所占比例超过20%[8],因此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1A)。另外,过去50年中耕地面积一直呈减少趋势,部分是由于水土流失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转换。粮食作物耕地也面临着来自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竞争,例如,尽管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强劲,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棉花的经济价值,其生产仍占据了耕地中一个稳定和重要的部分(参见网络附件)。
在中国的可耕地中,只有约40%被列为最高一级(最适合农作物种植),剩下的一些地区还承受着环境压力,例如干旱和高盐度[9]。最好的耕地位于广阔的三大冲积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9]。这些区域沿着中国东部沿海向内延伸,正经历着
关键信息
框表 “糧”字的字源
最密集的城市化进程[10]。这些地区代表了农业用地和城镇用地争夺平衡的最前沿。同时,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例如青藏高原和黑龙江平原的北部,对大多数作物来说积温过低。因此,这些地区对中国整体耕地的贡献较小。
和世界大多数地区一样,中国的农业生产与水资源息息相关:需要灌溉的土地生产的粮食占中国粮食产量的75%[11],灌溉总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0%以上[12]。在中国,水资源供给是制约可耕地和农业年产量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例如,在2008年,干旱严重影响
了近10%的中国可耕地(总面积1200万公顷),并导致81.2万公顷绝收[13]。从地区来看,水资源短缺在中国西北部尤其严重,那里有中国超过40%的土地,却只居住了9%的全国人口。这片区域呈现出了广泛荒漠化,因此对全国农业产出贡献极少
[14]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
人均淡水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1B),也低于常用定义中的“水短缺”水平(人均1000 m3),广泛的水体污染还进一步减少了供应[15]。
土地不足和水资源短缺制约了农业生产,农地的密集耕作导致了土壤中微量元素不足,阻碍了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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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发展[16]。土壤中诸如锌和铁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分布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16]。土壤中微量元素的质量取决于生物可利用量,而不是其绝对数量。中国南方的酸性土壤与中国北方常见的石灰性土壤相比,前者所含的铁和锌在化学上可被植物吸收的较多[16]。
土壤中一些微量元素的不足会传递到作物,在某些情况下,造成膳食微量营养素缺乏[17]。尽管在中国有证据表明通过土壤微量营养素缺乏引起食物中微量营养素缺乏这种途径可导致碘缺乏[17],但总体来说,
A人均可耕地面积0.45全球0.40中国
0.35)
人0.30/顷0.25公(0.20积0.15面0.100.050
[***********][***********][***********][1**********]0
09B人均可再生水资源18 00016 000)
人14 000/3m12 000(量10 000源8000资水[1**********]0
19
62
[***********][1**********]12
1958—1963—191968—11973—11978—11983—1
1221988—1993—1998—2003—2008—0.40
C人均谷物产量0.35)0.30人/吨0.25(0.20量产0.150.100.050
[***********][***********][***********][1**********]0
09年 份
图1 全球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水资源和谷物产量的时间趋势 所有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年度总耕地面积(A)、可再生水资源(B)和谷物产量(C)都被分别除以世界和中国的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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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途径引起的营养不良较为罕见。更常见的情况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不能便利地获得多种食物类型,导致膳食微量营养素缺乏,这构成了对中国公共健康[18]和经济[19]的主要威胁。根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估计中国2.08亿人(主要在农村地区)患有缺铁性贫血,0.86亿人因为缺锌而发育不良[18]。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在快速发展,但特困人口中营养不良的问题仍然存在[19]。饮食多样化和恰当的食品营养强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18]。为帮助积累作物可食用部份的微量元素,传统育种和转基因技术进行生物营养强化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是这个领域新的方向[20]。
尽管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参见网络附件),但中国的人均谷物(中国人饮食中最主要的热量来源)产量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图1C)。许多因素促使人均粮食产量上升,包括成功的优产品种育种项目,杂交优势的发展(如杂交水稻),以及不断增长的农业投
入(农用化学品,使用农业机械和制造农用化学品所需的能源等)[21-23]。在当前中国的饮食习惯逐步转向消费更多的动物产品、食用油和加工食品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既要维持农业产量的增长,同时要限制因农用化学品和其他农业投入而引起的环境破坏的重大挑战。
过去的50年中,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肉类、牛奶和鸡蛋的动物产品消费量正在快速增长(图2A)。确实,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了中国的营养转变[24],从半素食转变成以动物产品为主。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一样,中国的超重人口同步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城市中),代谢综合征和与饮食有关的疾病对公共健康构成了威胁[24-25]。
另外,对动物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使对动物饲料的需求在增长,导致中国有进口粮食作物来满足国内庞大的畜牧业的潜在需要[26]。中国国内的农产品市场已经显现了这种影响:与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的小麦和水稻相比,玉米种植面积在迅速增加(参见网
A人均动物产品供给
奶类,不含黄油(中国) 蛋类(中国) 肉类(中国)100
奶类,不含黄油(全球) 蛋类(全球) 肉类(全球)
90 80年供给量(kg/人)年供给量(kg/人)
70 60 50 40 30 20 100
B人均水产品供给14淡水鱼类(中国) 海洋鱼类,其他(中国)
淡水鱼类(全球) 海洋鱼类,其他(全球)
12108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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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与中国人均动物产品和水产品供给的时间趋势
所有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年度动物产品(A)和水产品供给量(B)都被分别除以世界和中国的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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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附件)。在中国,玉米最广泛的用途是作为动物饲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玉米消费量已经翻番[27]。为了保护其作为动物饲料的供给,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订限制工业使用玉米,如用于生产淀粉、淀粉糖和乙醇产品等的措施[28]。
中国迅速增加的水产食品部分缓解了对中国以陆地为基础的畜牧业的压力(图2B)。过去10年水产食品的增加大部分是由于淡水鱼养殖面积扩张,养殖面积还可能继续增加,尽管严重环境问题可能会影响淡水资源[29-30]。鉴于中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海洋渔业捕捞也有望增加。将来这个行业的关键是要实现可持续的鱼类养殖和海洋捕捞,还要兼顾到濒危海洋物种的保护。
中国粮食供应保障战略
饮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网络附件),中国人称之为“民以食为天”,粮食供应问题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目前中国粮食供应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超过13%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年收入低于363美元),并且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31]。营养不良,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的儿童中,估计每年使中国损失GDP的4%[19]。数十年来政府努力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32],这些政策主要惠及了城市人群,但同时制约了农民在农村种植业中经济主动性的发挥,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负面的影响。
一个从根本上重塑农村和城市人口结构的中国,其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状况的持续进程将部分缓解上述趋势[10]。现在中国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市区,而1980年时这一比例还不到20%[33],自1980年开始,留在农村地区的人逐渐拥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均耕地。随着种植面积扩大而来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率[34],对公共卫生也有特别的影响,例如,会改变环境中病原体(如导致血吸虫病的寄生蠕虫)的传播途径[35]。同时,快速城市化导致了许多公共健康后果在其他方面的显现,包括伴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徙而来的改变饮食的重要影响,以及随着动物产品消费增加而上升的粮食供应压力等,对此已有文献全面综述[10]。
如前所述,由于淡水资源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性,水利工程项目在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上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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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水资源较少的北部。工程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36]旨在重新分配淡水资源供应,缩小地区差距,但是像这样的项目应该伴随着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包括已在中国西北部分地区实施的滴灌和覆盖作物的节水农业实践。
中国正大力投资重点产品的农业技术,如将3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支持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和3类重要家畜(猪、牛、羊)的转基因研究[37]。使用转基因技术生产转基因(GM)食品和非食品农产品,被看作是满足国家未来的粮食需求的重要手段。中国农业部采用基于“实质等同”概念的指导方针,限制了对主要产品特点的测试要求[38-39]。使用直接对比方法,以对应的非转基因食品作为参照评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检查新蛋白质的毒理学和过敏性反应,进行主要成分分析、动物饲养试验、营养评价及转基因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影响评估[38-39]。中国转基因食品的未来市场前景取决于如何维护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后者也依赖于政府相应的监管措施的落实情况。
中国的关注点正从粮食供应转向食品安全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关注焦点从粮食供应转向食品安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达到73 000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11.8%。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从1990年至2008年,人均收入增长了9倍[40],对食品和饮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反映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57.5%(城市)和67.7%(农村),降至2011年的36.3%(城市)和40.4%(农村)(参见网络附件)[41]。这些数值仍然落后于韩国等亚洲工业化国家。根据韩国统计,2012年韩国最高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1.59%和20.79%[42]。相应地,中国公众关于食品的感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食品现在被广泛看作是谋取商业利益的普通商品,这就导致一些食品生产者和制造者进行了不法活动,危害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2011年的一项调研表明,食品安全已经超越公共安全、交通安全、卫生安全和环境安全,成为中国人最担心的五大安全问题之首[43]。
中国的食源性疾病和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确保食品根据预定用途被制备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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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44]——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同时关系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45]。事实上,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每年患食源性疾病的人口比例估计高达30%以上[46],此外还有大规模暴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如美国火鸡肉受“海德堡”沙门菌污染[47],以及欧洲豆芽菜受大肠杆菌O104污染[48]等事件。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官方发布的重要食品中毒事件每年不到2万件[49]。例如在2012年,总共报告了6685起,大多数属于微生物导致(56.1%),其次是有毒动植物(14.8%)和化学污染(5.9%)[50]。与全球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的报告一样,漏报是常见的,实际事件数肯定更多[51-52],特别是当报告的事件数低于美国等高度工业化国家时[53]。民间有一些努力旨在建立食品安全相关新闻数据库[54],部分是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能见度提高的反应。人们关注国内庞大人口中的食品安全事故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以及中国已成为全球粮食市场主要出口国等因素,推动了这种能见度的提高。
食品生产过程在不同阶段为食品污染提供了很多机会(图3)。在初级产品生产中,土地中不当利用农用化学品——化肥和农药,以及畜牧业中不当使用抗生素和抗寄生虫药,都会导致食品中残存不安全的化合物。同时,不当的储存和运输可能会导致有害微生物和相关毒素的污染。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非法使用添加物会进一步污染食品[55–56]。由于水在食品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必不可少,中国大量的食源性疾病源于净水资源的缺乏和较差的卫生条件。1988年,中国上海报道了292 301例因食用毛蚶引发的甲型肝炎病例[57]。水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暴发不仅存在于中国——2005年瑞典大肠杆菌O157的暴发与受污染的灌溉水有关[58],1994年英国病毒性胃肠炎的暴发与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受污染的水相关[59],这些是工业化国
家重要的案例。然而,中国的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处在一个发展的早期阶段[60],因此食品供应中的风险相当大。农村地区是大多数食品的生产地,估计有1/3的人口无法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导致了食源性吸虫病等一些重要的食源性疾病不断传播[60-62]。
同时,化学污染是农业土地和淡水供给的一大威胁[15]。农村地区工业设施迅速发展,经常与农田相邻,因而土地被工业废弃物如重金属污染,产生了不断升级的食品安全问题。例如,受到重金属镉污染的土壤和水,会导致农产品中存在这种毒物。消费者食用这些农产品时,就面临一系列的健康风险,从肾衰竭、骨质疏松,到某些癌症的风险增高[63]。在中国,已有通过食物和环境的镉金属中毒而致命的案例[64]。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的调查发现从6个农业地区收集到的大米样本中有10%存在金属镉污染[65]。随后2008年对在华南市场上收集的大米样本检测发现,70%的被测试样品的镉含量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66]。另一项对福建省沿海地区的调查,发现有超过16%的大米样本中铅超标,超过11%的样本镉超标[67]。
不过,上述的集中调查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可能只限于国内某些重要的工业地区[68]。与这种猜测一致,一项关于铅暴露的分析[69]使用了最新的中国总膳食研究数据(尚未公开发布),显示与2000年相比,2007年膳食中铅暴露(主要来自谷物和蔬菜)的中位值较低,但是2007年铅暴露最严重组(第97.5百分位数)的消费者中铅暴露水平大幅增加[69],表明了特定区域存在严重污染。另外,一份边际暴露值的报告表明,中国膳食铅污染的风险远高于澳大利亚,其中2~7岁儿童的风险最高[69]。这些报告呼吁更加重视,并更好地监测由工业废物带来的潜在食品安全危害。
在中国,农业生产过程中某些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和错误使用,引发了对公共健康和食品安全的
化肥,农药,杀虫剂,
抗寄生虫的化学品,抗生素,
环境中的有毒化学物质
微生物和有毒化学品污染,非法防腐剂微生物和有毒化学品污染,非法添加剂
微生物和有毒化学品污染,非法防腐剂
农业生产运输和储存食品加工进出口和零售人类消费
图3 食品供应链中可能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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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大关切。例如,化肥在中国的过度使用人所共知[21],这引起了湖泊和水库中藻类的大量繁殖,使饮用水受到有毒微囊藻毒素污染,会导致腹泻、肝癌和其他后果[15]。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和出口国[23],农药的广泛使用会导致农产品中不安全的残留;在中国已有一些严重中毒事件的报道[23]。同样,在中国,动物产品中兽药残留[70]和在动物饲料中过度添加抗生素[71]都是主要的食品安全问题,对全球健康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中国国境[72]。
最后,加入非法添加剂是近期中国食品行业一个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中不时有非法化学添加剂(表1),这导致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公众丧失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和对监管体系的信心。考虑到中国面临的很多食品安全威胁,中国政府已迅速制定了监控食品安全的计划。一些制度已经出台,包括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以及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70]。
准更加协调一致,使中国能更好地满足世界食品市场的需要。这个过程最终使综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通过。而在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许多食品行业标准,包括那些与进出口食品检验相关的标准[77]。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44]建议的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实施协议》(SPS协议)成为中国标准制定的依据。
尽管在中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食品安全法律的执行还任重道远。一个重要挑战是中国拥有庞大的行政结构,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由国家、省级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清晰的指令和责任链、统一的标准、协调良好的中央督导委员会都有助于强化中国现有食品安全法规的实施[55]。为了提高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2009年依据食品安全法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一些高级官员组成),明确了不同部委和主管部门的职责。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组建了中国新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将取代一些其他监管机构的职能。这项重要的改变标志着中国决心建立一个高水平、统一的食品安全问题管理系统。
然而,食品安全立法和监管的新进展一直受到中国食品行业庞大规模的限制,使得很难对众多的多样化食品坚持较高的安全标准。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情况相似[56],中国对其数量庞大的食品行业的监管方法非常复杂:超过45万个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活跃在中国市场上,其中35万家是少于10名员工的小企业[55]
。对这些小型食品企业来说,特别是在没有廉价
立法与实施
保障全球食品安全需要根据相互间达成的一致原则,建立国际性的食品安全法律,并且该法律要通过各国具体立法予以实施。中国政府在改革食品安全立法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将其作为长期进程的一部分
[77]
。表
2中概括总结了中国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重大事件。简言之,食品安全在中国最早是作为食品卫生问题被认识和立法的。为了提供更清晰的实施指南,追求规范化的法律相继出台,而近年推行的一些准则与国际标
表1 近年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中国非法化学食品添加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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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重大事件
和标准化的测试手段的情况下,执行所有需要的安全测试是难以承担的重负。因此,向这些小企业提供援助和培训是今后重要的努力方向,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标准化测试方面与私营部门开发人员合作。有了监管机构的支持,这些开发人员可以发挥对食品行业人员进行培训的作用,使其符合政府标准,同时为各类食品提供安全测试和认证。
与其他行业的商品一样,利益最大化和追求最快回报有时会超越社会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犯罪和腐败会影响食品安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工作报告中披露,2011年有320人因食品安全犯罪而被指控。正在调查的案件的实际数量预计要高得多。尽管如此,这些指控表明在中国,与食品安全犯罪有关的法律具有高优先级别。
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9年《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中,中国采纳了许多这类建议。在涉及食品制造和贸易的规定中,食品加工者和经营者需要为其员工安排培训并备案,建立输入产品和食品装运的检查和登记体系,推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这些均符合HACCP的要求,2007年起中国已开始实施国际标准GB22000-2006/ISO22000,它包含了HACCP和GMP两项标准的内容。
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于2011年成立,该中心根据2010年颁布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试行)》的原则整合全国力量,监控化学品和危险因素、食源性致病菌、食源性疾病。实施细节和工作报告通过该中心的网站向公众发布。
从终端控制转向以风险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全面审视其食品安全政策。简单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食品安全管理法律的主要形式是“指挥和控制”,而正在演进的食品安全政策更多是强调政府的风险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以及行业的质量管理[78]。“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的概念已逐渐被接受,把食品安全的首要任务放在危害预防,而不是最终产品的检查[79]。
由于把检验作为测试工具而不是过分强调对最终产品的检查可能更具成本效益,联合国建议中国采用HACCP体系作为其食品安全政策,并在所有食品部门引入良好规范体系(如良好农业规范、良好兽医规范、良好水产养殖规范、良好生产规范、良好卫生规范)[55]。410
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责任制、问责制和可追溯性
虽然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复杂和大范围的多维问题,但仍有一些优先项目,如:建立追踪系统,以便确定食品安全保障的薄弱环节;在不同的监管系统中,建立明确的指挥链和分工;采用所有的监管机构通用的安全标准;推动技术进步,以实现食品安全指标的快速、准确测量。
中国政府决心通过加强食品安全监测、监控和法律体系,实施及时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中国政府共计投入了55.1亿元人民币(约8.85亿美元)来支持建立监管制度和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执法。最近,“十二五”规划(2011—2015)已出台,其中包括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国家计划,提供了统一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具体蓝图,一个优化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以及一个食品安全法规的实施计划[80]。
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是中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它采用了关键的国际标准和一系列新的中国特有的创新政策机制。前述的建立新的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它被授予了一项中央协调的权力来规范食品安全。保证食品安全和重建公众信任,需要中国的食品企业认识到,即使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负有立法和监管的责任,但食品企业最终对此负责并会被追究责任。如快速筛查方法之类的技术进步,可以帮助食品行业在早期阶段识别和管理风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食品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把食品安全放在利益最大化之前。实行追踪系统找到安全问题的源头,加强监控系统、强化食品安全法律和执法是成功的关键。应该提高公众意识、鼓励通过媒体报道增加透明度,让公众更多地参与讨论和制订食品安全措施。
鉴于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和配送系统的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存在快速解决中国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通过创新立法和监管行动、公众参与的结合,以及食品企业再度承诺坚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消费者保护原则,我们谨慎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情况会逐步改善。
Lancet 2013; 381:
(徐立青 译)
(译者单位:江南大学商学院)
Acknowledgments
We thank Fuk-Ling Wong and Hongmei Wang for collecting related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preparing the figures, and Stephen Ng for critically read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Review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Area of Excellence scheme: Plant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roject (AoE-B-07/09 to SS-MS and H-ML), the 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 (CUHK3/CRF/11G to H-ML), and funding from the Lee Hysan Foundation (to H-ML and SS-MS). JR is supported by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K01AI091864), by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Ec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ogram (0622743), and by Emory University’s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Faculty Distinction Fun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grobiotechnology, and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Prof H-M Lam PhD, Prof M-C Fung PhD, Prof S S-M Sun Ph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A, USA (J Remais PhD); and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China (Prof L Xu PhD)
Correspondence to: Prof Samuel Sai-Ming Sun,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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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Review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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