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西方国家很多人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注定由此发生一些新变化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前，当日上午被解雇的

詹妮弗·弗拉沃斯无奈地亮出求助的牌子。——人民图片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纽约华尔街在飞雪中度过当年

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图片

全球化资本主义寻找新方向

人民网驻日本记者 于青

最近，日本大型智囊机构——三菱UFJ 研究咨询株式会社理事长中谷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发表了看法。

中谷岩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GDP 最多时占全世界总量的50%，成为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拥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美国在一段时间引领世界，赢得许多国家尊重。但现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不明不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美国金融机构的头面人物也承认，美国作为欲望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实际上，20年前美国就选择了从制造业立国转向金融业立国，从中国、日本和德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其他国家靠产品出口美国赚取的美元，转而投资美国。美国经济泡沫破裂后，只能眼看着投资美国的美元贬值，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更加便宜。这种不公平的扭曲结构持续了约20年，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出口国赚取的美元如果不投资美国而另找出路，其结果可能导致美元暴跌，这也是许多国家担心的事情。日本对于美元前景同样担心。世界资金潮流何时出现重大变化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美经济摩擦时，美国政府指责日本对外关闭市场，要求日本进行结构改革，开放市场。随后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普及，产生了不曾预想的种种副作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贫困阶层就增加了200万人，达到1000万。曾经被称为日本特色的“中流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出现问题，犯罪增加。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社会急剧分化，“人情”和“温暖”消失，日本社会安心、安全的神话被新自由主义完全摧毁。去年9月日本大选，民主党上台实现了政权更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并非能包治百病，认识发生变化的不仅是普通百姓，也包括许多企业经营者。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如果分别平衡地发挥作用，社会就会健全发展。过度依赖市场，抑制政府作用就是新自由主义，美国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奥巴马能够赢得选举上台执政，表明美国民众也认识到自由主义经济的危险性。美国的贫困人口在增加，贫富差距在扩大。奥巴马上台后主张重视社会保障，推行医疗保险制度，这也是对过度的新自由主义的修正。

中谷岩说，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不同的是，此次各国采取对策迅速，银行倒闭较少。但是欧美一些金融机构仍有潜在危机，在迪拜债务风波的冲击下，欧洲国家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体系，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局面相对容易，但金融以外的层面例如失业率等还没有好转。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好转，不良债权将继续影响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再次面临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有过这样的经历：日本政府最初出资处理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但后来经济衰退造成不良债权规模扩大，使日本金融机构再次陷入困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我认为现在的美国也有可能重演日本的噩梦。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影响主要限于日本国内，美国房贷问题的影响却不只限于美国，而是扩散到全世界。我认为这次美国泡沫经济破裂的结果，将迫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变方向。这种过度的美国型金融资本主义——我将其称之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寻找到新的方向或许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向市场倾斜”还是“向企业倾斜”？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温宪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前途及危机后发展方向一直是政府部门、学界与媒体争论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在众多议论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从资本主义中挽救资本主义》一书作者卢伊基·津盖尔斯的观点受到广泛关注。最

近，津盖尔斯教授再次撰文，题目便是《危机后的资本主义》。

津盖尔斯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直指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金融体系。这场危机将注定使得金融监管、大银行作用及政府与市场主要活动者之间关系等问题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对其制度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这场危机的性质及政府的对策逐渐破坏了公众对于“民主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认识。这场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权力集中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及政府对银行和大公司的大规模救助举措，使得美国正在走向欧洲组合主义和更为中央集权的方向。这将反过来使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陷入危险。

津盖尔斯还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可能的选择是将金融危机引发的公众愤怒情绪转化为对真正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即使这样做与大型金融机构利益相违；对金融业和工商业的权力做出限制；重建资本主义道德领域的基本原则（自由、精英领导、将努力与奖赏直接挂钩、风险自负的责任意识）等。这将意味着抛弃任何企业“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倒闭”的局面，并通过制订规则，防止大型金融机构操纵与政府的联系从而破坏市场。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经济政策应采取“向市场倾斜”，而不是“向企业倾斜”的理念。

另一种选择，津盖尔斯说，则是通过限制大企业高管奖金来安抚民众情绪，与此同时，支撑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使得他们依赖政府，进而使更大规模的经济部门依赖于这些金融机构。这类措施得利于一时，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对美国式资本主义及其金融体系却是一种威胁。因为这将导致“向大企业倾斜”而不是“向市场倾斜”。作者认为，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看起来正在选择后一条道路。当经济危机尘埃落定，人们将会发现这种选择可能是金融危机后对美式资本主义最严重和最具负面影响的伤害。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津盖尔斯的上述观点。一些人在美式资本主义的特质及“向市场倾斜”和“向企业倾斜”等理念上向津盖尔斯教授提出商榷。另有一些专家、学者从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审视后危机时代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的作者福山认为，奥巴马已经执政一年，但危机后的世界较前相比并未发生很大改变。他认为，不断传来的经济开始复苏等好消息其实并不好。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怪异，但经济复苏来得太快，这意味着这场危机并没有严重到足以令美国必须为之寻求长久的解救之道。人类社会的一个悲哀现实是，除非到了至为悲惨的境地，否则人们一些根深蒂固的态度和习惯便不会改变。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国会开始考虑加紧对华尔街的监管，以防止大银行的冒险行为再次拖累美国经济，但却没有人设法应对大型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大到难以倒闭”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发生危机的核心所在。与此同时，高盛、摩根大通等公司开始故态复萌，不仅以老方式赚钱，而且动用资源雇用游说集团阻止他们所不喜欢的监管措施。

福山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经济危机还是带来了一些亮点。尽管国际金融体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该体系并未崩溃。中国、印度等国并未放弃开放市场政策，这有助于这两个最大的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增长。这场危机带来的另一积极结果是二十国集团作用胜过八国集团。这一新机制给予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发言权，并已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制定新的金融规则。诸如全球经济中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可以在这一新的机制中得到应对。

福山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还远未过去。但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复苏远较中国、印度

和巴西来得慢，这与美国的巨额债务有关。美国人至今仍没有停止胡乱花钱和依赖外国人持有美元的意愿。这场危机使得个人债务负担转移到了政府身上。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巨额债务负担既威胁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影响美元作为稳定储备货币地位。

福山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较之经济，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的观念形态问题。现在的美国人变得意识形态观念很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变得很僵化。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使美国人的某些偏见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思维定势依然如故。这一状况将为美国带来很大麻烦。除非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改变，否则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教益算是白白浪费了。

在知识缺陷的迷宫里猜谜

人民网驻联合国记者 席来旺

联合国大学驻联合国总部负责人让—马克·夸克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继续迷失在知识的迷宫里，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将自我挫败。

让—马克·夸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起因是美国金融行业的投机。但是，知识缺陷也是原因之一。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大多数西方国家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被错误引导。正是因为被误导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导致了对投机金融行为所产生的风险的低估，以及对其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高估。从这方面讲，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知识的局限性上升到问题的中心。如果不被纠正，他们很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的未来置于险地。

首先，金融和经济学术知识的“案件调查”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知识总是建构在事件发生之后，导致其本身对金融资本主义最新演变的理解不可靠。当然，知识建构在过去事件之上这一事实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尽管以历史来反映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也是一种方法，但如果对最新的发展形势不够关注，经济知识就将总是落后于现实，并且忽略那些正在酝酿着的即将发生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学家当中。他们极大地忽视了华尔街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来制造新的金融工具并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事实上，华尔街的这些行为导致金融与经济间的相互联系增强，从而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风险。

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知识对于历史最新的经验不甚在意的趋势与其“案件调查”的特点共存，并加深了后者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尽管这么多年来对20世纪以及更早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可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此的解释也许是，泡沫以及泡沫的破裂被认为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甚或，这种过程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概念体系及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阻止泡沫产生及破裂的努力显得既不紧迫又无收获可言。其实，对具有警惕性的人来说，近年来有大量的信息警示了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可能面临的危机境地。譬如说，误导的会计系统，非法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利用金融杠杆牟利的运作曾导致了美国企业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之一——安然公司于2001年底的崩溃。然而，这些运作却被美国大金融企业所支持，并几乎成为行事标准。

当然，西方许多经济分析所立足的理论假设也并没有为揭露和减少此类行为提供帮助。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是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各自追求其利益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组织途径，甚至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贪婪和自以为是取代合理的风险尝试并成为风尚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足够的警惕。相反，通行的观点是，市场是不会出

错的，政府或机构必须退出干预，或者只作协调以及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由此看来，我们拥有危机发生所需要的所有元素。

让—马克·夸克说，对全球经济治理知识有限是另一缺陷。正如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所呈现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当越来越不自我封闭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再只凭自身而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必须被深层次理解，并尽可能在实践中得到最好的处理。这也正是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的原因。当前，我们至少需要对关键性领域（比如发展和环境）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比如来自政府的，国际及区域组织的以及企业界的）流动与资源分配，以及这些流动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和由此产生的影响有清楚的了解。但是，全面而清晰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体系基本不存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间协作（比如对各种政策以及对管理国际体系所需的资源分配而进行的协调）程度仍然较低。更确切地说，我们只有各种并列的国家政策，国际合作仍处在边缘位置。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只说不做而不是结构性的和更深层面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应当看到，对国际金融和经济来说，所谓的科学的确定性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必须更加谦逊地审视我们的所知与所不知，从头开始。我们必须开始认真重新思考，因为原有的知识很多已经不再适用。就以宏观经济为例，它已不像几年前所认为的那样能自圆其说。因此需要更多的努力来重新评估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因此，需要在知识缺陷的迷宫里，对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改革国际体系继续猜谜。其风险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将自我挫败。

专家解读：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为此，各国政府携手合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到2009年第二季度，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全球经济也企稳回升、恢复增长。当前, 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复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但可以初步判断全球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这次危机引起了很多人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关注。从目前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为谋求经济快速恢复和长足发展，将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将会发生变革。这次危机导致人们对金融机构信任度降低，资本主义经济亟须重建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不仅是要建立在充足的流动性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在诚实、透明和可预见的基础之上。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领域监管，金融交易将要求更加透明，甚至有些金融创新和业务将可能被禁止。受此影响，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可能会向政府加强监管、更加公平、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历史经验表明，每次经济危机后都会产生重大的科技革命或者孕育和发展新的产业，带动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无线电、汽车和电话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开始发展并逐渐成为新的主导型产业。这次经济危机后，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为新能源、环保、下一代互联网等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例如，英国发布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着重打造绿色能源、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制造业等；

美国出台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也将发展新能源作为重要内容；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着重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德国政府强调把生态工业政策作为德国经济的指导方针；日本提出建设低碳社会。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将进行调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罗斯福新政”用实践表明了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也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涨”的困境，而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此束手无策。鉴于此，美国里根政府推崇供应学派，采取了减税和强势美元等政策，使得美国摆脱危机，走向繁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采取了紧缩公共开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限制工会运动等一系列措施，使英国走出危机。从此，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并向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蔓延，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征的“华盛顿共识”。这次危机使新自由主义遭受重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因此将可能受到格外重视，其政策建议也会得到更多的采纳。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政策尚有待观察。有些国家可能认为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从而继续采取经济刺激计划；有些国家可能认为通胀的风险比较大，从而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将围绕国际话语权展开激烈的争夺。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不会停止。当前，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美国在传统的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掌握的先进技术在全球贸易中依靠世界贸易组织中关于知识产权协议(TRIPS)获得巨额财富，而欧洲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则相形见绌。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政治”就是为了通过设定全球法律规则来彻底扭转其在新技术领域的不利态势，并且试图通过全球“碳交易”奠定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由于退出《京都议定书》，丧失了全球政治的道德制高点，将“低碳政治”话语权拱手让给欧洲人。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动“低碳”名义下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希望能够重新掌握“低碳政治”话语权。其次，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国际话语权的诉求也将越来越强烈，以往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2009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声明“授予G20为我们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未来世界将走向一个多极化的新阶段。最后，虽然短期内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但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有望得到改变。

第五，这次经济危机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会促使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的利润在创纪录地增长，公司的高管和资本家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薪，但它们却不肯为生活困难的工人增加工资。在这次危机之中，我们看到普通民众表达了对高薪的资本家和精英阶层的愤怒。可以预见，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例如，未来资本家和精英阶层如华尔街的经理人员的超常规收益的合法性将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

作者简介：

施红：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舒仁：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