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的意志因素
决策是实施领导的关键环节，作为掌管一方权力的“一把手”，能否造福一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种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上能否做出科学决策。决策过程远不是一次举手表决的程式，更不是领导者的“拍板”行为，而是完成一个理性、系统、法定的程序，是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的意义在于：从“求实”的考证中“求是”，在“求是”的思辨中“求实”，从而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 决策是实施领导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在传统决策中，有些“一把手”因科学文化水平的局限，在工作中瞎指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原因在于“一把手”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方法。 根源之一，“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即决策中的长官意志和家长作风 有的“一把手”在决策时，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认为“一把手”就是要善于“力排众议”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因此就主观武断、个人说了算。传统领导工作的两件大事就是“出主意”和“用干部”。现代简约领导艺术的观点却认为：领导决策是一个“谋”、“断”分工的过程，首先是“谋”――出主意，然后是“断”――选主意。一般来讲，出主意主要由副职、干部群众去做，或由“外脑”去做；选主意一定得由“一把手”来做，由“内脑”完成。“一把手”在承担“选主意”的任务时，个人意志会在决策中树起一道屏障，掩盖蕴含在群众中的正确思路和智慧，很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失误。 根源之二，缺乏变通的经验意志 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决策中不从实际出发，好高骛远，照抄照搬他人的决策，就会陷入经验意志的陷阱。这正是许多“一把手”常常苦恼的“为什么某项决策（经验）在人家那里管用，而拿过来决策实施后，却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早年，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100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向日本学习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共识。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度打开国门时，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又一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其实大谬，日本民族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容易表述。李光耀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日本实行的是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封建时期的西欧社会制度惊人地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所以，百年学习的效果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之外，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所以，借鉴并非无所不借，经验也并非时时管用。 根源之三，空泛不实的抽象意志所谓抽象意志，就是从理论上说能达到，而实际上却不能达到的一种意志。或者说，是现阶段还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还不具备或者人们还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之达到的一种意志。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某决策的论证报告是成功、可行的，但在决策付诸实施后却是失败的原因。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某论证报告说，某项目做起来，能获多大多大效益吗?结果决策实施后，开始之日即为结束之时。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决策受到了抽象意志的左右。 一个决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当今高度发展的社会状况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化程度高，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社会活动的变化加剧，社会的信息量剧增。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泛，与小生产时代相适应的传统的个人意志决策、经验决策和抽象意志等决策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拍脑袋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