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先校长胡适:70年后难得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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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10日，新任北大校长胡适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对新北大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

从1917年受蔡元培延聘至北大担任教授起，胡适与北大结缘大半生，前后“三进三出”，为北大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整整70年过去，今年9月中下旬，北大举办了“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这位先校长的“归来”，殊为难得。也让我们可以在看展之外，回顾胡适毕生的思想行止。

撰文 | 吴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先校长归来，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展览现场的留言簿上，有人这般表达观感，别有一番意味。这场名为“胡适与北大”的专题展览，在2016年秋意渐浓之际，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9月19日开幕，为期5天，旨在纪念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0周年。这位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符号性人物，能如此归来，已属难得。

　　“胡适与北大”展览现场（以下图片如无说明，均为本文作者于现场拍摄）

“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lament not，nor condemn；but understand），哲学家斯宾诺莎说我们研究过去时当如此。然而，实现了解，何其难也。流逝的时光和其他力量，虽然不能完全尘封思想的光芒，但往往会遮蔽细节进而模糊全貌。譬如：在一般印象中，胡适为人处事相当温和，其实亦有 “金刚怒目”之时。在《双十节的鬼歌》（载于1921年10月10日《晨报》）一诗中，他就发出过“推翻这鸟政府”的议论。此诗算不得好，但如此直白地对当时的衰朽政治进行抗议，其峻急实在是非同寻常。不过，如此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以往对“胡适”形象的建构中几被湮没。

此次布展相当精心，循着胡适学思脉络，贯穿他在北大“三进三出”的历程。徜徉于展览厅，墙上柜中，胡适的独照、合影、藏书，以及与友人的往来信笺、互相馈赠的著作，呈现出诸多意蕴丰富的细节；实物之外，还有颇为翔实的人物年表、循环播放着的生平投影，更多一重感知途径。眼观心悟、沉思冥想，仿佛回到历史现场，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民国先生如立眼前，其执著追梦的情状隐约可感。

01铸成健全的个人

展柜中有一份文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签署于1917年9月4日，“敬聘胡适之先生为文科教授”。其时，胡适尚未满二十七岁，已因于《新青年》上首倡“文学革命”先声夺人，而在国内知识界中“暴得大名”，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

　　蔡元培签署的“敬聘胡适之先生为文科教授”的聘书

归国之前，他曾在日记中写下一句源自史诗《伊利亚特》的格言“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叹其气象非同寻常，“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此举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如今归来，更是身体力行，在其授课、撰述、演说中皆有鲜明体现。他强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在于“评判的态度”，即是尼采所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需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此次展览，这十六字高悬于墙，相当显目。

观察胡适毕生的思想行止，他孜孜于追求再造文明。数十载中，呼唤中国社会出现健全的个人，是其心念所系。展品中有一本第4卷第6号《新青年》，是著名的“易卜生”专号。这一期由胡适主编，他所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在同一题旨的文章中影响最大，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其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疾呼：不能跟着“陆沉”的世界堕落，应该“救出自己”，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胡适在“自序”中，认为这是能代表他的“人生观”与“宗教”的一篇文章。何以铸成健全的个人？此文正反映了他的思考。

　　《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不过，这只是一端；我们还得看另一端——胡适在第6卷2号《新青年》上发表的《不朽》一文。这也是一篇被他视作可以代表自己“人生观”与“宗教”的文章。在此文中，胡适从社会有机体的观点出发，提出“社会的不朽论”，强调“‘小我’虽然会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

可见，“易卜生主义”和“社会不朽论”共同构成了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如果将个人视作“小我”、社会视作“大我”，那么循此理念，健全的个人需要妥善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要救“小我”于“大我”，又要融 “小我”于“大我”。其间，能否养成独立品格至关重要，这是胡适再三强调并寄望于年轻人的。

展品中还有一份1946年10月11日北平《经世日报》第3版的复印件，载有校长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论及北大如何成为最高学府，他依然诫勉学生应有“独立的精神”——“‘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载有校长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说的《经世日报》复印件

02建立现代的大学

1939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之际，蒋梦麟等人致信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今天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学校的生日一般。我们刚开过纪念会，就写这封信来庆祝先生的生辰。”

展厅墙上这封信函的复印件，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注脚——胡适与北大的缘分，似乎命中已注定。他在北大“三进三出”，一结缘便是大半生。

　　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之际，蒋梦麟等人致信胡适

第一阶段是1917年9月至1926年7月。应校长蔡元培及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其时校内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北京大学评议会，自1918年起胡适就当选为评议员。1920年10月16日，评议会还通过决议：胡适出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25日，胡适当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然而，此时胡适不愿担任颇有权势的“教务长”一职，次日给蔡元培写下长信，从个人研究和大学管理两方面说明原因；4月28日，蔡元培为此事专门召集会议，最后胡适“暂时答应”，直到12月20日因病辞去。这十年，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胡适积极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展览现场有一封1919年6月22日他写给蔡元培的信函，其中谈及杜威来华演讲、邀请国外学者讲学、资助林语堂海外求学等事宜，其当时为北大延揽人才的努力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是1930年11月至1937年7月。北伐前后，时局扰攘不安，北京知识分子纷纷南下避难，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独特景观。1927年5月，自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适，在高梦旦、顾颉刚等友人的建议下，结合自己对国内政情的观察与分析，终于落脚上海。三年半后，因“人权论战”等缘由，胡适离沪北上，重回北大任教。

自1932年2月起，他便执掌北大文学院，还兼任过中文系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以及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期间，在争取经费和聘请名师两方面，胡适殚精竭虑，可谓是北大“中兴期”的主将。其时校长为蒋梦麟，后来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第三阶段是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胡适只得放弃“在山”立场，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征派，于1937年8月间奔赴海外寻求援助；更在1938年9月17日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在1938年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如是吐露自己的心声。没有料到，这一走是近十载。

1945年抗争胜利后，经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胡适尚在国外，故校务暂请傅斯年代理。1946年7月底，胡适归来，正式出任校长。在当年开学典礼上，他对新北大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学校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胡适有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设想——在北京大学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1947年夏，他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提议此事，开列一份拟从国外聘请回国的学者名单，并称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等九人“皆已允来北大”，请求政府下拨5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其时，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心顾及；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多方周折，筹得10万美金“复兴经费”，并全部投入物理系以建立现代物理学。

在动荡的时局下，胡适依旧尽心筹谋中国高度教育未来的发展。1947年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并以此为蓝本，撰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展品中有一份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复印件，载有此文，若细细读一遍，能感知其拳拳之心。可惜，时势由不得人，1948年12月14日，胡适黯然离去，行前匆匆，用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留言——“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寥寥数语，成为他与北大诀别之言。

　　刊登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中央日报》复印件

美国学者魏定熙的《权力源自地位》一书，探讨1898至1929年间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作为其时国内最具名望的国立大学，北大的显赫地位，的确成就了胡适在现代学术网络中的权力。同时，胡适在参与“再造最高学府”历程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5年，尚在美国求学的胡适写过一篇题为《国立大学之重要》的短文，其中表示：“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出于期冀，他还作惊人之语：“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追求在中国建立一流的现代大学，是胡适毕生之梦，与北大的情缘正是其追梦之表现。

03涵养自由的风气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顶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1918年，胡适写下一首名为《老鸦》的咏物诗，借“老鸦”将择善固执的勇者形象刻画得非常传神，实则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曾引用这首诗的片段，认为：胡适在其谈政治的历程中，始终是只“好唱反调”但“确实有远见”的“乌鸦”。

　　1933年的胡适（编者拍摄于展览现场）

胡适的言论活动相当丰富，始自主编《竞业旬报》，其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均有紧密关系，是公共舆论中令人瞩目的人物。在实践中，他一直主张言论自由，从未放弃争取；在理念上，他始终强调“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和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

除了担任4年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以外，胡适一生很少参与实际政治。不过他对政治始终有“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在《人权论集》的“序”中，他曾引用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书影》中一则故事自述情怀——“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胡适曾将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表率政党”、“监督政党”三类。他很推崇“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亦是其议政之时的自我定位——“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

纵观胡适的言论历程中，他所呈现的形象是：一位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虽不合时宜但信仰坚定。汤尔和曾对胡适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话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对此质疑与劝谏，胡适不改初心——“我们也明知那说的和行的是两个世界，但是我们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和理论接近一点。这是舆论家的信仰，也可以说是舆论家的宗教。”

作为学者，沉浸于喜好的研究，乃是生平乐事。从胡适的藏书题记中，可以窥见他很享受纯粹的治学之乐。展品中有一本“程甲本”《红楼梦》翻刻本，胡适于1926年6月26日在扉页写道——“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说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送给我，我欢喜极了。”

　　胡适题字的“程甲本”《红楼梦》翻刻本

又有一本清刻本《绣像汉宋奇书二种》之《忠义水浒传》，胡适于1921年2月3日在书衣上写道—— “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贝，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多年议政，颇耗时间精力，不免耽误治学，胡适相当清楚，但终究舍不下。究其根本，努力议政，亦是其追寻再造文明之梦的一条路径。因而，在公共言论活动中，他孜孜于追求涵养自由风气、布下新思想的种子。

这在《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一文中有着明显体现。1934年11月27日，长期互相明争暗斗的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中提出“绝不愿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胡适趁机写就此文，刊于《独立评论》，提出一条犀利的建议——“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

他强调：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应该努力鼓励一切聪明才智之士依他们的天才和学力创造种种方面的文化，千万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误用到消极的制裁压抑上去”。其时，有人提议“凡挑动阶级斗争的感情的文学艺术都应该禁止”；许多小说和某些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删削。胡适反讽这一“统制文化”的举措是“无知妄人的挑剔压抑”；指出：若以此为是，那么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经》里“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以及孟子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类的名句都应该“毁板禁止”。

　　胡适与《国学季刊》编委会合影，中间为胡适（编者于展览现场拍摄）

在此文中，他还特别强调不应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少年人应该东冲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寻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两交，落到某种陷坑里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头；落了坑，他可以增长见识与经验。这样自由摸索出来的思想信仰，才够得上安身立命的资格。”他还以一个俏皮的比喻形容：“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护之下长大起来的青年人，好比从没出过绣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里，见个白脸小伙子对她一笑，就失魂落魄地害起单相思来了。”显然，在他看来，风云激荡、思潮迭起的年代里，明智地“疏”胜过盲目地“堵”。

未必每个去观展的人都会在现场留言薄上写点什么，但已经写下的只言片语，逐一看去，往往耐人寻味。“胡大爷长得很帅啊!媳妇江奶奶也很好看！”——这样的留言，颇逗趣，可博一笑。更多的是，写下胡氏名言，诸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治学为人，勤谨和缓”、“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着这些留言，难免想起胡适数次引用过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语，要真正理解他，恐怕并非易事。好在，又有一条留言，让人眼前一亮，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功不唐捐”。

1932年，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胡适写道：“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功力必不唐捐，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本次专题展入口处，悬有胡适手书徐志摩《猛虎集》中的两句诗——“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我想，胡适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思，终能飞度万山、投影湖海。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吴麟；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