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悲怨

　　每读汉史以及汉以后的历史，常常想起李陵。李陵是纷乱如麻的中国历史上许多事件的头绪，每次提起这个头绪，都让人心中难以释然。 　　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开创者司马迁曾因李陵而被汉武帝处以死刑，为了活命，司马迁自愿接受宫刑。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为偷生而甘心受辱，而是身负重任以存身，他最终完成了那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就李陵，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其实后世的许多历史环节都因为与李陵的遭遇而变得迷雾重重。 　　为汉武帝，李陵曾纵横匈奴腹地，被数倍的敌人围困，不得已中苟且偷生，投降匈奴。李陵勾起了匈奴单于的某种恻隐之心，被匈奴单于所尊崇，《史记》中的说法是单于“贵李陵”，《汉书》中的说法是单于“壮李陵”，单于将女儿嫁于李陵，并拜李陵为右校王。披阅有关匈奴的多种文献，当时匈奴的官制中，单于以下的诸王中，与之沾边的只能是右贤王，“校”“贤”声韵对转，想必在匈奴人仿汉朝的官吏体制中，右校王即右贤王。右贤王是仅次于左贤王的单于之下左右二王之一，是匈奴王廷中坐第三把交椅者。按惯例，李陵当统匈奴右地。匈奴王朝的右地即王廷西部，应该是阿拉善高原以北的大片地区。地理学上所谓的阿拉善高原，其东界贺兰山，西界北山(马鬃山)，南边是河西走廊，北边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蒙古国。阿拉善高原亘古就是一片干燥的荒原，沙漠、戈壁相间，古籍中称之为“大幕(漠)”“翰海”“流沙”等等。从张掖北六十公里以外的古代居延要塞出发，穿过阿拉善高原这片茫茫沙漠，在大漠的极深处，方可望到李陵投降匈奴后游牧的地方。在那样一个连时间似乎都要将其遗忘的荒漠一隅，却是历史之外的李陵开始喘息与复活处。 　　在有文字记载的汉以及汉以后的中原历史中，降匈后的李陵早已是“声颓身丧”了。沙漠一样的文字或者由文字表述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一直在兜圈子，它试图使李陵淹没于其中。比如《史记》和《汉书》对李陵谈不上全面记述，至于后代典籍每当与李陵际会时，更是贬斥李陵，或者不屑于提及李陵。曾经出生于西域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性情放浪，可是一提起自己的祖先，也是闪烁其词。李白曾在《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一诗中开首就说“我本楚狂人”，应该泄露自己就是李陵所统五千荆楚敢死之士的后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忘年交、现已去世的张书城先生干脆断定李白乃李陵之后，此论一出，曾轰动海内外，至今学界许多人还认为是奇谈怪论。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既是历史知识的欠缺，也是历史的悲哀。就连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汉代李陵论》一文中，明知李陵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但他就是避而不谈，只是从忠、孝、智、勇这四个普通的人伦意义上对李陵大加挞伐，似乎将李陵断定为不忠不义，自己就是彻底的忠义之士了。这种文章，除了讨好统治者以外，不知道能有多少真正的骨气?更有甚者，像宋代苏轼一类的官僚兼文人连李陵的诗歌都予以否认。汉代以降，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宽容李陵的空间。如此，何谈还李陵一个客观的面目?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评判人的标准都出自于贱奴气十足的政治观念，而政治恰恰是灭绝人性的政治。如果无人去关怀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恐怕吃人不吐骨头的历史最终将一切绿洲都变为沙漠。事实上，李陵未降之前，也只是汉朝众多将领中普通的一员，从李陵降匈开始，孤独地隐没于大漠极深处的李陵，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痛苦和悲哀震遏了北方的云天。 　　还有，他与匈奴女的遗血曾多次崛起而雄霸中原，他理应不能被真正的历史所淹没了，可是，他被岁月和历史所压抑的子孙后代一旦做了统治者，就失却了人性，就成了开始嗜血的统治机器，祖宗的悲怨成了他们的耻辱，甚至被他们埋入地下，再也无人理会。 　　所幸，在中国正统历史上一直阴魂不散的李陵，曾经在沙漠之北受到礼遇，是统治一方的诸侯，比在中土时要荣华富贵不知多少倍，然而这些相比他心中的创痛又能算得了什么?他的根在中土，他的悲怨也由此而生，他的悲怨一直在中土的上空飘荡。 　　 　　其祖李广之死 　　 　　一开始，李陵从血统上就已经注定了对于汉朝的怨恨。 　　李陵的祖父李广，是汉代名将。李广，陇西成纪人，祖上乃秦国时逐得燕太子丹的李信。名将世家的神箭手李广，虽然言语木讷，但善于治军，他随汉孝文帝征战沙场，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但一直不能被封侯晋爵。有一次孝文帝得意洋洋地对李广说：“可惜呀，你生不逢时啊，如果在高帝时代，凭你的战功，封一个万户侯还不是容易的事情嘛!”这种几近侮辱的话语可能另有所指，并非空穴来风。到了汉武帝时，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因此不敢冒犯右北平一带，匈奴人给李广起号叫“飞将军”。 　　后来盛唐时诗人王昌龄在《出塞》一诗中写道：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飞将”即“飞将军”李广。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也有一诗《塞下曲》是写李广右北平任上将草丛中石头以为是卧虎，引弓而射的故事：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李广战功卓著，却一直不得升迁封侯，而当初与他一起做官的从弟李蔡，此时已经被汉武帝封为安乐侯，并拜为宰相，位列三公：李广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找来占相家王朔，嘀嘀咕咕说：“自从汉代与匈奴开战以来，我李广就开始领兵打仗了，那些平庸之辈以及我的十多位部下都已经封侯了，可我却不能被封侯，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我的命相中没有封侯的运气吗?” 　　王朔说：“将军你自己想一想，您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非常遗憾的事?” 　　李广想了想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当地羌人反叛，我哄骗他们说，如果他们投降，我就可以饶恕他们。当八百多羌人投降之后，我却下令将他们全部杀死了。如果有什么大的遗憾，这就是我最悔恨的事情。” 　　王朔说：“这就是你命相中不能被封侯的原因啊，人的命相中没有比这再犯克的事了。” 　　我国占筮界最为正宗的经典《周易》《乾卦・彖》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道的变化，就在于使万物能够维持各自的性命，保持一种太平气象，这才是万物的本来面目；伟大人物从人民中脱颖而出，就是为了保证世界一片安宁。 　　从古至今，不管以任何方式，哪怕是文治还是武功，人民希望的不就是保全各自的性命，过安宁的生活吗?那些以所谓的主权或政治为借口，将人命视如草芥的武夫或独裁者，人不惩之，天终惩之。《周易》中所说的乾道，乃天道，在老子那里，天道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之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广所为，恐怕连杀伐之气最重的汉武帝等封建权贵也难以苟同。 　　但是李广毕竟是忏悔了的，至少在司马迁的笔下，李广面对神秘的占相者王朔时，表示了良心上的悔恨。 　　李广求占之后两年即元狩四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规模空前地进攻匈奴。李广请求出征，汉武帝觉得李广太老，没有立刻答应。后来李广再三恳求，希望建功立业，汉武帝最后竟然痛快地答应了李广，并且让李广打前锋，任命为前将军。但是汉武帝耍了个花招，

他私下告诉卫青，真正要擒拿匈奴单于时，不要让李广冲在前面，他年龄太大，又卜数为“奇”，此为不吉也。大概汉军出征前，关于重大事件诸如人事任免等，皇帝最后都得参考占卜。此次也不例外。根据《周易》占筮的原则，李广卜数为奇，李广又老，本为老阳之数九，二奇不能阴阳相合，且老阳变数太大，因此汉武帝对于李广实在是难以放心。但是这些背景，作为武将的李广焉能察知? 　　大军进人沙漠之后，卫青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了匈奴单于王廷的处所。卫青派遣对自己曾有救命之恩的好朋友公孙敖做前锋，让其率领精锐部队去捉拿单于，而将李广从前锋位置上调回，让李广的部队并人右路军的队伍，并让这位前将军听命于右将军的指挥。李广当然心里不服。后来先遣部队找到了单于王廷，但是单于逃走，而右军又没有紧紧跟上，致使卫青中军无功而返。卫青自然将怒气转向李广。他让长史去找李广问明情况，意图要将李广延误军机的事向皇上禀报。李广不予理睬，卫青又派长史向李广的手下校尉询问情况，李广拦住长史说：“各位校尉无罪，是我指挥失当，以致部队迷失了方向，今天就让我亲自来解释情况吧。”李广面向他手下的各位校尉们说：“我李广自从与匈奴作战以来，一共打了七十多次仗，今日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来战单于，而大将军却让我从东绕远迂回，加上我部道路不熟，迷失了方向，这不是老天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李广已六十余岁，现在再不愿意让那些刀笔吏们去审判我而蒙受屈辱了。”说完就引颈自刎。 　　李广砰然倒地，全军上下一片恸哭之声。汉朝百姓闻之，无论老幼皆为之垂泪。李广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可是一个人的自杀可能不只是因为某一件并不足以让他偿命的事，就使他做出如此轻率的举动，这种决定应该是对自己一生所有过程的复仇和清算，当然整个事件需要一个导火索，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接连不断的悲事 　　 　　李广一共有三个儿子：李当户、李椒、李敢，三人皆为郎官。李当户是李陵之父，在汉武帝身边做官。汉武帝是历史上最具有同性恋情结的皇帝之一，一次，汉武帝和他的男宠韩嫣在一起戏耍，韩嫣言行放肆，李当户看不惯，便起身追打韩嫣，韩嫣鼠窜而逃。汉武帝身边的男宠们并不只是空有皮囊，他们大都有特殊的才能。比如这个韩嫣，据载他精通兵法。李当户竟敢当着皇帝面追打皇帝的男宠，汉武帝从此认为李当户是勇士。可惜李当户很早就去世了，李陵是李当户的遗腹子。老二李椒曾被汉武帝封为代郡太守，也先于李广而死。 　　李广自杀时，小儿子李敢正在骠骑将军霍去病的麾下任校尉职，李敢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左贤王，他奋勇杀敌，单刀劈死许多敌人，夺得了左贤王的令鼓令旗，因此汉武帝赐爵关内侯，封食邑二百户，接替父亲李广的职位担任了郎中令。李敢似乎比李广成功得多。不久，他就寻找机会，为父报仇，射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隐瞒了此事，没有声张。当汉武帝去上雍甘泉宫行猎的时候，李敢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一起护卫汉武帝，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想着为舅舅报一箭之仇，就寻找机会射杀了李敢。霍射杀李敢之后，汉武帝有意包庇，亲口对外宣称，李敢在行猎时被鹿撞死了。 　　按理说，皇帝没有必要为臣子的事撒谎，可是汉武帝在这件事情上随便就撒了谎，就像在地上吐一口痰一样随便。这是中国统治者数千年不变的鬼魅做派。李家之冤，从此石沉大海! 　　李家的悲事依然接二连三地发生，就在李广死去的第二年，李广的从弟汉朝丞相李蔡，汉武帝以其侵占汉景帝墓地的罪名下令逮捕他，他不愿意让那些下官们审讯他，同样效法他的哥哥李广自杀了。 　　诸如此类的事，怎能说与正统历史上所不断被人褒扬的李广不无关系呢?其中的因果关系应当是深远的。 　　 　　李陵开始走上绝路 　　 　　李家衰落了。这些事都发生于李陵年少之时。李陵长大之后，被选为建章营的监督官，监管那些骑兵。和爷爷一样，他善于射箭，爱护士兵，汉武帝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就让李陵率领了八百名骑兵。李陵曾率领骑兵突人匈奴地两千多里，在居延以北视察地形，因为没有寻找到匈奴就回来了。此后，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率领由五千丹阳楚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李陵带领他们巡防于张掖、酒泉一带，巡防之余，还教他们箭法。 　　人的命运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陡转，平时的一切似乎都是为关键的一刻作着准备，甚至在一个仿佛神秘的链条上，某一个人某一次行为的因，必然决定又一个结果的产生，或者成为一个新过程的开端。 　　转眼到了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令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统帅三万骑兵出酒泉，于祁连山一带攻击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命令李陵赶回京城，负责贰师将军的后勤工作。李陵一回到长安，见到汉武帝就迫不及待地叩头请命说：“臣所率领的边防军，都是来自于荆州楚国的奇士剑客，他们打起仗来非常勇敢，力能扼虎，射必命中，我愿意带领他们独立行动，到兰干山下，分散匈奴兵力，减轻贰师将军的压力。”汉武帝说：“我不知道怎样给你派遣接应部队!我出兵太多，再也不能给你派遣骑兵了。” 　　李陵说：“用不着骑兵，臣可以以少击多，我的步兵五千人就可以直捣单于王廷。” 　　李陵的豪言壮语让汉武帝来了兴趣，汉武帝当场表扬了李陵，并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同时下诏给驻守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让他率军迎接李陵的部队。路博德曾做过伏波将军，他觉得这样去接迎李陵，步李陵后尘有些不太光彩，就换了一个角度上书皇帝：秋天正是匈奴马肥时节，不能与他们打仗，臣愿意留李陵住下来，等到来年春天时，我们各自率领五千精兵从酒泉、张掖出发，从东西方向上攻打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一定可以活捉单于。汉武帝接到上奏后大怒，怀疑是李陵说过大话又后悔而唆使路博德上书，因此给路博德下诏，意思是：我本来要给李陵派骑兵，李陵说用不着，要以少击多。现在匈奴人进入西河，你赶快带兵去西河，截断敌人的要道。同时给李陵下诏：一定要在九月里发兵，越过前线，到东浚稽山以南龙勒水域，徘徊侦察敌情，若找不见敌人，就到达受降城休整，并派快骑报告详情。你曾给路博德说了些什么，一并给我说清楚! 　　接到命令后，李陵率五千步兵越过居延要塞，北行三十日，穿行大漠，到了浚稽山下扎营，并将侦察到的所有山川地形绘成图，派手下陈步乐骑马专程禀报汉武帝。陈步乐见到汉武帝后，报告了李陵军上下团结一心，誓死为皇帝效力的情况，汉武帝很高兴，就将陈步乐留在身边封为郎官。 　　陈步乐走后，李陵在浚稽山与单于相遇，三万多匈奴骑兵将李陵军包围起来。李陵军在两山之间，以大车扎营。匈奴人见汉军人数不多，直扑营寨，鼓声大作，李陵军千弩俱发，匈奴士兵纷纷翻于马下。接下来，一手持盾，一手拿刀的汉朝士兵冲上前去，杀得敌人连忙往山上奔逃，匈奴兵被汉军杀死数千人。单于大惊，倾举国能挽弓射箭者八万多人围攻李陵部。李陵率军又杀死三千多人后，开始向东南方向突围，边战边行，走了大约四五日，进入一大片芦苇荡中，匈奴

兵从上风放火，李陵让部队也放火在芦苇荡中烧出一片空地来以求自保。李陵率军脱身后南行到了一山下，单于军已在山上摆开阵势，单于派儿子亲自率骑兵向李陵军发起攻击，李陵军又杀敌数千，乘胜追击并用连弩朝单于射击，单于朝山下逃走。这次反围攻中抓住了一个俘虏，李陵亲自审问，俘虏交待，单于曾说，这是汉朝的精锐部队，久攻不下，现在又将我们引诱到汉朝边塞一带，恐怕会有伏兵吧?我们的头领们也说，单于亲自率领几万骑兵竟消灭不了几千汉兵，这不是让汉朝更加轻视我们了吗!这次在山谷中应该是最后一战，距离山谷还有四五十里地就是平地了，那里已距汉朝边塞不远，如果不能取胜，就得撤回去了。此时匈奴军已将李陵部队紧紧围于山谷之中，一日进攻数十次，李陵身先士卒，奋起杀敌，每次交手都有几千匈奴兵倒于血泊之中。就在单于已无心恋战，正准备撤退的时候，不幸李陵军中一个叫管敢的军侯被校尉所辱，一气之下在这关键时刻投奔了匈奴，告诉单于，李陵军并无后援，箭已射完，现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韩延年所部各八百人为前行，他们以黄与白为旗帜。如用精锐骑兵去追击，准可以打败他们。单于知道了李陵的虚实，又一次发起攻击。派人高喊“李陵、韩延年快投降”并截断了所有的出路。李陵军在山谷之中，匈奴军在山上四面射击，箭如雨下。李陵军拼死朝南突围，一日之内五十万支箭全部射完；还剩三千多士兵，战车也不要了，将车辐砍下来拿在手里，军官们也只有手持一尺多长的短刀。他们奔人了峡谷地带，匈奴人断其后，从山上往下滚石，李陵军死伤甚多，部队处于绝境。这天晚上，李陵换上便衣，独自出营，他对左右说：“别跟着我，大丈夫一人独自取单于头!”过了一会儿，李陵回来了，大声叹息说：“我军已败，只有死路一条了!”接着又说：“我们每人如再有几十支箭，就可以脱身。现在兵器没有了，天亮只好等着受缚，不如大家分散，总会有几个逃回去报告天子的人。”说完命令军士每人带二升干粮、一片冰，准备逃跑。到了夜半，本来说好要击鼓行动，但是鼓却没有响，李陵与韩延年悄悄骑上马，只带了十多位随从壮士，乘夜色快速潜逃。匈奴骑兵发现了他们，有数千人紧追不舍，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无面目再见天子了!”遂下马投降。 　　 　　司马迁为李陵一辩 　　 　　李陵投降，与汉武帝的希望相反，汉武帝的想法是，李陵应该战死疆场，这样是皇帝之幸，是国家之幸。国家或皇帝在关键的时候，太渴求战死疆场的将士了，那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是宣传所需要的最宝贵资源。可是李陵却未战死，反而投降，皇帝怎能不龙颜大怒呢?《汉书》上这样记载：“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招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陈步乐也为此自杀了，看来汉武帝已不是一般的发怒。汉武帝恼羞成怒。其实他怎能不知，五千徒步行走的士兵，越过大漠，转战几千里，进人匈奴腹地，这不是送死吗?汉武帝其实就是想利用李陵的轻率、豪气来让这五千士兵冒死来为他的王朝贴金，为他自己贴金。 　　为了消解皇帝盛怒，群臣一反以前对李陵的吹捧，转而咒骂李陵，给李陵追加了许多罪名。就连李陵平时的许多好友，唯恐被人猜疑，都开始攻击李陵。 　　这种情形，刺激了司马迁。司马迁本来与李陵只是同朝为臣，仅仅认识而已，根本没有深交，可是真正的读书人只在乎他们认为的真理。司马迁对众臣一反常态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要以文人的方式向汉武帝解释李陵的行为，而这种解释是此时此刻的汉武帝最不愿意听到的，但是司马迁却错误地认为皇帝这时候最应该听他所讲的真话。恰巧皇帝正想听一听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主动点名让他讲，这种情形就更加鼓舞了司马迁。 　　司马迁慷慨陈词，据《汉书》上的描述，“迁盛言”。司马迁自以为是地讲了三层意思。一，根据他平时观察，李陵事母至孝，为人诚实，并且时刻准备着奋不顾身以救国家于危急，有“国土之风”；二，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单于八万大军抗衡，其战斗惨烈，拼死相争，“虽古名将不过也”；三，李陵虽降，但可能是假降，有一天“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所有的意思都是竭尽赞颂李陵多么有功，对于这种变相吹捧―个投降将领的做法，让汉武帝非常生气，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抬高李陵，而贬低他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这样一想，汉武帝怒火中烧，将司马迁治处斩刑。根据汉朝刑法，司马迁要想活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拿钱赎为“庶人”，一是选择腐刑。 　　司马迁世代读书人，家里一贫如洗，哪有钱来赎命?为活命，他选择了腐刑，不得已被阉割。司马迁虽保住了性命，但万念俱灰。大概唯一能让他自慰的是，开始著书立说，这是他发抒愤懑的唯一途径了。对于他的《史记》，鲁迅的评价应该是对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确实是又一部《离骚》，它既是一部文学著作，又具有史料的价值。在愤懑中的书写在根本上就难以冷静，所谓后代褒之为是客观公正的历史著述，这对当时的司马迁来讲并非事实。在我看来，一切历史或纪实作品在书写时最大的天敌就是文学，文学这种抒情、夸张、虚构的本性常常教唆历史与纪实失真。后人对《史记》的研究就要判断哪些是司马迁个人的情绪流露，哪些是相对的历史事实。 　　在这部书中，司马迁特意给李广一脉一席之地，在汉武帝那里不能说的话，在他的著述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得更足。不仅如此，司马迁对牵涉李家冤仇的卫青、霍去病并不光彩的出身以及赖以显赫的背景都来了一个底朝天。汉朝从皇帝到臣下，那些龌龊的勾当都让太史公以史的名义又给镶了一个金边并貌似堂而皇之地罗列了出来，还有什么不比这更让他快意的呢?相反，让汉武帝咬牙切齿的大漠极深处的匈奴人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那样具有人性的光彩。这为李陵无疑是一种极为明智而更加辉煌的历史性辩护。 　　 　　李陵的苦痛 　　 　　而李陵的悲剧仍然在继续。 　　李陵降匈奴一年之后，汉武帝在李陵事件上慢慢地冷静了下来，他派公孙敖率领军队深入匈奴之地，设法营救李陵返回汉朝。这位公孙敖应该是当年倚仗卫青之势而和李广争当前锋的公孙敖，他和曾逼死李广的大将军卫青关系密切，友谊深厚。据史记载，卫青生父为郑季，是平阳侯的家奴，郑季与平阳侯的女奴卫媪私通，生下卫青。卫青的同母之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从此卫青“故冒姓为卫氏”。卫子夫人宫，有了身孕，而皇后无子，妒气难平，就派人将卫青抓去，准备杀掉他。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骑郎公孙敖领了几个壮士将卫青解救了出来。汉武帝当然得感谢公孙敖了，“公孙敖由此益贵”。 　　那么后来公孙敖又担当起了去解救李陵的重大任务，公孙敖会不会公报私仇呢?这已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了，早已是千古之谜，无从探询。但事实是，公孙敖无功而返，并且由于他的微词，酿成了李陵更大的悲剧。 　　公孙敖只是在匈奴之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告诉汉武帝：“抓住了匈奴人的一个俘虏，说李陵正在为单于练兵以

防备汉军，所以臣无功而返。” 　　公孙敖简短的话说得极具特色，化用秦观的两句词，那就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既为自己的无功开脱了，又将李陵彻底置于死地。几千年过去了，此种说话的技巧就像是遗传密码，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遭殃。 　　听完公孙敖的话，汉武帝下令将李陵留在汉朝的老母、爱妻及子女全部诛杀。 　　其后，汉使去匈奴，李陵质问汉朝大使：“我为汉将时率领五千步兵纵横匈奴之地，因为没有救援而失败，究意有什么愧对汉朝的地方而要诛灭我全家?” 　　汉朝大使说：“汉天子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李陵说：“那是李绪为匈奴练兵，并不是我啊。” 　　公孙敖所说为匈奴练兵之人原来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前塞外都尉李绪，此人成了单于的座上客。李陵想到一家人因李绪被诛，就派人刺杀了李绪。 　　事实上，李陵最后与单于决战的地方就在汉朝的边塞附近，汉朝不是不知道，之所以按兵不动，事先可能得到过汉武帝的某种指示。李陵和他率领的五千荆楚敢死之士，在汉武帝那里，仅仅是他棋盘上注定要舍弃的一个棋子。 　　单于同情李陵的遭遇，也喜欢李陵的勇武，李陵因此成了单于的女婿，被封为“右校王”，显贵于匈奴。不论《史记》还是《汉书》都说李陵投降匈奴后，单于“贵陵”或“壮陵”，不单封官赏爵，还将女儿嫁于李陵。在这一点上，匈奴单于在李陵身上显示的人道、人情和人性比汉天子的冷酷无情与狡猾要迷人得多。 　　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两位以前和李陵很友好，想让李陵返回汉朝，特意派遣李陵的好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为特使，前去匈奴地招李陵回来。见到李陵后，任立政说：“现在主政的是霍光和上官桀，他们请您回归，不用担忧富贵。”李陵只回答了一句话：“大丈夫不能再次受辱。” 　　李陵心甘情愿将自己彻底流放于大漠之北，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伤透了心的汉朝。 　　 　　李陵与苏武 　　 　　先于李陵一年来到匈奴地的汉朝使节苏武，因为副使与匈奴人串通想要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阴谋败露，单于将苏武一行强行扣留，并逼苏武投降，苏武宁可自尽，也不屈服，令单于非常敬佩。苏武越是不屈服，单于越想得到苏武，苏武依然如故，宁可被杀也不变节。最后单于并未将苏武杀掉，而是将其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让其以牧羊为生，还为他赏赐了匈奴女为妻。 　　单于仍不死心，派遣已经成了驸马爷的李陵去北海规劝苏武。在汉朝时，当初李陵和苏武都曾做过汉武帝的侍中官。没想到在这做梦也梦想不到边际的苍茫原野，在这寒气逼人的碧波岸边，两个昔日的朋友相见了。李陵为苏武特意举行了宴会，“置酒设乐”。李陵说：“单于听说我们是老朋友，就让我来告诉您，单于愿意对您诚心相待。”一边说一边看苏武的表情，苏武并不插话。李陵继续说：“您再也回不去汉朝了，自己一个人在这苦寒无人之地，怎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义?前不久令兄苏嘉作为奉车都尉，侍奉皇帝去雍地，在行宫门屏处扶皇帝从车上下来，一不小心车辕撞到柱子上折断了，被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最后只好伏剑自刎，而皇帝只是赐给了一些钱下葬了事。再说说令弟苏贤，因宦骑与驸马爷争船，驸马被宦骑推下河中淹死，宦骑逃走，皇帝下诏让骑都尉苏贤捉拿宦骑，苏贤因捉不到宦骑惶恐之中服毒自尽。我出征匈奴前，令嫂也遭不幸，是我亲自送葬的。您的弟媳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至于他们的孩子，生死不知。人生如朝露，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要如此苦熬自己呢!我刚刚归降匈奴时，常常像发了疯一样，觉得自己有负于汉朝而痛苦不堪，再加上当时老母还被汉朝奉养，您不愿意投降的心情，怎么能超过我呢?况且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有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您这是为谁保节呢?希望您能听我的话，不要再说什么了!” 　　苏武说：“我们父子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勋，但是皇帝却给我们高官厚禄，我们兄弟和家人都愿意为皇帝肝脑涂地。今有幸有这样报答的机会，虽赴刀山火海，我也觉得非常快乐。君臣之间，应如父子，儿子为父亲而死，并无怨恨。我希望您不要再说什么了!” 　　李陵与苏武每天都在一起喝酒。有一天李陵说：“您就听我一句话。” 　　苏武说：“我的心早都死了，右校王一定要我归降，请等我们今日高兴完了，就让我死在您的面前!”李陵有感于苏武的忠诚，他仰首长叹：“苏子卿是真正的义士!像我这样的不忠之罪，老天都是知道的。”哭泣着与苏武告别。 　　他无颜亲自给苏武什么，让妻子出面给苏武几十头牛羊。这几十头牛羊足够苏武和他的匈奴妻子以及一个幼儿赖以为生了。 　　汉昭帝即位以后，又过了好多年，匈奴与汉和亲，苏武得以归汉。李陵亲自为苏武饯行。在酒宴上，李陵说：“现在您就要归汉了，您已名扬于匈奴，功显于汉朝，那些自古至今的仁人志士，也不能超过您!我李陵虽然怯懦，如果汉朝当初能宽容我，我伺机一定能为汉朝建立奇功伟业，这本来是我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可是汉朝诛灭了我全家，惨不忍睹，我还有什么要顾全汉朝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您应该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想法。身处异域，生离乃是死别!” 　　李陵痛苦不堪，情不自禁地吟唱： 　　径万里兮度沙幕，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忍摧， 　　士众灭兮名已聩。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苏武出使匈奴时，随从一百多人，现在终于要回去了，集合散落在匈奴各地的旧部，只剩下九人。李陵泪眼蒙咙地送稀稀疏疏的苏武一行启程，他于平时极度忧伤悲痛之时写下了许多五言诗，他觉得五言诗可能更适于荒漠中孤独内心的表白，甚至还可以与汉朝流行的六言诗区别开来，而在北漠匈奴人中，无人赏识，他将这些诗稿包好，也转赠给苏武'希望他带回故乡。其中最著名的一组《别苏武诗》，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这首诗是他五言诗的代表作，全诗波涛汹涌，自离别到茫野，从天空到大地，又从天涯至内心，其空间之大，情感之绵长，也是人类自有抒情诗以来，颇为简洁、深远、辽阔的作品，除非处于荒漠极深处经历了生命大苍茫而极孤独和凄凉之李陵，别人谁能吟出? 　　 　　李陵与汉语五言诗 　　 　　李陵完整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南朝梁太子昭明《文选》卷二十九载三首，《古文苑》卷四载李陵《录别诗》八首。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在论述李陵诗时说：“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这是最合乎情理的论述。 　　在论述汉班婕妤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王粲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文帝曹丕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而班婕妤、王粲、曹丕者又为五言诗代表人物。由此推论，李陵的五言诗乃汉语五言诗之滥觞，李陵乃五言诗鼻祖。

　　但后世也有人怀疑李陵的五言诗到底是不是李陵所写，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 　　怀疑李陵，累及班婕妤，类似这种轻浮而不着边际的怀疑也是我国疑古派之滥觞。刘勰那种似是而非、大而空的文学随想我不想在此评说，就他怀疑李陵、班婕妤的说法更是经不住深究。李陵暂且不说，就班婕妤而言，她原是汉成帝宫妃，后来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被发配至陵园里做了看守妇。 　　那么，她的那些发幽怨之作应是失宠而做了看守妇后所写。既然是此时所作，成帝时的“品录”岂敢收她的宫怨诗?谁也没有如此大的胆量!由此推及，她的诗必是在成帝以后才开始风行的。成帝时不收她的诗应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收了，那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那才是不正常的。另外，诗歌，尤其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诗歌，需要民间流传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时间的冷却，才能被正统文坛接受，这也是诗歌或其他艺术发展史上的规律。如果不察这种细节，怎能鉴真探源?还有，对于古人一直传承有序的文献，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随便怀疑，大有标新立异、个人功利心驱使的嫌疑。 　　并且一种文选不录诗人的作品，就不见得要怀疑此人作品的存在，李陵、班婕好之后这种例子亦很多见。比如王安石选编《唐百家诗选》，竟然不录李白、杜甫诗，难道李白、杜甫诗就要受到怀疑?还比如南宋高宗时曾�(字端伯)编的宋人词集《乐府雅词》，收词从欧阳修至李清照，都没有收柳永和苏轼作品，难道能说这二人没有词可收?当然他不收这二人的词自有他的道理，柳永多淫词艳语，苏轼又属虽豪放却空泛之流。他可能认为这两个人代表两种极端的词都不符合选编者遵守的“雅词”的标准。 　　唐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其五》中言：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关于李陵，此诗有互文见义的意味。在言及李陵时，杜甫也将其与苏武、孟子并列，其中小心谨慎的掩饰不言而喻。正统文学史，几乎不提李陵，提及李陵似乎就有辱文学的神圣，就是不忠，就是背叛祖国。言及李陵，必将其与苏武并列，以苏武来掩饰李陵。 　　唐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言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 　　更多的人连这种掩饰都嫌多余，在涉及五言诗时，干脆不再言及李陵。这是李陵的悲哀，也是文学史的悲哀! 　　 　　李陵的遗血 　　 　　而李陵在大漠深处的子孙曾经饮马黄河，逐鹿中原，统治了中国北方，但是当他们追踪溯源涉及李陵时，也是讳莫如深。 　　关于李陵在匈奴人中的后裔，正统国史中并不是没有记载。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内部大乱，大概于公元前57年，“五单于”乱立之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李陵子所立的乌藉都尉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斩杀了，这大概是公元前56年的事，已是李陵死后第十八年。乌藉人当时的地望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范围之东，当时应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乌藉，即勿吉，是后来的女真人。其当时的部落统治者应该是已故匈奴单于的后裔，属匈奴贵族，所以才有资格被拥立为匈奴单于。从李陵子在李陵去世十多年后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这件事看，有两件事最起码可以断定：第一，曾被封为匈奴右校王的李陵，封地和势力范围本来在匈奴单于王廷之西的大片土地，但在李陵死后，他的儿子中至少有一支已越过匈奴王廷，活动于东北一带；第二，李陵子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不然，怎能拥立一个王朝呢? 　　本来李陵的骨血大都在匈奴王廷的西部地带，因为李陵的封地在这一带。比如原驻牧于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汉代称为坚昆、鬲昆、隔昆的一支匈奴人，在魏晋时称结骨，隋唐称纥骨、黠嘎等，唐德宗时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认为这个部落最准确的称呼应为黠嘎斯。这个部落其实就是李陵降匈奴后被单于封为右校王时，亲自统帅的部落。盖嘉运《西域纪》云：“其(黠嘎斯)有黑发黑睛者皆李陵之后也。”《酉阳杂俎》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路史》又云：“黠嘎斯有坚昆氏，本姓李，居贺兰山下，自云李陵之后。”这个黠嘎斯部落，可能是旁支。真正属于阿尔泰山北部的该部落，正值盛唐时，后来强大到于公元840年，突然似一阵狂风暴雨，出师十万铁骑将位于其东南方向的强大国家回鹘汗国(已归属唐帝国)一举消灭。从此以后，回鹘人东奔西走，无法再次复原如初。而消灭了回鹘国以后，黠嘎斯人又神秘如一阵旋风回师而去。后来这一支黠嘎斯人的命运如何，正统史籍中已很少提及。看来只能求助于中亚史、西亚史了。据俄罗斯史学家考证，现在的吉尔吉斯人即为古代黠嘎斯人的后裔。 　　但是，从卷帙浩繁的史籍中，我偶然发现，原来与黠嘎斯骨肉之亲的另一支血脉正是北魏拓跋鲜卑部。 　　据《魏书・官氏志》载：“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七族之姓，自此始也。……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纥骨氏、胡氏即黠嘎斯。献帝为谁?献帝正是北魏圣武帝拓跋诘汾之父拓跋邻。 　　由此可知，黠嘎斯人即以纥骨或黠嘎为姓氏，故称为黠嘎氏或黠嘎斯，拓跋邻(献帝)将同代姓纥骨或黠嘎的部落酋长称为兄长，或者将其部落称为兄部落，这是有历史的深意的。因为拓跋氏人和黠嘎(纥骨)氏人分别是李陵两位匈奴妻子所生的子孙后代，这两支子孙皆以其名为姓。这在史书里是有根据的： 　　“魏虏，匈奴种也。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 　　拿这条史证一比较，不难得出，黠嘎斯(氏)部落应当是李陵的一位叫黠嘎的妻子所生的后代，拓跋氏部落应该是李陵一位叫拓跋的妻子所生之子孙后代。像右校王李陵这样在匈奴中非常显赫的人物，娶多少妻子，都已不是问题。就连出任匈奴的汉朝使者苏武，素以守节重义而蜚声匈奴和大汉，但当他被单于作为人质流放北海受苦受难时，照样娶了一个匈奴女人做妻子，还生了孩子。 　　那么在李陵已知的两个女人中，到底哪一位是匈奴大单于的女儿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按一般的情况推测，很可能是那位叫黠嘎的女人。因为她首先为李陵生子，并且应该是李陵的长房妻，因为这个缘故，拓跋所生的后代才将黠嘎所生的后代以兄相称。并且黠嘎的后代最后也留居在世袭的土地上，即右校王的封地。而后来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拓跋为单于的女儿，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拓拔到底又是什么人的女儿呢?大概是在单于王廷之东乌藉部落中世袭都尉的那位匈奴贵族的女儿。这位叫拓跋的女人所生的儿子，在李陵死后，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去东北一带找寻外祖家，后来凭着自己所继承的杰出武艺和才华，在匈奴大乱中，辅佐舅舅或表兄弟登上单于之位。当乌藉都尉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打败斩首之后，李陵的儿子拓跋氏只能从溃散的乌藉部落中逃出，而躲入了大兴安岭的鲜卑部落。 　　躲入鲜卑部落的儿子因为其汉匈贵族的背景和他出众的武功和才华，很快赢得了鲜卑人的敬仰，做了鲜卑人的首

领，并且娶了鲜卑人的女人为妻，所生后代按照汉人的习惯皆以他自己的姓为姓。父亲李陵因为是降将，又人匈奴地，为了免得匈奴人猜疑，可以完全入乡随俗，将后代的姓氏皆从了妻姓。后来的子孙，出于对父系背景的尊崇，他们在姓氏上以汉俗取姓，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子孙后代都以祖先的姓氏为姓氏。从此以后，黠嘎的儿子和拓跋的儿子所遗留下的子孙后代都分别以他们最初的这两位祖先的姓氏为姓氏。尤其是李陵的这位拓跋氏儿子，融入鲜卑部落之后，振兴鲜卑部落，文治武功都非常厉害。他的直系后代都是鲜卑中的贵族、统治阶级。这位拓跋氏，应该就是《魏书・序记》中所说的拓跋魏的“宣皇帝”拓跋推寅。从北魏统治阶级给自己历代祖宗加封号的惯例来看，他们最喜欢将其祖宗贯以同时代汉朝皇帝的号，最喜欢让他们和同时代的汉朝皇帝并驾齐驱。当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失败的时间应在汉宣帝五风二年(公元前56年)，之后，他就逃入鲜卑人居住地嘎仙洞所在地大兴安岭，在嘎仙洞登上了鲜卑人的部落酋长位置。嘎仙洞，史料和考古都已证实这里就是拓跋鲜卑人的发祥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期间拓跋鲜卑部落迅速崛起，拓跋鲜卑部落然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大迁移，又南迁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水草丰美，风光秀丽，应该是他们最理想的栖居地，但是他们有一种传承下来的不屈的信念，那就是继续南迁，他们朝思暮想着要回到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李陵子“宣皇帝”继至第六代，到了拓跋邻时代(汉献帝期间)，也就是被北魏统治者称之为“献皇帝”的时候，这位祖先跟已经逝去的祖先一样，希望继续南迁，这种念头甚至比先祖们更强烈。他干脆就以自己老祖宗李陵的名字为名字，“陵”“邻”同音。 　　当拓跋邻做了部落酋长后，他与儿子拓跋诘汾开始了千难万险的南移。《魏书》记载了其部落南移的艰辛：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也。……” 　　拓跋邻为什么要命令儿子和部落南移?为什么要苦苦南移而接近汉地呢?不远几千里，部落如此大规模地拼死迁徙，并不是为了逐水草而居，一开始也不是为了逐鹿中原，看来应该是为了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应该就是老祖宗李陵临终的授命，那就是对于故土的思念与回归。拓跋邻，是李陵子孙中最有血性的人了。 　　《中庸》中说：“凡有血性者，莫不尊亲。”凡有血性的人，没有不对像李陵那样一位悲声震天的祖先尊重和亲近的。 　　这支被拓跋邻和拓跋诘汾领至阴山脚下扎营的拓跋鲜卑人，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和发展，已经成了北方诸部落中最为强大的部落。公元386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春正月，拓跋�大会诸部于牛川(今呼和浩特市西南)登上王位，夏四月改称魏国，公元398年，拓跋�在平城(大同附近)自称皇帝，正式开始了北魏的统治。拓跋人先后征服了北方许多民族，灭“五胡”，平定黄河流域，并且大举南下，使东晋王朝偏安一隅，从此形成了以鲜卑贵族拓跋氏为主的北朝统治。 　　南朝沈约《宋史・索虏传》曰： 　　“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目，索虏亦其一也。” 　　索头虏，索即束也，因其头发长披，为了整齐，将头发从后边束绑起来，即称索头虏。束绑头发，有别于其他披散着头发的匈奴人，应该是李陵传下来的汉人的习俗。《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二年条：“索头部郁鞠帅众三万降于赵”句后胡注云：“索头，鲜卑种。言索头，以别于黑匿。郁鞠，以其辫发，故称之索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李陵遗血的溪流清晰可见，何况拓跋鲜卑氏代代相传的历史并不紊乱，他们对自己的祖先和血统记忆犹新。但是当他们在中原这块有魔性的土地上做了统治者以后，概莫能外，不再愿意和这位不光彩的祖宗李陵的冤魂相认了。 　　还是《南齐书・魏虏传》中的那条史料，我们补录后半截： 　　“……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做了北魏皇帝的拓跋氏，开始感到李陵带给他们的耻辱。这种东西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可是，在中原，他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不论是典籍，还是在人们的传说中，李陵都使他们感到一种耻辱。 　　按理说，北魏皇帝以外族人的身份，要想统治汉族地区，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汉族著名人物作为祖宗那是多么幸运的事，但是他们却为什么这么顾忌别人说李陵是他们的祖先呢?恐怕直接的原因李陵是一个投降的败将，这种从血统上辱没名节的事，可能是当时的北魏统治者最忌讳的事了。这也是四百多年来这些李陵的子孙不愿意复姓为李最重要的原因了。甚至在他们的姓名中一点也看不到李陵的影子。只有他们的老祖宗拓跋邻，其名字中，继承了李陵的名字。可叹的是，拓跋氏到了北魏真正开始扬眉吐气之时，便数典忘祖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为此大开杀戒，将说拓跋人为李陵后代的三朝元老崔浩及牵连人员及亲属子女共128人杀了头。直接起因是崔浩“立石铭刊《国纪》”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成以为言，事遂闻发”。(《魏书・崔浩传》)其实根本原因正如《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条“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 　　事虽详实，然将皇帝认为血统中并不纯净的耻辱公之于众，这怎能不让太武皇帝恼怒呢?到了孝文帝即位迁都洛阳后，为了以正视听，干脆给自己伪造了一段历史，牵强附会地说：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曰‘拓跋氏’。” 　　孝文帝这段忘掉祖宗李陵，而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所编造的话，其实也并非无影可寻，黄帝乃中原人之始祖也，李氏家族也应该是黄帝的子孙。从此，他下令不准鲜卑人再着“胡服”，要穿同汉人一样的衣服；不准再讲鲜卑话，要讲汉语；废除鲜卑姓氏，一律改成同汉人一样的姓氏形式，皇族中的拓跋姓改为元氏，元氏从此成了北魏独尊的姓氏。 　　李陵之李从此改为元姓。绕了一个大弯，最后北魏统治者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汉族人的后裔。李陵的冤屈眼看着就要得以伸张了，李陵飘散于大漠深处的怨魂眼看着要回归故土了，但是他四百多年以后的子孙却背叛了他，根本不再提起他。他的悲怨还是没有结束。 　　元魏(拓跋魏)统治者衰落以后，隋唐时期，又从西北一带的党项羌人中崛起了一支拓跋氏部落，这支部落是党项羌人八大部落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的强悍部落，因为以拓跋为姓，也无疑是李陵的后裔。这种因缘的轮回，有时候显得非常神秘。当初李陵的祖父李广背信弃义杀死八百多名羌人，现在他的子孙后代中却添加了数不清的羌人。隋末唐初，这一支拓跋人盘踞于夏州一带，逐渐获得了地方政权，在唐代时，被赐姓为李。与其说是赐姓，还不如说是复姓，g_-次，可能是唐王朝统治者的李氏姓氏让他们感到了回复李姓不仅使他们找到了祖源，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无上的荣光。唐僖宗时，拓跋思恭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宋史・夏国传下》中对此评论说：“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之后改朝换代，夏州王族的势力基本上未受到影响。到了宋代，统辖夏州一带的西平王李德明(此时又被宋王朝赐姓为赵)于公元1032年卒，太子李元吴继父位。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干脆将唐、宋先后赐予的李、赵姓一并废除，改用史书中所谓党项羌人的姓“嵬名”。从汉音上“嵬名”一词即“伪名”同音假借，是否真正借用，确实不得而知。他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后，于公元1039年正月写给宋仁宗要求宋王朝承认其称帝的表章中，又将自己与北魏统治者攀上了血缘关系：“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上》)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绕不开李陵遗血这个历史的事实。他将姓也没有改为自己所认为的老祖宗“元魏”之“元”，因为这个“元”根本上就是假的。但是当嵬名元吴的儿子毅宗谅祚亲政以后又复姓为李，李姓由此成为西夏皇族的姓氏。 　　自从李陵死后的数百年间，李陵的冤魂一直向南随风怒号，卷起无数历史浪潮，但是在历史中他还是没有归宿，后人对他的方方面面仍然不能肯定，看来他的幽魂注定要永远回归那个远在连角而起的四面边声之外、中原王朝所遥不可及的大漠深处。他的悲怨仍然是如此沉深，以至于化成语言也是那样孤寂和凝重。 　　2005年2月初稿，2009年3月修订 　　 　　[责任编辑　北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