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真一半是梦_边城_与_德伯家的苔丝_之比较

2009第2年期 6 月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庞云芳：一半是真 一半是梦 Jun.2009 127 第2期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2

一半是真 一半是梦

——《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之比较

庞云芳

（伊犁师范学院 中语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沈从文和托马斯•哈代虽身处中、英两国不同的文化环境，他们的创作却有着某些精神上的相似性。《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都带着浓浓的乡土精神和悲剧性特色。在环境与人的关系、对“死亡”的描写、绝望与希望三个角度，两部作品的悲剧性呈现出不同面貌，从而凸现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

关键词：边城；德伯家的苔丝；悲剧性；乡土精神；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2—0093—03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孤独寂寞的灵魂，他们像是时代的弃儿与芸芸众生保持了距离。这种距离成为他们命运凄苦的根源，同时也铸就了他们的伟大。不同的民族、地域虽然拥有不同的历史，而历史的积淀却会使得所有的大师熠熠生辉。中国文学史上的沈从文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哈代便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巨星。以“乡下人”自居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塑造出两个相似的乡土世界：“湘西”与“威塞克斯”。不管是梦幻般的“湘西”，还是倾向真实的“威塞克斯”，两个世界都来自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这“不满”中则充满了悲剧性。正是沈从文和哈代身上同样具有的乡土情结和悲剧意识成为《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进行比较的前提。

哈代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蕴藏着浓浓的乡恋情结。他们倾其心血描绘着自己心爱的故乡，诉说着无限的情怀，表达对理想和谐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追求。“《边城》虚构了一个美丽绝伦的人间天堂，美丽的山，美丽的云，美丽的水，美丽的人，出自人们内心深处真诚而美丽的自然之爱，四邻乡亲们的善良无欺，古老而淳朴的乡风民俗，未受现代贸易污染、带着人情味的封建经济关系与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尘不染的人伦血缘感情，美丽的狗，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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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一切都美的圣洁、自然而古色古香”[1]P68《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自然环境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如小说一开始，春光肆意的五月，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们在草地上翩翩起舞，春天的希望，青春

的活力，装扮着幽静偏僻的布蕾谷，使这里充满生

机，诗意盎然。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前进，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获得一种新的文明的同时必然会失去那种旧的，相对纯朴的生活与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更。发生这种变更的同时也必然要有一种新的定位，而在进行这种定位时，人们往往会回过头去从旧的文化体系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因而怀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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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乡恋情结就成了人们的一种普遍情感。”[2]P76《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虽创作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空，却都寄寓着作者痛苦的灵魂，诉说了他们浓厚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既有对过去的眷恋，也饱含对今天的无奈，对未来还充满恐惧和绝望。沈从文和哈代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有着浓浓的宿命论色彩，往往以一种消极悲观的姿态来观照人生。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到处充满苦难。这样渐渐地形成了他们身上的悲剧意识。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翠翠与苔丝在潜意识里都把自己悲剧的命运一切归于天命。然而，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性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抗

真实的世界总是太过于真实，艺术家便在心中垦出一片绿洲埋下自己的梦想，为自己和他人营造一个梦幻的家园。这里一切似真似梦，却能给人美的享受。《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的世界，诗意的世

94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界。沈从文对自然美、人性美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他谈《边城》写作成因时曾这样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沅水领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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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P45

沈从文从小就在青山绿水中长大，便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画出这新奇独特的“边城”。边城的风景美妙、迷人。小说头三章集中描写了湘西山水风景和风俗习惯。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风景与端午赛龙舟、捉鸭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俗事象相互交融、呈现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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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整体生活风貌[4]P212。边城的人们纯朴、善良，如小说中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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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发愁，从不动气。”[5]P179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美景中发生。而就在这令人感动的风情景致中却酿出了悲剧。风情景致的美丽动人与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反复无常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正是沈从文作品中悲中含美、美中含悲的独特美学风格的体现。

《边城》中的人物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他们傍山而居，依水而作。人与自然倾向于相互对话与沟通。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则更加强调人与环境的对抗，主客观的对立与征服。哈代从小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这里紧邻大荒原，形成了作者人生中不可忽视的“荒原情结”。作为哈代“性格和环境”系列小说之一的《德伯家的苔丝》向读者展现了威塞克斯独特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苍茫、粗犷且具有神秘色彩成为“荒原”的主要特征，这与那灵性十足的湘西山水形成鲜明的对比。哈代在小说中对于大自然的描写往往是作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而出现，主人公需要以一种搏斗的精神来征服逼迫生存的自然环境。为了生计，苔丝不得不到“只是一片穷山”的棱窟槐工作，“这片地的地势真高，狂呼怒号的大风，都不容雨点落到地上，在半空里就把它们吹得平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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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都象玻璃碴子一般，打到她们脸上。”[6]P422自然现象仿佛作为一种无端的命运冲击着苔丝的坚强与忍耐。

“距离产生美”，沈从文先生用回忆的笔调勾勒自己的故乡，那种深深的爱恋之情洋溢其中。这里的人、景“尽是美”。而哈代先生长期居住在自己的家乡，则比较现实、冷静，客观描写的结果是“美丑皆有”，人与自然则呈现出更多的不调和色彩。这是两位作家的悲剧意识差异在创作上的必然表现。

二、“淡化死亡”与“暗色死亡”

“死亡”是沈从文与哈代的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由于人生观、生死观的差异，“死亡”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迥然不同。哈代人物的死亡犹如“巨星陨落”，那一刹那光芒四射，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记忆中。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则如流星般“悄然而逝”，毫无声息，静静地结束，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无情。《边城》中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介绍翠翠父母去世时，就这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军人见她无远走的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即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挡，首先服了毒。”“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

[5]（243）

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殉许多冷水死去了。”

情”写得轰轰烈烈，也没有视他们之间的感情为伟大的爱情，而是以一种很平静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对自己生命的结束，这一切好似很平常，正如那边城长河上偶尔泛起的层层波纹，没来得及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归于平静。再如文中提到天保大老的去世：“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漩水里就淹坏了。早上顺顺家里得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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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听说二老一大早就赶去了。”[5]P243一句“淹坏了”就意味着一个美丽的生命又要逝去了，这简单的叙述中却饱含着作者对生命脆弱的无奈以及那沉重的心情。不同的文化影响下的不同民族在对待“死亡”时必会存在差异，而沈从文的“死亡观”则是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大彻大悟之后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坦然。

哈代笔下的死亡是“暗色的死亡”，短暂、突然、悠忽而逝。往往带有很强的血腥味，那暗色的血成为人离去时最突出的标志。《德伯家的苔丝》的第七章“功成圆满”篇中对亚雷先生去世的描写：“她刚看见那个小点的时候，它的大小跟一个蜂窝饼干差不多，但是待了一会，它就变成手掌那么大，同时还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是红的。这个长方形的白色天花板，中间添上了这样一个红点，看起来就像一张硕大无朋的幺点红桃牌。”这是亚雷先生死亡时，作者对血迹的描写，就好似一幅让人颤栗

第2期 庞云芳：一半是真 一半是梦 95 的图画在蔓延。而“哎哟，了不得，床上那位先生死啦！大概是叫刀子扎死的——满地流的都是血！”“伤口虽然很小，可是刀尖已经扎到死人的心房了，只见死人仰卧床上，颜面灰白，死挺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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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先他受伤就没有怎么动似的。”[6]P554-555作者在向读者展示“死亡”的过程与状态，虽然这个过程很短暂，却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还有即使在叙述德伯家的苔丝家那老马的死亡时也是：“邮车尖尖的车辕，象一把刀似的，直对不幸的王子，穿肠而入，鲜血从伤口往外汨汨直喷落到地上还嘶嘶有

[6]（P52）

一切都是血色的，这种暗色的死亡使人声。”

不寒而栗，颜色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从而激起人们心中那最神秘的部分，彻彻底底地将“死亡”这一事实映入读者的脑海。而这“暗色的死”往往会给书中的主人公苔丝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绝望中饱含希望与用生命反抗绝望

面对绝望与失望的关系，鲁迅先生认为，希望之于渺茫，正与绝望相同。沈从文与哈代为他们的小说主人公安排了不同的对待绝望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是重视中庸之道，这就决定了《边城》中翠翠“绝望中仍饱含希望”，而哈代受西方文化个性主义的影响，则使德伯家的苔丝最终采用了决绝的手段“用生命来反抗绝望”。

《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都是以一场爱情悲剧为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翠翠与苔丝都先后遭到了被爱人遗弃的命运，同样地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边城》的结局模糊而悠远：“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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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5]P266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难免会有种绝望感袭来，因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然而在这之后内心又会为优美而感伤的希翼所充满，毕竟她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个人“也许明天回来！”《德伯家的苔丝》的结尾给人一种悲壮感：“‘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德伯家的那些武士和夫人，却长眠地下，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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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6]P577当克莱回来找苔丝时，苔丝悔恨交加，刺死了蹂躏她的人。她和她的丈夫克莱尔在幸福中度过了短暂的团聚之后，就被执法人员押赴刑场。德伯家的苔丝最终用生命对绝望进行反抗，实现了一个“完全的人”。当生活将主人公置于绝望的境地时，翠翠选择了等待，苔丝则用生命的代价诠释了自己。翠翠最后只好像坚守一种信仰似地等

待着那未知的命运，苔丝则用生命对命运作了最后的抗争。可以说她们都以悲剧收场，而造成这种悲剧性不同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沈从文与哈代所受的文化熏陶不同。

小说结尾，苔丝几乎是束手待毙，这与哈代的人生观是相关联的:每个生命都是以死亡结束，死亡是人生最后的结局。由此看来，哈代排斥了东方佛学的灵魂轮回说，他认为死就是死，谁若走入人生之门就不该怀抱希望，否则他只会更加痛苦。与哈代悲观主义的颓废写实对照，沈从文则于《边城》通过对理想人生模式的重构表现出东方式的智慧。他笔下宁静、温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他那没有风暴、阴霾、雨雪和刀光剑影的精神，实为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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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严重异化的都市社会的批判与反动[7]P175。

受儒家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影响，即使是悲剧作品，也会留下一丝希望。

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远离“边城”而作于都市的“梦”。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则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巨著，更倾向于“真”。在这“一半是真，一半是梦”的世界里，他们都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从文化层次上显现了各自的生命观和悲剧观。而正是这震撼人心的悲剧性使沈从文与哈代成为中西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们那浓浓的乡土精神更是打动了一颗颗飘泊的心。对自己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西”、哈代的“威塞克斯”的深深眷恋，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烙上了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沈从文与哈代因此将成为永远的“大家”，而《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也将成为读者永不释手的挚爱书卷。 参考文献：

[1]万同林.从创作主体的文化构成看沈从文[J].文艺理论研究，1988（2）.

[2]陈庆勋.论哈代的乡土精神[J].外国文学评论，1998（3）.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4]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黄修己，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下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6]哈代.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王睿华.颓土上的两种歌吟——沈从文与哈代[J].江苏社会科学，2001（6）.

【责任编辑：翟新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