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特色--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

潘毅: 火的特色——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来源：破土首发　 2016-02-02 11:21 　 点击:347次

【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解体，第一代农民工被迫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然而他们付出的不仅是劳动，有时还有生命。20世纪80、90年代，珠三角制造业工厂频繁发生火灾，火灾也因此成了第一代农民工的“特色遭遇”。1991年5月30日，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的一场大火导致72名工人丧生。本文作者潘毅在这次事故之后走访了部分遇难者的家乡并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去反思第一代农民工为改革付出的沉痛代价。

（图片来源：昵图网）

1991年5月，一场大火，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多名年轻女工的生命，沉痛之余，大家开始深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火，映现出体制内部的弊端，同时也暴露了原始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累积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罪恶。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相遇，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历史舞台，而且比什么都来得更有改造社会的力量。

理想死了，市场便活跃起来。

九十年代,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的被放逐，代替他们走上放逐之路的是一群尚未自觉阶级地位的第一代农民工。打工者一批接着一批地走出农村，涌入经济特区，正式地走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不幸的是，经济特区里的外资工厂却经常发生火灾，被困在车间和宿舍里无路可逃而被烧死烧伤的，是那些从农村外出的年轻打工者们。

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天的黄昏，在广州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躺在病榻上的女工。不到十八岁的她，全身烧焦，只剩下一张脸庞依然秀丽。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忘怀她安宁而又绝望的眼神。离开医院的一刻，泪水滚滚滑落，朦胧的视野中看到一轮西下的夕阳，那一份死寂陪伴了我整个九十年代。

第一次真正踏足中国农村是在九一年的夏天，为的是寻找烧伤工人以及遇难者家属的下落，对他们进行人道救援。我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找到当年的记录，蜡黄的纸上留下了依稀的笔记，觉得珍贵，便全数留下：

1991年5月30日，广东省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的惨剧。兴业雨衣厂由内地厂商王 × × 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办而成。自从去年十月开厂以来，招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妇女。工人全部睡在厂房里。工厂大门在半夜被牢牢锁上，厂房内部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时多起火，工人逃生无门，活活被烧死或跳楼摔死。

由于厂里不少遇难工人来自湖北，1991年8月下旬，我与朋友共赴湖北省大悟县三条村进行实地考察。

（一）一对新婚夫妇

我们从湖北汉口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四个小时颠簸终于到达大悟县，再租车经过一个多小时抵达汪洋村。汪洋村有一千多村民，分八个小组，小组实际上就是实行承包制前的生产小队。我们在村口四处打听，刚好碰上了两位遇难工人的表哥。由他带路，我们在崎岖的山路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到达遇难者张清波、喻爱虹夫妇的家——汪洋村第八小组。他们俩是新婚夫妇，刚刚办完喜事的家里，现在又接着办理丧事。进了张家，张母一听说我们是为了她这对死去的新人而来，立即放声痛哭，边哭边唤她儿媳的名字，哭声如怨歌，十分凄厉。张父说两人今年春节才刚结婚，新房的大床是新添置的，录音机也是新买的。我们看到屋里曾经张贴的大红喜字已经被撕掉，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新婚的痕迹：新婚夫妇的照片依然摆放在床头。据说喻爱虹原来并不打算这样早结婚，而是希望先多赚一点钱。后来经过家人多番催促才返乡成亲。一般来说，女方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但是由于操办婚事用掉了四千多元，其中大部分还是东挪西借回来的，因此，春节一过，夫妻二人便共赴喻爱虹已经工作了两年有余的雨衣厂打工。喻爱虹罹难时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她本打算再过三个月便和丈夫一起回老家待产，然后就留在家里种田，不再外出打工。

张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亩半地，除了在水田种稻外，还在山地种花生和小麦。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张家种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规定还必须上交花生油，1990年张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缴现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张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说，张家除了能够糊口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余力积蓄现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张家没有能力买牛，一头牛值一千二百元，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与另外四户人家共享一头牛。他们家养的两头猪，也在办喜事的时候卖去了一头。家里的十多只鸡，又因为村里发生鸡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现在，家里便只有这一头猪和一只鸡，陪伴着两位老人过活。

张清波在雨衣厂工作的工资不高，作为非熟手工人，他每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元，喻爱虹则有三四百元。

张清波死时二十四岁，喻爱虹二十三岁。两个人的赔偿金加起来一共二万一千元，安葬费每人约二千元。张家另外将赔偿金分给喻家六千六百元。张母哭着说，他们再穷也不会使用这笔赔偿金，会心痛。这笔钱只会用于每年的悼念活动上。

张家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二十岁。女儿已经结婚，也住在同一个村里。张父说如果安全，考虑到赚钱还是会让小儿子外出打工，不然哪有钱来成家。同村的人都知道外出打工情况严峻，到山西煤矿挖煤死去的也有，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二）经历了一次轮回

走出张家，向左穿过一条小路，经过十多间破烂房子，我们到达了陈义宝的家。陈义宝出生于1974年，他1990年11月进厂的时候尚不足十六岁。乍见他，年轻的脸上仍充满了孩子气。他摔断了左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说腿现在已经不疼了，可以在村里四处乱窜了。我们都笑了，在他家里，我们倒是享受到了一种有客从远方来的喜悦。

陈义宝说从四楼掉下来都摔不死，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怕了。5月30日深夜，他刚入睡，突然听到女孩子的尖叫声，初时还以为是一群女孩子在闹着玩儿呢，后来又听到楼内房间一片混乱嘈杂，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往三楼跑，这时才察觉到一定出事儿了。跳下床来，定一定神，他心想可能是火警，打算找个人来问问，浓烟已经弥漫整个房间，张开口，差点呛了一下，于是往前走，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摸到窗口，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求生力量叫他跳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双脚着地的刹那，睁开眼睛，他说自己好像是经过了一次轮回，而他，仍然选择了做人。

陈义宝说起自己的经历时眉飞色舞，对当时的惊骇，对现场的惨状，似乎一点儿都不以为意。

陈义宝说他在兴业雨衣厂里并不是年纪最轻的，比他小一岁的还有两个人，他很关心他们的下落，但是却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陈义宝在厂里的时候非常顽皮，经常和别人开玩笑，为此没少挨肥佬（本地老板王× × ）的责骂。他说厂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他从新年一直到五月起火那个夜晚，从来没有放过一天假，包括星期天。他说，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打鼓。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只有两顿饭，都是一些青菜加上点儿嚼不烂的硬猪皮，米饭多一点儿也不能添。他有一次向厨房要求添饭，被厨房主管（王老板的妈妈）骂了回来。陈义宝说他在厂里吃的比家里还要差。

陈义宝睡在四楼一间用纸板分隔开的小房子里，这房子共住了十一个人，设置就像监狱一般，一排睡床用几块木板连在一起，分上下两层，下面睡六个人，上面睡五个人。陈义宝说夏天的时候根本就没法睡得着，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六个人挤在一起，一台风扇也没有。男工之间因此经常产生摩擦。

陈义宝每天睡六个小时，曾经有几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殴打。他说有时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用焊机制作雨衣十分费神。春节过后，他被安排上帽，每一百件两元，平均每天能做六百件，有的时候做得快，一天能做到八百件。他说自己因为睡眠不足或者不小心，经常被焊机烫伤。伤得严重的时候让休息半天，通常是不准休息的。他每个月的工资扣除四十元的生活费之后，还能剩下三百多元。

1991年的春节，他给家里寄了二百元钱，由于赚的钱太少，他舍不得花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回趟家。他说自己心里很想家，但是肥佬说回家的人必须被扣下五十元的押金，不回家的人则每天可以获得三块五的膳食补贴。于是心里一盘算，扣下五十元的押金，再加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倒不如将这笔钱寄回家。不过，他说肥佬后来不认账，没有支付三块五的膳食补贴，年假的吃用全部都是自己负担的。

春节过后，肥佬一直没有发工资，直至起火前三天，才发了三月份的工资。厂方的惯例是第一个月的工资推迟到第三个月的月底才发，因此3月份的工资在5月底才领到。5月30日起火的时候，肥佬共欠下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陈义宝的便有六百多元。

陈义宝被烧了二百元，还有去年才买的被单和衣服，现在只剩下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以后，每当我听到这首歌，便会想起他：

工伤（工伤者）

（原曲：小草）

没有呻吟，

没有喊叫，

我就这样受到了工伤。

有人叹息，

有人伤感，

你看工伤病友充满整个病房。

机器啊机器，

你别再发狂。

工友啊工友，

要注意安全。

手指啊脚趾，

你离开了我。

企业啊老板，

你要给我赔偿！

没有在大火中丧生的第一代农民工，注定要活下去，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他们开始获得阶级意识的自觉。陈义宝满面的欢笑，与那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为我们诉说着生存的希望及其与资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之间的必然冲突。试想，有谁会比这位不足十六岁的打工者更明白资本的本质、市场经济的含义以及他们的阶级地位？

（三）改革后的阳河村

翌日，我们来到高店乡阳河村第一组。这个小组座落在一个小盘谷上，人口共有二百多人。绕过几个山弯，踏过一条小桥，我们看到了一片水田和人家。这个组的土地显然比汪洋村差，水稻长得并不高，花生叶看起来也很干枯，其它农作物，如梨树和蔬菜，也相对较少。自从1981年分土地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显然比文革时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农民的蜜月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各种杂税尚未出现，肥料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但自1988年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得厉害，通货膨胀，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都在涨价。农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学费，每个学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时候的一百倍。

阳河村共有八个组，组与组之间相隔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组里的房屋排列得很整齐，一般是五、六间小屋排在一起。我们找不到村长或组长办公的地方。表面上看，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疏离，但是从一些崭新的口号上，可以看到政府依然对农民存在着控制。在村屋的墙上，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标语：“纳税、爱国”、“按时交提留，爱党爱人民”和“滥用土地，就是反人民”等等。从这些标语以及与村民的闲谈中，可以感觉到各种农业税的确是沉重的负担，往往有不少农户在年终时不能及时纳粮和缴现金。村长最头痛的就是要逐户上门催促交税，有时每星期上门三、四次，而用行政手段强迫交税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以往设立的很多项社会福利政府都已经不再负担，社会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生活和群体参与都已变成了孤立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

当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村民正在进行祭祀活动，远在我们进入村口之前，哭泣声已由村里传来，回荡于整个山谷之中，因为火灾中丧生的工人来自阳河村第一组的就有三个人：喻宗喜，男，二十九岁；喻爱珍，二十一岁；喻爱虹，二十三岁。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到东莞打工，全部都进了兴业雨衣厂。现在除死去的三个人外，由于严重伤残而留在广州红十字医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岁。其余四名生还者都回家了，他们分别为喻霞珍（喻爱珍之妹），女，十九岁；喻彩华，女，十九岁；张林，女，十八岁；喻新桥，男，二十一岁。

（四）两个生还的女孩

中国的打工者们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而且有时是一去不复返。

两个生还者——喻霞珍和喻彩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叙述：

1990年春节前，我们同组八个人一起到东莞找工作，每个人身上大约带了二百元钱，当天到达东莞后找到同乡陈义宝的姐姐，她带我们到她工作的厂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从广告上看到雨衣厂招工，当时这间工厂叫做沙龙雨衣厂，一般工友称其为旧厂。这间厂到了1990年10月才由老板王× ×将旧厂拆开，另与香港商家合办新厂，叫做兴业雨衣厂。我们当时到工厂找工，面试我们的是广东老板，姓钟的，他当时并没有向我们要身份证查看，也没有与我们签订任何合同，只是问了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及从前是否在雨衣厂工作过。我们都不敢问工资到底怎么计算，他也只是马马虎虎地告诉我们这间厂的工资是多劳多得，谁干得快谁就多拿钱。由于我们都是生手，因此也就都默不作声地跟他到工厂车间试工。

第一个月我们平均工资才拿到二百多块，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星期天也从不休息。有时候赶上赶货期，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厂里有广东人、广西人、四川人、江西人及我们湖北人。其中要算我们湖北人工作最勤劳，最吃得苦，因为我们都是偏远山区来的，既不懂事又怕事，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感到很幸运。我们这一群人干得特别快，到第二个月已经能拿到三、四百元的工资。有时候觉得太辛苦了，不想再做，但是心想既然人家能做到，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就这样，也就坚持下来了。

我们在旧厂工作了四个月，到了1990年7月停货，停货期间（7月至9月）一直没有发过工资。肥佬（那个广东人老板王 × ×）还答应我们每天补贴三块五的生活费，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发工资和生活费。有一次我们找到肥佬家向他要钱回家，他推搪说快有货了，工资和生活费都要等到上班才发。8月初我们曾经联名写信到石排的劳动局，请求劳动局协助我们追讨四个月的工资，可是一直没有答复。后来听说是因为我们不是正式的合同工，因此不受任何劳动法例的保护。

10月，肥佬另建新厂。由于旧厂没有工资发，肥佬答应我们到了新厂不会再欠工资，于是，我们八个人便都跟着他进了新厂。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发前三个月的工资。平时我们跟肥佬要钱，他有时会给三十或五十元，当然后来都在工资里扣除了。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来买东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吃两顿饭，饿了便想到街上买些豆腐和辣椒吃，我们在家乡都吃辣，到了广东以后吃得很淡，每日除了蔬菜和猪皮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因此特别想吃辣椒。

我们的工厂有两幢楼，矮的那幢有两层，都是生产车间，第一层放了十五部焊机，第二层放了十二部焊机和两部打钮机。高的那幢有四层，第一层是货仓和裁床，第二层全部是裁床，第三层是货仓和男工宿舍，第四层男女工宿舍。矮楼第一层工厂的十五部焊机是1991年4月新购置的，由于要买这些新机器，春节过后的工资一直没有发。平时管理这间厂的主要是广东老板肥佬，香港老板每隔一、两个月才来一次，不过有一个来自香港的会计刘×经常会代表香港老板来厂里，有时候会逗留一个星期以上才走。他5月中来的时候，我们去找他理论为什么不发工资。他当时告诉我们，由于公司需要钱扩建厂房和购买新机器，推迟了一点儿，但是很快就会有工资发。他还指着车间里十多台新装上的电风扇说，这些设备都需要钱，公司哪来那么多钱。

工厂里的电风扇是今年四月份才装上去的，以前连一把风扇也没有，车间空气非常混浊，焊塑料的时候经常发出又臭又酸的气味，有时候受不了了，就跑到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记得有一批枣红色的塑料，发出的臭味特别难闻，车间里许多工友都感到头痛。我们向指导员请假去看医生，老板也不管。厂里有三个指导员，工厂第一层有一个，女的，是广东人，她月薪大约六百多元；第二层有一男一女，女的是广东人，月薪大约五百元；男的是广西人，月薪有四百多元。

喻彩华在厂里所做的工序是上领，工钱是记件的，每一百件是一块八，每天能做一千至一千五百件左右，要看精神而定。有时候过于疲劳，手脚就慢。工资最高的那个月，拿到了六百多块钱。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块八，大约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资是四百元。我们的工钱并不固定，老板见我们做快了，便会降工价，例如上帽子，前个月还是一块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块二。

我们睡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层里，空气跟车间里没什么两样儿。4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觉，而我们女孩子只能窝在房间里面。晚上下了班，虽然很想到街上舒展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工厂大门一过十二点半便上锁，所以根本没法走出去街上散散步。

5月30日晚上两点钟起火，我们无法从工厂大门逃出来，全部都从三、四楼往下跳，不是死，就是伤。喻霞珍从三楼跳下，她姐姐没有跳下，所以被活活烧死；喻彩华也是从三楼跳下，张林则从四楼跳下，我们都伤了臀部和脚部，张林还多烧伤了一只手。后来我们又听说一个名叫张云的广东男孩子烧死在一楼的电源总开关处。

与其说这场大火要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烙印，倒不如说，它决意要烧毁一种属于九十年代特有的创伤和死寂。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黑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