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蔷薇与二月兰的浪漫爱情
1939年， 19岁的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是，朱德熙在听了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程后，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了中文系。
朱德熙曾经在联大生病休学一年，为了糊口，成了在昆明文明新街经营瓷器的何家的家庭教师。当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何家疏散到昆明西南郊区的陆家营。朱德熙成了何孔敬弟弟的教师，何孔敬送朱德熙去自己乡下的家，这是两人初次相识。60多年后，何孔敬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朱德熙时的情形：
那天，朱德熙穿了灰色的长袍，围了浅灰色的围巾，拎着一袋书，揿着头，不时用手指掠掠浓密的头发，手里拄着一根棕竹手杖。手杖只是个装饰品，拄着好玩而已。本来那时他还很年轻，用不着拄手杖助步，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很多是拄手杖的，这是一时风气。何孔敬觉得这位“先生”很潇洒，且有一种风度。
初次相见，两人颇有好感，相处时间久了，互生爱慕之情。朱德熙与何孔敬定情，始于一束蔷薇花。有一次去赶街子，两人边走边聊，落在了后头。路上的一条小水沟里长满了野蔷薇花，花形只有拇指大，色淡红，微有香气，酷似袖珍玫瑰花，朱德熙摘下一串，给何家姑娘戴在衣襟上，深情地说：“孔敬，知道吗？你很美，天然不俗，我很喜欢你。过几天，我就要回联大去复学，你要常来看看我。”双方这才明确了对方的心意。何孔敬果断地说服父亲退掉自小订下的亲事，和朱德熙走到了一起。
1944年秋季，中秋节。这天，何孔敬的父亲设定婚宴，并招待了朱德熙的两位大媒――王竹溪先生和唐兰先生，朱德熙的好友汪曾祺也前来作陪。1945年8月，一个良辰吉日，两个热恋的年轻人结婚了，何孔敬穿白缎子礼服，披着朱德熙特意为她挑选的婚纱，脚穿白皮鞋，特意烫了头发，化了淡妆；朱德熙那天穿了笔挺的深灰色西服，雪白的衬衫，十分英俊。
朱德熙喜欢把自己爱好的事物都愿意与何孔敬分享。他自己喜欢昆曲，便教何孔敬学唱。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之一。他喜欢的小说，必定与何孔敬一同阅读；喜欢的画，也同何孔敬一齐欣赏。二人情趣相投，将平凡的生活过得摇曳多姿，饶有情趣。
“文革”期间，朱德熙被关进“牛棚”，不觉已到来年二月。得到允许，朱德熙可以回一次家和家人团聚。二月的北大校园，到处开着紫罗兰色的二月兰，繁花似锦，生气勃勃。朱德熙依旧记挂妻子的喜好。他一进门就给了妻子一个惊喜。何孔敬接过书包，一股淡淡的花香溢了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书包二月兰。于是，餐桌上、书桌上、卧室里，都摆上了一瓶瓶美丽的二月兰。
身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的朱德熙，曾经对何孔敬说：“你看，这些古文字多美！要知道一个字的来龙去脉，得做很多考证，很有意思。”何孔敬和朱德熙结婚后，相夫教子，当了家庭妇女。两人的精神交流默契、和谐。朱德熙在接受巴黎第七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言说：“我的事业成功，有太太的一半功劳。”
朱德熙曾经拒绝了好友让其去汕头大学任教的建议，而是专心留在北大做学问，这种踏实的精神也深深地流淌在他们的爱情中，简单而朴素。他们曾经的新房墙上，挂着唐兰先生写的条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何孔敬说：“德熙是君子，我是淑女。我很幸福。”
（摘自《老同志之友》，本刊有删改）（实习编辑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