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法则"在中国适用性研究

　　摘要：“瓦格纳法则”认为，一国的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规模将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大，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是成立的。 　　关键词：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2-0054-05 　　 　　一、引言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 对英、美、法、德、日等国的工业化现状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法则”，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的增大以及在工业化经营方面的需要而要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从绝对量上来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仅为1 122.09亿元，2009年中国财政支出为75 873.64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66倍。1978年中国人均财政支出为116.57元，到2009年人均财政支出为5 684.53元，比1978年增长了47倍（见图1）。然而，从相对量上看，1978―1996年，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1996年达到最低点，只有11.15%。1997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发生逆转，呈现恢复性增长，尤其是从1998年中国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出现明显增长。2009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22.62%（见图2）。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证明了“瓦格纳法则”的合理性，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瓦格纳法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文献回顾 　　“瓦格纳法则”目前已经得到财政学界的广泛认可。Abizadeh&Gray（1985）[1]利用1963―1979年55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瓦格纳法则”的适用性，发现“瓦格纳法则”在富裕的国家成立，而在贫穷的国家不成立。Bairam（1995）[2]利用1972―1991年美国财政支出的数据将财政支出分拆为联邦支出、州政府支出，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结果发现只有美国联邦非国防支出相对于GDP的增长弹性大于l，具有“瓦格纳法则”的特征，其他各类财政规模指标都不具有这种特征。Afxentiou&Serletis（1996）[3]利用20世纪的数据检验了“瓦格纳法则”在六个欧洲国家的适用性，结果表明“瓦格纳法则”不成立。Islam（2001）[4]利用JJ协整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美国1929―1996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瓦格纳法则”在美国是成立的。Narayan， P. K. et al.（2007）[5]利用中国1952―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等方法，检验了“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表明“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成立，而在全国和东部并不成立。 　　对“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结论也不相同。吴凯（2006）[6]认为虽然国民收入与财政支出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成立。赵石磊（2008）[7]认为，中国较好支持了“瓦格纳法则”，并得出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缺乏弹性的结论。饶晓辉（2007）[8]认为，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支持了“瓦格纳法则”。朱柏铭（2008）[9]认为，1978―2005年“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无法得到印证。 　　国内关于“瓦格纳法则”实证性的研究较少，仅有的几篇文献都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同质整体来看待的，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未能考虑在内，既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的差异。本文采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最新的面板数据单位根、面板协整检验、FMOLS协整估计和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对“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 　　三、“瓦格纳法则”在中国适用性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和数据 　　本文在Narayan，P.K.et al（2007）[5]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如下两个模型： 　　Lngfeit=0i+1iLngdpit+it（1） 　　Lnpgfeit=0i+1iLnpgdpit+it（2） 　　Peacock &Wiseman（1961）[10]、Musgrave（1969）[11]和Goffman & Mahar（1971）[12]对“瓦格纳法则”进行检验时采取了模型（1）的形式；Gupta's（1967）[13]、Michas（1975）[14]、Mann（1988）、Chang（2002）和Chang et al.（2004）对“瓦格纳法则”检验时采取了模型（2）的形式。模型（1）中的Lngfe为财政支出的对数值，Ln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值；模型（2）中的Lnpgfe为人均财政支出的对数值，1np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i代表各个省份，t代表年份，为随机扰动项。“瓦格纳法则”描述了两个变量：一是经济增长，二是政府部门的扩张。本文用Lngdp、Lnpgdp两个变量代表经济增长，Lngfe、Lnpgfe两个变量代表政府部门的扩张。如果“瓦格纳法则”成立，两个模型中的系数1i、1i应该为正数，而且大于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研究，共29个省（区、市）。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2个省（区、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区、市）；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8个省（区、市）。没有考虑四川省、重庆市、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主要因为这些地区的数据在1996前后的统计口径不同。本文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为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各省的统计公报。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四个变量，即财政支出（Lngfe）、国内生产总值（Lngdp）、人均财政支出（Lnpgfe）、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使用了多种检验方法，包括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表1结果表明，中国及东中西部的Lngfe、Lngdp、Lnpgfe、Lnpgdp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而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Lngfe、Lngdp、Lnpgfe、Lnpgdp进行检验时，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过程。因此，Lngfe、Lngdp、Lnpgfe、Lnpgdp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三）面板协整检验 　　在得出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后，再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在检验模型（1）和模型（2）的协整关系时使用了由Pedroni（1999）和Kao（1999）提出的多种协整检验方法。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分别考虑了有常数项时无趋势项和有趋势项两种情况。所有检验的原假设都“不存在协整关系”，拒绝原假设则意味着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模型（1）的两个变量协整关系的各种检验，中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均拒绝原假设，即财政总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于模型（2）的两个变量协整关系的各种检验，中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也均拒绝原假设，即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四）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FMOLS） 　　对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面板数据，不能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因在面板数据环境下，回归变量间的潜在内生性和序列相关会使回归量出现明显的偏误。Pedroni（2000）提出估计异质性面板协整方程的全面修正估计量（FMOLS），解决了OLS估计量在小样本条件下带有明显偏差的问题。本文使用FMOLS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协整估计，其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全国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1%，财政总支出增加0.985 8%；人均GDP增加1%，人均财政支出增加0.979 3%。对于东部来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加1%，地区财政总支出增加0.993 7%；地区人均GDP增加1%，人均财政支出增加0.982 3%。对于中部来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加1%，地区财政总支出增加1.019 6%；地区人均GDP增加1%，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006 5%。对于西部来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加1%，地区财政总支出增加1.213 8%；地区人均GDP增加1%，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109 9%。如果“瓦格纳法则”成立，则系数1i和1i必须为正，而且应该大于1。从表4中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i和1i都是大于1的，完全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要求，说明“瓦格纳法则”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是严格成立的。全国和东部的1i和1i都小于1，但非常接近1，也可以说“瓦格纳法则”在全国和东部是近似成立的。 　　（五）面板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88）指出的“如果非平稳的两个时间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面板数据也同样适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能否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X在Y的预测中有帮助，或者X与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就可以说“Y是由X Granger引起的”。因此，变量Lngfe和Lngd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3）和（4）： 　　Lngdpit=1g+11ipLngdpit-p+12ipLngfeit-p+1iecmt-1（3） 　　Lngfeit=2g+21ipLngfeit-p+22ipLngdpit-p+2iecmt-1（4） 　　同样变量1npgfe和1npgdp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5）和（6）： 　　Lnpgdpit=1g+11ipLnpgdpit-p+ 　　12ipLnpgfeit-p+1iecmt-1（5） 　　Lnpgfeit=2g+21ipLnpgfeit-p+ 　　22ipLnpgdpit-p+2iecmt-1（6） 　　其中，表示一阶差分，p为滞后期，如果差分项显著，则代表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成立；如果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代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成立。 　　从表5可以看出，对于全国、东部和西部，差分项和误差修正项均显著，说明无论是长期和短期，均存在财政总支出和GDP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财政总支出的变动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GDP变动也是财政总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对于中部来说，误差修正项显著，但差分项并不显著，说明从长期来看，存在财政总支出和GDP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从短期来看，GDP变动是财政总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全国和东部，差分项和误差修正项均显著，说明无论是长期和短期，均存在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中部和西部来说，误差修正项显著，但差分项并不显著，说明从长期来看，存在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只存在人均GDP到人均财政支出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人均GDP变动是人均财政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人均财政支出变动并不是人均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长期和短期，“瓦格纳法则”在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也都是成立，因为人均GDP变动是人均财政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 　　本文通过1978―2009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性的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 无论是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是政府支出规模的Granger原因，说明“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都是成立的。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公共管理服务和法律秩序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公共支出将随之逐步扩大。 　　2. 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中部和西部的地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大于1，“瓦格纳法则”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是严格成立的，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刺激作用较大，而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刺激作用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参考文献： 　　［1］Abizadeh S， Gray. Wagner’s Law： A 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Comparison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5（88）： 209-218. 　　［2］Bairam. Level of Aggregation， Variable Elasticity and Wagner’s Law ［J］. Economics Letters， 1995（48）： 341-344. 　　［3］Afxentiou P C， Serletis A.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Do They Converge or Follow Wagner’s law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1996（10）： 33-47. 　　［4］Ismlam A M. Wagner’s Law Revisited： Cointegration and Erogeneity Tests for USA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1（8）： 509-515. 　　［5］Narayan P K， Nielsen I， Smyth R. Panel data， Cointegration， Causality and Wagner’s La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10）：1-13. 　　［6］吴凯.浅论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J］.财经论丛，2006，（5）：36-42. 　　［7］赵石磊. “瓦格纳定律”检验中的协整与因果问题――中国的情况［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8）：18-22. 　　［8］饶晓辉.财政支出的效率与规模［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5）：76-81. 　　［9］朱柏铭，祝燕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59-63.

　　［10］Peacock A T， Wiseman J.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Musgrave R A. Fiscal System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Goffman J J， Mahar D J.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s in Selected Developing Nations：Six Caribbean Nations ［J］. Public Finance， 1971（26）：57-74. 　　［13］Gupta S P.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Time Series Analysis ［J］. Public Finance， 1967（22）： 423-461. 　　［14］Michas N A. Wagner's Law of Pubic Expenditures： What Is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for A Valid Test?［J］. Public Finance， 1975（30）： 77-84.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武玲玲 　　 　　Research on Validity of Wagner's Law in China 　　Wang Kai1, Pang Zhen1, Pan Yi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Wagner's Law" pointed out that a country's public sector， especially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 would expand as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reason of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rease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long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hich support for Wagner's law in China. 　　Key words: Wagner's Law; finance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