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

作者：田薇

《学术月刊》 2001年05期

　　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对立甚至是对抗的。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信仰却日趋削弱，似乎更加确证了一个传统的见解：基督教扼杀了科学，文艺复兴运动才带来了科学的诞生。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对西方基督教及其与文化、科学、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关系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传统观念受到了种种挑战。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霍莱斯特指出：“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可能过分强调了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实际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对于科学的兴趣，可以说并不大于一位现代英国文学或拉丁文学教授。现代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注：C·沃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79页。）众所周知，中世纪文化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霍莱斯特的观点实际意味着：现代科学植根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荷兰当代科学史专家霍伊卡则提出一个类似于李约瑟式的问题：“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发生于16和17世纪。……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即欧洲和一个特定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我们由此进一步发问：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无疑地，基督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于是这里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科学的兴起与基督教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直接涉及到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如果是否定性的，那么，基督教对科学起的是一种阻碍或破坏的作用；如果是肯定性的，那么，结论将会突破流行见解；如果是双重性的，那么，结论也将对传统见解提出严峻的挑战。

　　一

　　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学理论以轴心期为标志，他指出，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文明是欧洲特有的文明，正是科学技术把欧洲世界推到了现代历史的前台。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欧洲现象，现代科学的产生根源何在呢？除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学解释之外，从文化层面上来看，长期以来，人们一方面将科学视为挣脱了基督教信仰束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都把以追问“为什么”为特征的希腊文化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根源。于是，基督教被看作是扼杀科学形成的障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基督教与科学相对立的传统观点。

　　荷兰当代科学史家霍伊卡教授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一书中，从历史事实出发，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基督教和古代文化的相遇和对立，不但不曾阻碍、反而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诞生。按照流行的看法，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古典的希腊文化传统，而不是犹太一基督教的圣经传统。就连神学家和教士们有时也竭力否定基督教会的过去，痛惜教会对科学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然而，不能由于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有误，就把错误归之于圣经；不能因教会曾起过抵制科学的作用，就把基督教理解为与科学不能相容。“欧洲思想深受希腊—罗马源泉和《圣经》源泉两方面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仅仅烙上了希腊—罗马源泉的印记，这看来令人难以置信。”（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2页。）的确，西方文化是所谓“两希文化”——希腊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宗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基督教不可能不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对此霍伊卡进一步指出：“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腊文化遗产和《圣经》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页。）。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理性和技艺劳动的不同理解上，正是在这种不同的理解中产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希腊人的理解对现代科学的兴起具有阻碍作用，而圣经的观念则弥补了它的缺陷，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从实际的历史发生过程来看，“在现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页。）这就是说，在基督教作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存在的时代，科学的产生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受到它的推动。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宙斯就是苍天，就是大地。自然是有生命的神圣的有机体，是被神化、被尊崇的对象。其他异教也往往把大自然或某些自然物视为有神性的。于是，探索和利用自然、改造和驾驭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冒犯和亵渎。这种灵化自然的世界观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妨碍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圣经》把自然界理解为上帝的造物，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神性。作为上帝创世的作品，它受到珍视但不会受到崇拜。人也是上帝的造物，但他高于自然万物，上帝把世界交给了人、赐给了人，让他去治理，因而人类是上帝的工作伙伴，分享着上帝对其他受造物的统治。这种世界观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为人类探索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根据，使人类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科学技术。

　　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关于自然的理解又出现了新的观念，形成了把世界看作是上帝创造、以机械模式存在、彻底非神化的《圣经》世界观，这更加有利于现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世界图景的解释。从哥白尼到牛顿，科学的发展过程正是世界图景机械化的过程。反过来讲，近代机械论的科学和哲学更符合《圣经》的观念，因为一个有机的世界由“生育”而来，这必然包含着自我原因；而一个机械的世界则由制造而来，它只能是上帝理性设计的结果。所以，当时的机械论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波义耳、笛卡尔、帕斯卡尔、伽里略、牛顿等人都认为，他们的研究活动更加证明了造物主的伟大，证明了《圣经》的真理，为上帝增加了荣耀。这种更加符合上帝是创世主的机械论科学观，或者说从上帝是创世主的圣经观念出发所得出的这种机械论科学观，实际上通过把自然彻底非神化，放开了科学真正能够客观地探讨自然界的手脚，导致了一种实证的、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念。这种科学观念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正统方法，即理性经验论的基础。今天的科学家们运用机械论的模式时，已不再把它视为对世界本质的解释，而是作为理性描述的工具。然而，霍伊卡对此进一步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当他们采纳这种观点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一切都已世俗化，但他们的学科的形而上学基础，却主要来源于《圣经》关于上帝和创世的观念。”（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7页。）

　　按照希腊人的理解，自然界充满了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人只要凭借理性自身的规则，就完全可以认识无限的自然界。在这种观念下，世界的偶然性失去应有的地位和重视，经验的事实也无法作为真理性的根据。这种观念显然有悖于现代科学精神。按照《圣经》的观念，世界作为上帝的造物，虽然是有法则的、有秩序的，但也是上帝自由意志的产物。上帝的自由意志无须服从任何东西，上帝的创造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人的有限的理性应该避免僭越的狂妄，必须随时准备接受上帝创造的新事实，驯服地遵从上帝亲自撰写的这本大自然之书。这意味着尊重从事实出发的、无止境的科学认识，意味着不能用既定的理性法则来要求新的事实，只能服从于已知的和确实存在的事实，只能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而不管其是否符合理性。只有承认事实，承认无知，才有可能去探索以求得真知。霍伊卡认为，《圣经》所蕴含的这种思想，无疑更有利于促进面对事实的现代科学精神的形成。关于这一点，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一段话也表达了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与基督教观念的一致性：“在我看来，科学似乎是以最崇高、最有力的方式传授伟大的真理，而这种伟大的真理正是体现在完全服从上帝意志的基督教观念之中：像幼童般面对事实，随时准备放弃任何先入之见，谦恭地跟随自然的引导，即使是坠入深渊也在所不惜。否则，你就将一无所获。”（注：转引自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64页。）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科学离不开实验。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实验科学的兴起。然而，实验作为一种手工技艺劳动，在古代是受到鄙视的。古希腊人认为，凭借手工技艺是无法与神性大自然竞争的，这种竞争本身也是有悖天理的，一些机械的和化学的实验研究因而被看作是与巫术相似的东西。此外，古代人崇尚自然，往往认为人造之物劣于自然之物，这些都影响了科学实验的开展。可是，霍伊卡指出，在《圣经》中并不存在上述阻碍实验科学发展的因素，相反，《圣经》对手工技艺采取了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它不像希腊人那样赞扬“闲暇”，而是为诚实的生活规定六日劳碌做工，“甚至早在人类堕落之前，人类就必须‘修理看守’伊甸园；在人类堕落之后，对人类所作的惩罚是劳动的疲乏，而不是劳动本身”（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98页。）。上帝把所有劳动都看作是神圣的，上帝给予了人类运用手工艺的天赋，让他们有智慧，有知识，能作各种各样的工。

　　这种观念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扬。在现世禁欲主义的观念中，一切世俗的职业劳动都被作为“善功”而成为荣耀上帝的途径，由此便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道德上的认可。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这种新教禁欲主义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同样，霍伊卡也指出，科学实验作为一种技艺劳动，也因此取得了基督教精神的支持，不再受到鄙视，变成了一项增加上帝荣耀的活动。当时的新教徒们为荣耀上帝，躬行善功，把无私忘我地献身于科学技术研究活动视为自己的“天职”，为科学革命作出了贡献。现代实验科学正是在这种基督教思想背景和基督教精神动力的驱使下诞生的。例如，加尔文教认为，那些忽视研究自然的人，与那些在探究上帝的作品时忘记了创世主的人同样有罪，因为科学研究能够导致人们了解上帝，指导生活。这种基督教观念显然对科学起着推动作用。

　　对此，雅斯贝尔斯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注：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三方面成为现代科学诞生的内在动机：一是“基督教的精神要求不惜代价的真实”，真实是基督教追求的最高峰，由此，对真理的追求要求把认识当作严肃的天职；二是“世界是上帝的创造”。既然世界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万事万物都值得去了解，认识就是对上帝思想的再思考。在这方面，恭敬地、如实地阅读上帝的大自然这本书，的确成了许多科学家不懈地探究自然真谛的精神动力。而受造的世界的任何物、任何地方，都永远不是最终的绝对的真实，它总是指向别的东西。因此科学必然是一个无限的追问过程，它从理性涌出又不封闭在其中，于是形成了理论建设和经验实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造成对迄今未知的真实的接近。三是源于虔敬信仰的无限认识，与由认识到的事实带来的对上帝本身的疑问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地促使人们去进一步认识、检验或证明上帝的真实。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推动下，现代科学才得以形成。

　　由此可见，现代科学的产生并非只根源于希腊文化的理性传统，也并非是反对并战胜基督教信仰的结果。事实上，它还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到它的精神的巨大推动。对于这三者的关系，霍伊卡总结道：“希腊一罗马文化与《圣经》的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保存了古代遗产中的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学、逻辑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但它却受到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的指导，这些观念主要导源于《圣经》的世界观。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科学更多地是某种宗教观念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167页。）。

　　从整个西方文化来看，上帝与理性、基督教与科学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两大基本精神。显然，只有把这两种精神理解为统一的，才能解释西方文化的个性。著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曾说：“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scholarship as a Christian calling)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注：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无论霍伊卡等人的见解是否完全精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把基督教完全看作是扼杀科学、把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的观点，过于简单武断，它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兴起的实际历史状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或思考。

　　二

　　毋庸置疑，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思维相对来说是薄弱的。虽然在11、12、13世纪，也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巅峰时代，不仅经院哲学、骑士文学、哥特式建筑艺术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科学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按照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的美国作者威尔·杜兰的说法，这时期科学活动的光芒可与哲学和文学的光芒相媲美）（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纪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7页。），但是无论是哲学思考还是科学探讨，在那个时代终归是在信仰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就此而言，基督教对科学有限制的一面，或者说，两者有冲突的一面。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中世纪科学研究的薄弱决不能归因于基督教扼杀科学的缘故。事实上，一方面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在晚期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衰落了，另一方面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又进一步摧毁了古典文明。在文化一片蛮荒的情况下，正是基督教、也唯有基督教才承担起了教化蛮人走向文明的重任，从而挽救和保存、传播和延续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欧洲文明的种子。同时，也正是在基督教观念的培育下，长成了西方文化的参天大树。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的情况下，科学与宗教还谈不上真正的对立和冲突。

　　到了近现代以来，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终于建立起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验体系。于是，以实证方式解释世界的科学与以信仰方式解释世界的宗教出现了对立。在这方面，正如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中所说，自从哥白尼以来，每当科学与神学发生分歧时，科学总是取胜的。这意味着，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功能基本上取代了基督教的解释功能。如果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就会发现，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分歧，同时也是新的科学观念与旧的科学观念之间的冲突。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在整个中世纪都是支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理论支柱，当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后来布鲁诺、伽里略的科学发现和科学学说提出时，必然与基督教的正统观念发生矛盾。由于它会动摇基督教信仰的支点，因而受到了教会的抵制或扼杀，这表现了科学和基督教冲突的一面。从日心说和地心说两种科学观念之间的冲突，可以发现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特定的基督教观念总是和特定的科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这种特定结合，又反过来构成了科学与基督教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把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完全理解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冲突。为什么存在着宇宙？为什么宇宙存在着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构、而且在这个结构中生命能够出现？这类问题是始终存在的。科学与基督教冲突的真实症结在于：新的科学理论和基督教信仰所固守的旧的科学理论之间发生冲突，或者说，新科学与旧科学所支撑的基督教形态之间发生冲突。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着精神领域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往往表现为科学与教会钦定的正统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

　　正是由于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并不完全等于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冲突，所以，反对教会正统学说的科学家本人却往往是虔诚的基督徒，忠实于基督教信仰，信守基督教的精神观念。这不仅在中世纪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如此，就是近代到现代的许多科学家也都是如此。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反对正统罗马天主教会的新教观念，促成了16、17世纪的科学诞生，才能解释为什么虔诚的新教徒们积极忘我地献身于科学研究活动。在他们身上，基督教信仰和科学观念不仅不是冲突的，恰恰相反，它使科学探讨获得了神圣的根据，成为引导科学家开展科学活动的精神内驱力。

　　波义耳的看法在这方面就很有典型性：“启示的真理如果是理性的负担，那不过犹如羽毛成为鹰的负担一样。羽毛并未因其重量而妨碍鹰的飞行，相反，它使鹰得以展翅翱翔，并且使鹰的视野比没有羽毛时更为广阔。”（注：转引自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63页。）爱因斯坦则认为，真正的科学家都浸透着一种宗教精神。他的名言是：“科学撇开宗教便成了跛子，宗教撇开科学便成了瞎子”，表达了科学需要基督教的支撑，基督教需要理性的智慧；失去基督教科学将会瘫痪，失去科学基督教将会盲目。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赞同这一见解，但是，基督教与科学互济的思想在开普勒、伽里略、牛顿、帕斯卡、卢瑟福、麦克斯韦、普朗克、海森堡、温伯格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至少说明，认为科学与基督教完全对立的观点，有悖于科学的历史真实和现代科学家的实际。

　　当然，这一传统观点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基督教教会确实曾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进行过压制和迫害，另一方面，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特别是在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中，思想家们高扬科学和民主、理性和自由的旗帜，激烈批判封建专制的罪恶，痛斥基督教会的腐败，逐渐形成了把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见解，相应地把科学与基督教也看作是完会对立的东西。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对历史和现实展开更加理智和客观的学术研究，这种带有强烈否定倾向的观点已经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遭到了质疑甚至抛弃。

　　不过，基督教与科学在历史上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也是不容质疑的。如果说，这种对立在中世纪更多地表现为科学受到宗教束缚，那么，近代以来的对立则表现为基督教的地盘更多地受到科学的限制。伴随着科学的胜利进军，基督教对世界的认知解释功能逐渐让位给了科学，只有依靠科学才能认识世界的观念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面对科学技术的非凡成就和巨大威力，就像中世纪“上帝万能”的宗教观念一样，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万能”的现代观念也出现了。相形之下，基督教在世俗精神和科技理性的打击下则日渐势微，不仅失去了认识世界的解释功能，就连规范社会人生的价值理想功能也大为降低。可结果又如何呢？现代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并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福利，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异化后果。这使人们禁不住反问：这一切创造及其成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由于缺乏合理的价值观念的有效导引，伴随巨大的物质成就的获得，是意义的巨大失落。生存与环境危机、文化与科学危机、信仰和价值危机、精神和道德危机，一句话，人的危机在当代空前凸现，高扬信仰和真理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经被冷落的基督教再度引起了西方人以及东方人的思考和关注。人们曾由专断的信仰走向理性的科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当人由“上帝万能”走向“科学万能”时，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同样的误区。科学具有自身的意义和局限，它只断言“是什么”，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理想和信仰、目的和意义、精神和价值、神圣和超越、永恒和终极等问题，却是人的生存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事实上，在当代科学与基督教的自身发展中，人们对这两者的认识已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从基督教方面来看，在科学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时代最强音的情况下，基督教也开始不断地调整自身，力图靠近科学和适应科学，在坚持基督教信念和基督教原则的前提下，修正甚至抛弃旧有的固定的具体解释和表达方式，利用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信仰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使基督教观念具有现代形态。例如基督教和进化论之间关系的演变就是一个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认为，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把基督教从以前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澄清自身真正的使命，用恰当的方式将基督教原则表达出来。

　　从科学方面来看，当代思想者越来越认识到一点：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抛开目标设定的意义判断或价值选择的。没有合理的和人性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导引，科技就会致恶，就会反人道，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在此，作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督教信仰（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伦理学等）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理念关照和道德启示。从科学家个体的研究活动来看，基督教信念和基督教情怀常常构成科学探讨的精神驱动力。比如，科学家对宇宙有序性的奇妙和神秘的感受和惊叹、执迷和敬畏，本身就是一种基督教情怀，由此产生了坚信宇宙有序性的信念，最后在这种基督教信念驱使下，为科学研究而献身。在这方面，爱因斯坦体会得最为深刻，也作出过丰富的论述。他提出了“宇宙宗教”和“宇宙宗教感情”的概念。所谓“宇宙宗教”，指对于宇宙世界的因果联系的合理性或有序的和谐性所具有的宗教性信仰；所谓“宇宙宗教感情”，指对于宇宙世界的合理性感到狂喜的惊奇和敬畏，由此为坚定并热忱地献身于科学研究而感到幸福。他说：“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注：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82页。）。在这里，“宗教同科学之间实在不可能存在什么正当的冲突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注：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页。）。

　　可以发现，在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上帝既是价值判断和目标设定的根据，也是宇宙和谐有序的理性本质。爱因斯坦甚至把宇宙宗教看作是比道德宗教更为高级的宗教，这反映了现代西方宗教向世俗化方向的某种演变。事实上，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在当代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地称为世俗化趋势：日益关心人类此岸的切身生活，如需要和利益、文化和道德、人生和幸福，以及自然生态、全球伦理、国际和平、科技后果等等，而不再只是专注于遥远的彼岸世界。随着制度化的基督教的衰落，在社会操作体系中，基督教统一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朝着个体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基督教日益成为个人行为，每个人追求着自认为神圣的那部分价值。于是，基督教内在化了，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仰，一种情感，一种寄托，一种需要，由此导致了基督教信仰日益人本化、人道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它不再像传统基督教那样把“天条”专断地套在社会文化生活之上，使之不能越出雷池。这些新变化使得基督教更加贴近并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因而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大为改善，越来越趋于协调。作为人类文化的不同分支，它们在一种并存互补的关系中共同推动着文明的发展。

作者介绍：田薇，哲学硕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