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宗教与中美关系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教授 美国社会最主要的文化悖论之一,就是明显世俗性与普通宗教性的并存｡作为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和社会文化的基本部分,宗教及宗教团体对美国内政外交具有一定影响｡但除个别例外(如针对苏联犹太人的1973年杰克逊-瓦尼克法),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并不特别强调宗教｡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一般地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战略考量所致,同时宗教团体缺乏目标､共识和游说力量也是原因之一｡就中美关系而言,中美反苏地缘政治合作就淡化了两国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的分歧,即使在后冷战时期,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政府和非政府人权机构的关注重点仍为“持不同政见者”,而非宗教自由问题｡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的地位｡“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宗教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法案,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业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克林顿语)｡ 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中出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等四大趋势｡以争取宗教自由为宗旨的新人权运动与以往的人权运动不同:前者是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其中福音派就号称有8000万信徒),政治动员走国会路线;而后者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与此同时,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中的地位也已形成新的高度一致,出现诸如“宗教自由和平论”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等理念,宗教已成为美国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宗教在美国2004年总统选举中起了较大作用,出现“宗教差距”和“价值观选民”等说法｡小布什的共和党谋士将“社会(或道德问题)身体化”,使竞选集中在同性婚姻､堕胎和干细胞研究等议题上,以争取宗教保守派的支持｡鉴于所谓美国政治宗教化的倾向,新闻记者凯文・菲利普甚至危言耸听地称美国已出现“反启蒙主义”和“共和党神权政治”,“当代最完全以信仰为基础的总统任期”这种对小布什及其政府的媒体评价……最近的研究则表明宗教因素在2004年大选中的作用远非无可争议,把此次大选称为红(州)蓝(州)对决,或用“文化战争论”来加以诠释更属夸张,当今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充其量也就是“文化口水战”而已｡ 待到2006年中期选举,“宗教差距”明显缩小,许多“价值观选民”未去投票,白人福音派对共和党支持率比两年前下降20个百分点｡对“宗教差距”缩小和福音派的“政治守斋”有种种解释:如宗教左翼的政治觉醒;福音派对共和党执政的不满(道德和反贪腐问题､对国家未来方向担忧以及全球变暖､环境和伊拉克战争等)｡小布什2004年重新当选后并未不遗余力地推进福音派的政治议程,其所谓信仰为基础的倡议也是虎头蛇尾,象征性大于实质性｡共和党内也有人进行牵制,因此宗教右翼在共和党内并不能大行其道,“绑架”乃至左右执政党的内外政策｡宗教右翼的受挫使许多福音派人士要求脱离“被污染”之共和党而另立新党｡ 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美国政治的“宗教差距”虽然缩小但未消失,民主党获胜主要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和共和党丑闻｡本次中期选举表明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宗教化倾向(尤其在堕胎问题上),如若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再掺和进对宗教及人权的关注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宗教问题在中美两国均属敏感问题,而且涉及两国所坚持的原则和底线,目前宗教问题已溢出传统外交渠道,成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障碍,较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就目前而言,美国是当今世界受宗教恐怖主义危害和潜在威胁的最主要国家之一,而中国则是在当前世界最不可能在宗教领域对美国传统国家安全造成挑战和危害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国家安全层面,宗教反恐也可能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为中美加强安全战略合作留下空间｡ 栏目主持: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